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京老虎轶事
2022年是壬寅年，俗称“虎年”。虎在十二生肖中排在第三位，其体态健壮，毛色绮丽、性凶力大、气势勇猛，被誉为“山兽之君”“兽中之王”。
历史上，北京地区常有野生动物活动。先秦史籍《山海经》已有“幽都（北京）之山，上有元豹、元虎、元狐”的记载。金元乃至明清时期西部及北部山区仍有老虎出没。
燕北山地多老虎
据《北京林业志》《北京森林史辑要》等记载：历史上的北京地区森林茂密，尤其是山区面积较大，复杂多变的地貌和多样化的气候、茂密的阔叶林和充沛的水资源，为野生动物的繁殖和生存提供了有利条件。至少在宋辽时期，北京及周边地带人烟稀少，山地及平原尚未大规模开垦，由此成为野生动物的王国。特别是金元之前，卢沟河（今永定河）上游植被茂盛，“大者合抱干云，小者密如切栉”，林中“虎豹穴藏，人鲜径行，骑不能入”。
最早记录北京地区虎的史籍是《诗经·大雅·韩弈》：梁山附近“麀（yōu）鹿噳（yǔ）噳，有熊有罴（pí棕熊），有猫有虎”。关于梁山，一说为今石景山之琅山（或黑头山），二说为幽州固安县南十里之山。由此说明西周至春秋中叶北京及附近地区已有虎的踪迹。
先秦史籍《山海经》则称：“幽都（北京）之山，上有，元（大）鸟、元蛇、元豹、元虎、元狐、蓬尾。”其“幽都之山”，大致为今天北京西山及军都山、燕山一带。
唐代北京称幽州，距唐都长安（今陕西西安）有千里之遥，属北地边陲，人烟稀少，多有虎豹出没。明代《帝京景物略》称：“梁公为昌平县令，有媪，子死于虎，媪诉，公为文檄神，翌日虎伏阶下，公肆告于众，杀之。土人思公德，立祠也。”大意是说，唐代狄仁杰（去世后追赠梁国公）任昌平县令时，一妇人之子被老虎所害，妇人告到县衙，狄仁杰张贴告示，请神捉拿猛虎。狄仁杰将虎游街示众之后杀掉。当地人感恩图报，建祠纪念狄仁杰。
唐代诗人李白于天宝十年（751年）应幽州节度使判官何昌浩之邀，北行幽州，并与其骑行于燕北山中，遇虎而射，遂写下“怀恩欲报主，投佩向北燕。弯弓绿弦开，满月不惮坚。闲骑骏马猎，一射两虎穿”的诗句。虽然“一射两虎穿”有些夸张，但可以看出当时北京北部地区确有虎出没。
宋代牧溪《老虎图》
明代文学家李贽在《藏书·儒臣传》中记载：唐开元间（713年-741年）裴旻镇守北平郡，颇好狩猎，曾“一日得虎三十”，即一天捕捉到30只老虎。
老虎下山 行至前门外
辽金时期，西山一带时有虎豹出没，并下山至辽南京、金中都周边活动。
武珪为镇州（今河北正定）人，原居辽地，颇知辽事。后南投宋，著有《燕北杂记》。其中有“辽俗，九月九日打围，赌射虎，少者为负，输重九一筵席”的记载。即辽国每年（农历）九月九日打围射虎。射罢，于地高处立帐，设酒席相聚而饮。而北宋文学家张舜民《使辽录》也称：“北人（契丹）打围，一岁各有处所。……四、五月打麋鹿，……八、九月打虎豹之类，自此至于岁终。”
金代虎曾活动于中都（今北京城区西南部）门下。据《金史》载：泰和八年（1208年）八月，中都阳春门外有猛虎出没，并行至今前门外三里河一带，章宗完颜璟“驾出射获之”。章宗颇好游幸，一日傍晚寻游至仰山（今属门头沟），驻跸栖隐寺。夜半三更之时，疏林之中忽传疾风之响，遂有护军惊报：有猛虎隐于山林。章宗欲出，至林中射虎。但巡至天明，未能射之。回銮后写下《仰山》一诗：“金色界中兜率景，碧莲花里梵王宫。鹤惊清露三更月，虎啸疏林万壑风。”
元代大都周边山地仍有虎的行踪。熊梦祥《析津志辑佚》便有“兽之品：狮、象、豹、彪（小老虎）、虎……”的记载。而《元代杂录》中有“出（今延庆）西关，北行数十里到冠山（今冠帽山），多有虎迹，时有乡人被伤之”。诗人萨都剌在《过居庸关》中云：“居庸关，山苍苍，关南暑多关北凉。天门晓开虎豹卧，石鼓昼击云雷张。”由此可见当时居庸关一带尚有虎豹出没。
明武宗捕虎 崇祯帝放虎
明代北京地区有关虎的行迹，在史籍中记述较多。永乐年进士、御史胡启先《皇都大一统赋》云：“（北京）又有珍禽异兽，则若鹰鸇（zhān）鸿鹄（hú），熊猿雉兔，虎豹麋鹿，翱翔郊薮，驰驱林谷。”
明代《内府驺虞图》
