传统风水术在中国社会上的影响，一言以蔽之，可说是极为广泛而深远。从阳宅风水来说，大至统治者建造都城，小到民间住宅一灶一门的设置，都是阴宅风水中的内容，也就都在其影响范围之内3举例来说，西周初，都洛邑，用重臣周公、召伯“相宅”，即选择城址，制订规划。东汉时，社会上广泛信守“西益宅”不祥的禁忌，“举世不敢西益宅”。
这些我们已经在前面提到过。
到元代，大臣刘秉忠官至光禄大夫、太保，精通阴阳风水之术，曾相地建造元上都C在内蒙多伦县h又在建造元大都（今北京市）的过程中，从选择基址，到全盘规划，都由他主持其事。
王侯大臣建造府第也奉行风水学说，如南宋名将杨和王在杭州建造住宅，占地极广，自居中央，把几个儿子安排在周围。
房子落成后，他为炫權住房的华丽雄伟，开开大门让众人进来游赏，有一位通晓风水术的和尚也前来观玩，看完后对杨和王说，您的房子是乌龟形的，得水则吉，失水则凶。
杨和王当时正受到皇帝赵构的宠信，于是立即请求皇帝允许他引来湖水环绕自己的住宅。
皇帝当即答应，杨和王火速开工，日以继夜，仅用三天时间就在住宅周围凿成数百丈长的沟渠，引湖水灌注。
后来言官闻事上奏弹劾他，赵构还为他辩解，免去追究。
甚至封建政府官员修建有关工程也要遵从风水学说，清代杭州科举放盛，历年都能取中许多进士、举人，称誉一时。
不料在枭庆、道光之后，渐渐不如绍兴科举之盛；咸丰同治年间，连南京也赶不上了。
县官丁松生认为这是府学衙门风水不佳的缘故，所以在光绪年科举考试之前，特地请风水先生来对大门方向进行改造，又将院中的五魁亭修饰一新，说来也怪，当年考试杭州人就有三十名中了举人，有一人还考取了第二名，人数之多远远超过了其他州县。
有时，风水学说甚至被封建官吏用来达到某种目的，如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驻军在安徽祁门，准备拆除东南城墙建造碉堡，以资守御。
当地人都不同意，與论大哗。
曾国藩遂批示口：“撤尽东南城，永远发科名。
西北留一截，科名永不绝。
”意思是说拆除祁门东南边的城墙而留下西北，风水就好了，可以保证祁门人永远有中举做官的幸运。
结果，当地人果然不再反对，城墙顺利地拆除了。
一般封建士大夫当然也广泛地赞同和相信风水学说，淸代有一位朱寿墉，自幼至老，虔奉风水。
光绪年间，他到河南开封做官，当地有一位县令高锡麟精通阴宅风水，自荐为朱寿墉相宅，且不说朱家开门安灶要由高锡麟来决定，就是屋内安放一只床一张桌子的方位，也要经高同意而后可。
《黄帝宅经》序中曾说，“上之军国都城及大型建筑，次及州县城邑，下到村落市镇，乃至山间的庐舍，只要是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有吉凶祸福，都是遵从风水学说。
”民国时期有人提出，各门近代地理科学，都是从堪舆地理发源的，中国的大都市、大商埠，也都不能脱离风水学说的范围。
近年有学者认为，对数千年来风水术加以总结，就会发现，中国历史上一切建筑活动几乎无不受到风水术的影响。
而这种影响源远流长，至今仍在发生作用。
目前国内一些地区，主要是在乡村，有些人建造住宅依旧遵信风水学说。
尤其是近几年，农村建造住宅较多，有些地方建房必邀通晓风水的人来相地视宅，甚至逐渐演成风气。
在港台及海外华人聚居区，由于风水术不在取谛之列，没有限制，发展也更为自由，出现了所谓“现代风水学”，将过去不适应工业化社会住宅的内容加以改造，寻龙捉脉变成了主要讲求坐向方位。
例如，过去讲居宅某方有山峰高插霄汉，则主人家将有领袖群伦之伟大人物，现在则说居宅某方有二三十层高楼大度，则主儿女大贵等等。
“现代风水学”对传统风水术的改造，颇能迎合社会现实和人们的心理，又着重宣扬一些救贫致富、求吉避凶的功效，所以在海外还有较大影响。
据报载，美国纽约华人街风水先生十分吃香，华裔居民纷纷邀请其看阳宅风水，生意格外兴旺。
由此我们可以略窥海外现代风水学之一斑。
中国的传统风水术的影响甚至波及他国，如古代朝鲜就把中国风水学说照搬照用，建立起一门风水地理学说。
其主要理论依据还是中国的鬼神吉凶、阴阳五行八卦等。
十四世纪时，朝鲜李朝建始人、著名皇帝李成桂就曾经根据和尚的建议迁都汉城，因为据说汉城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周围的地理环境符合风水地理学说的全部要求，是标准的吉地。
又如日本有松浦琴鹤氏所著《八宅明镜图解》、《三六九星吉方图解》等风水著作，可见日本也曾接受和传播过中国的风水学说。
阴宅风水在中国社会上的影响比较阴宅风水要更为明显和深入。
人生百年，无论帝王百姓，终有一死。
《红楼梦》上说得好:“终须一个土馒头”是也。
帝王之陵，气势阔大；百姓之墓，荒坟一丘。
但是，正所谓“故卜宅安厝，自天子达于庶人，古今共之。
必亲之体魂安，庶人之子心安。
”阴宅风水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上普遍实行土葬和儒家学说推崇祖先崇拜。
先秦时期的墨子曾经直斥儒学，“厚葬靡财而贫民”，是一针见血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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