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中庸像
协助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北宋宰辅黄中庸,深谙“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道理,主张渐进式的改革;他与王安石政见有差异,却和而不同,存有君子之交;他不参与党争却为权相蔡京所恶;黄中庸是一位坚定的主战派,他力排众议,力主抗击西夏,收复中原失地。他因功获得宋朝的最高荣誉称号——“光禄大夫”,卒后也获得中国古代文人梦寐以求的谥号——“文正”。
黄中庸(1030-1110),字长行,号军城居士,北宋文学家,政治家。北宋兴化军兴化县广业里巩溪人(今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广宫村人),在巩溪故里建有黄府,因出任提刑官与宰相,又称黄提刑府或宰相府;晚年在兴化军莆田县城西驿前街府西巷建有新宅,也称侍中第或宰相第(今莆田市城厢区雷山巷110号)。北宋景佑甲戌进士、文阁大理寺评事黄宠之子。皇佑五年(1053)殿试进士二甲第一名,即传胪。历任江西安福知县、县令,太常博士擢广西北海通判、邵武知府,官至太常寺卿、侍中兼枢密院副使(宰辅)。此时,他的文才声望与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富弼、王尧臣、韩琦等人齐名。
江夏家声大,巩溪世泽长
黄中庸故乡——兴化县广业里巩溪(现新县镇广宫村)
宋代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莆田社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社会习儒成风,士人力求仕进,科举由此兴盛。黄中庸生长的人物荟萃之地——兴化军兴化县广业里“瓢溪趋赴,湘水萦迴”的夹漈山与越王山方圆一带,山川秀丽,人杰地灵,文化发达,英才辈出,北宋期间有陈靖、黄宠、陈陶、黄中庸、林自,南宋时有黄彻、郑厚、郑樵等。北宋同乡本里出现了影响一代政坛的良吏贤相——陈靖与黄中庸,陈靖被后人推为有宋一代300年间少有的12名“循吏”之一,而宰辅黄中庸文才声望比肩司马光、欧阳修等人。
宋仁宗天圣庚午年(1030)正月初四辰时黄中庸出生,其时其父亲黄宠以《论中庸》博学鸿词科贡生试获第一名,母亲宋琼为之取名黄中庸。他从小聪慧,知书达礼的母亲教他读书,他过目成诵,好读诗书,又受其父严格教育,气度聪达,务引大体。在良好家风的熏陶下,少年时代的黄中庸怀着“兼济天下”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他十三岁获兴化县童子科第一名,被郑子庄老师喻为“芝英”;十六岁被选为兴化军学优等甲科岁贡生,故“少有俊声”。
在家乡流传有他命相与登第的传说。有相命先生用八字解读黄中庸的人生,说他的命相是:庚午戊寅丁巳甲辰,属于伤官生财格,但月令带印星,故大贵。《莆阳比事》有记载:“兴化县巩溪仙人岩上有野橘,其实无时,得者以为瑞。庆历间,陈方、黄中庸……皆以九日游岩,人得一橘,登第。”瑞橘兆吉祥,果然他的学业成绩一路高歌猛进,于皇佑四年(1052)举福建乡试第一名即解元;次年,赴京会试第一名,即会元;经殿试中进士二甲第一名,即传胪。宋徽宗大观庚寅1110年黄中庸去世后,朝廷赐谥号为文正。后曾孙雀起,时羡四代联登、八世十六进士:长子黄偊特奏绍圣进士袭荫承事郎、永春令侍御史居游洋龙溪,次子黄仲工部侍郎居西林漳溪,季子黄修翁源令居仙游何岩,四子黄佃郡儒士居郡城文赋里,五子黄伸特奏承事郎居城西雷山,其后黄观(明状元)、黄钺(明武状元)、黄凤翔(明榜眼)、黄叔琳(清探花)相继以甲第显名。可谓是“江夏家声大,巩溪世泽长”。
与王安石政见有异却存君子之交
黄中庸纪念馆
作为有远见的政治家,黄中庸爱国为民,敦敦进言。他生活俭仆,反对奢侈。宋英宗即位之初,朝廷动用国库银两,大兴土木,治理永昭山陵。黄中庸上书进言说,目前国库空乏,眼前连军饷也难以支付,横征暴敛的结果连有钱人家也怨声载道,并赞颂了先帝节俭爱民的举措。黄中庸还批评朝朝廷官多政冗,主张广开言路,必能有益治道。这些意见虽没有完全被采纳,但颇受英宗赞赏。熙宁二年(1069)始,宋神宗以王安石为宰相,推行新法,黄中庸对新法增加农税伤民之举多有指责,那些对他有积怨的官吏便把他当成司马光的同党,黄中庸也因此由侍中兼枢密院副使降职为太常院卿。直到御史中丞吕诲上疏宋神宗,为他鸣不平,这才让他调任浙江提刑。