顺天府（今北京）人王嘉谟颇好巡游，他在《驻跸山记》中对燕北山地一带的野生动物有所记述：“山自高梁至德胜（门），共百八十里，小山至众记者二十。小山至众记者二十。……兽有虎、豹、奇狸、狼、野干白驳、豪猪、兔、麃（páo），草树多奇。”
为了护卫天寿山皇陵，天顺年间（1457年-1464年）朝廷还组织百余人的杀虎队，在军都山一带进行围捕猎杀，以平息虎豹之患。
弘治年进士边贡，曾到燕北巡游，并看到虎的踪迹，遂赋诗曰：“西登罐石口（今昌平西贯市），鸟道不盈尺。连山树如绣，云中日将夕。不闻樵采音，但见虎行迹。”嘉靖进士、文学家李元阳在《游银山记》记述道：“饭已，由捷路向昌平道。中多木栅如圈，初不知其故，既而问樵人，乃知其为致虎圈也。”明末《皇陵琐记》记载：“出（昌平）德胜口，道野荒凉，忽见虎迹出没于林中，路人皆心恐神惧而不得前行。”
明武宗朱厚照荒淫无道，颇好以戏虎为乐，并于正德二年（1507年），在皇城西北角、太液池的西岸，建造了一座虎城，遂“令居庸关太监李嵩等擒致虎豹生者”，供其戏乐。张爵所编《京师坊巷志稿》记载：“虎城在太液池西北隅。睥睨其上，而阱其下。阱南为铁门，关而窦。其南为小阱，小阱内有铁栅如笼，以槛虎者”。而《明史·江彬传》则记载：“一日，帝捕虎，……虎迫帝，（江）彬趋扑乃解”。即武宗戏虎之时，险些被虎所伤，幸被江彬解救。武宗还令驻守边关的军士捕虎进献大内，“彪（小虎）赏银二十（两），硕虎赏银八十（两）”。
崇祯二年（1629年），驻守居庸关的明军捕得幼虎两只，以木笼囚之，送至京师之虎城。崇祯皇帝闻知大怒，训斥道：“虎豹乃山林之灵兽，当行于山林，囚之于栅，甚是无道。”随即令人放虎归山，并对捕虎进献者重惩，随后以“民脂民膏，养此何用”为由，取消了虎城之置。
清末已难觅虎踪
与元明时期相比，清代北京地区野生动物已有所减少，但仍有虎豹出没。
据乾隆年间萧奭（shì）所著《永宪录》记载：“雍正三年（1725年）十月三日，有一只老虎从齐化门（今朝阳门）外的土城墙窜出。九门提督闻讯后，立刻带兵前往捉拿，但赶到时老虎早就跑了。有目击者说老虎进了护城河边的芦苇荡中，提督立刻令士兵将护城河边的芦苇荡团团围住。天黑之后，老虎突然跑出来，往南从东便门进入城中。随后沿前门下马道一路狂奔，但未伤人，直接跑入了年羹尧的家门。等到天亮时，九门提督立刻带兵来到年宅，用鸟枪将老虎逼入后花园，后来被士兵扑杀。
麟庆乃金世宗完颜雍第二十四世孙，其七世祖达齐哈以军功“从龙入关”。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麟庆及第，授内阁中书。每年他都前往房山金陵拜谒祖先陵寝，并在《鸿雪因缘图记》中记述了金陵遇虎的经历。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八月，麟庆率其子及僧人、猎户若干人，携“竹片及火器，寻路诣陵”。当将行至一片密林时，“大风忽来，木叶簌簌有声，陵户呼曰：‘虎至’。急登台望之，遥见一羚羊窜过西岭，一虎下饮于溪。陵户曰：‘此守陵神虎也，不可惊。’须臾，返风虎去。”麟庆喜不自胜地发出了“家山四面俱全”的感慨。由此可以想见，当时金陵环境葱茏，植被茂盛，所以才有老虎及羚羊出没。
据《北京林业史话》载：金代初期北京地区基本保持着原始生态平衡的野生动物资源，元明时期随着大都及北京城和皇陵的兴建，清代大规模修建皇家园林，北京周边山地林木、山石遭到大量砍伐及开采，加之水旱灾害频发，导致河流干涸、草丛枯萎、大量食草动物迁徙它处或死亡。尽管历代采取了一些封山育林、植树造林等补救措施，但大多是由人工纯林取代了过去的针阔混交林，生物多样性十分有限，无法为森林里的动物们提供足够的食物，由此影响到了虎的生存环境，到了清末，北京地区已难寻虎的踪迹了。
（原标题：旧京老虎轶事）
来源：北京晚报 户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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