黄中庸与王安石都是治国安邦的人才,虽政见有所差异,但和而不同,存有君子之交。王安石大刀阔斧推行“熙宁变法”,力图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并收复五州,使北宋为之一振,收到“富国强兵”的效果,被列宁评价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虽然黄中庸与司马光两人十分亲近,所见略同,但也存有差别:
一是黄中庸深谙“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道理,主张渐进式的的改革,因而早年就主张改革,但不支持以增加士民负担为代价,认为应从精简冗员节省朝廷开支入手,改革才能民富国强。他对王安石变法采取急风暴雨式的新政,虽有不同意见,但他并不象司马光那样极力反对新政,而是有利于富国强兵的则支持,对其产生弊端的则批评;二是黄中庸恪守职责,不参与朝争。熙宁八年(1075)二月王安石复相,一代宰相韩琦去世,黄中庸请以个人名誉参与吊唁,获得王安石许准,得以在朝继续司其职、谋其政,与王安石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三是黄中庸为官贤明清正。熙宁九年(1076), 王安石再度罢相,不再复出,而黄中庸胸怀坦荡,不与政争,贤明处事,尽显光明磊落之人格,博得朝臣赞誉;四是黄中庸为人忠厚仁慈。北宋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司马光相继病逝,他先后率翰林院官员慰问王安石、司马光家,并特地亲往司马光灵堂垂泪吊唁。
身体力行的法学家、提刑官
黄中庸是著名的法学家。宋代以科举取士,重文轻武,逐渐摆脱了前代门阀、武臣的羁绊,朝政议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从而导致了政治、思想上较为自由的风气,这种风气也影响到法律思想方面。黄中庸学识渊博,学养深厚,熟悉律法。他曾协助编撰《宋仁宗实录》(律纲部分);元丰四年(1081),他编撰《匡正律刑》,曾经从政的历练与任大理寺寺卿与提刑官时获得的经验,使他撰写此书轻车熟路;元丰八年(1085),他奉宋神宗诏旨,主笔起草《大宋新刑律》,为大宋的法治与法律的不断完善做出了贡献。
黄中庸也是一位提刑官。他担任过江西提刑按察使、浙江提刑、京城提刑,为官宽惠,清廉以风;正法纪,重实据,省佐证,扬善剔奸,能断奇狱,成绩卓著。在浙江十载任上,他“昭雪冤案,所活甚众,浙人德之”,比如平民喻兴偕妻谋杀一妇人,经他查实罪犯得以严惩法办,冤案得以昭雪。但因未按新法处置,王安石也以此为由,将他调出邵武府,降为太常博士,后历任太常院丞、北海知府、尚宝卿、侍中、中书舍人。
黄中庸体恤黎明百姓。他支持哲宗、司马光推行亲民扶民助农政策,但反对蔡京以挖掘司马光墓、废宣仁太后来打击元佑派的过激做法。当时,“青苗法”正在施行,黄中庸痛心地说:我只看到青苗法的害处,实不忍心看到无罪之人触及刑律。有一年浙江大旱引起饥荒,他在不贻误审理案狱的情况下,指挥当地民众以工代赈,疏浚茅山、盐桥二河,旱情得以缓解,为当地做了许多好事,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护。在他离任的那一天,浙江同仁与士民为他隆重送行,“士民乞留”,民众呼喊着“兴化黄青天”,极力挽留。他离任后,“被浙人立生祠祀焉”。
文武兼备的坚定主战派
黄中庸瑞龙庵西侧故宅位置古图
黄中庸坚决维护国家统一,是一位坚定的主战派。他坚决支持加强边防、收复失地的政策,推荐精兵良将为主力边帅,果然在西北的平夏城大败西夏军队。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黄中庸进侍中兼枢密副使,司马光的“扶民助耕”战略正进入收获阶段,鄯、廓州局势稳定,边帅欲举兵渡黄河西攻。但徽宗是个不思进取的皇帝,于是朝廷多有见风使舵的大臣,转而反对西进。黄中庸则坚持兵机不可失,认为宜速进军。他力排众议,不久宋军收复中原失地,黄中庸也因此有功而得到褒奖,获得宋朝的最高荣誉称号——“光禄大夫”。
不参与党争却为蔡京所恶
黄氏家谱
因黄中庸为人正直,一身正气,而被邑人、权相蔡京所恶。黄中庸与蔡京虽是同乡,却似冤家。北宋兴化军仙游县慈孝里赤岭人蔡京先后四次任相,共达17年之久,四起四落。蔡京兴花石纲之役,改盐法和茶法,铸当十大钱。宋钦宗即位后,蔡京被贬岭南,途中饿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
元祐二年(1087),黄中庸在京师任职,与蔡京政见不合,呈上三奏札请求外任,但没有得到允许。绍圣三年(1096),他不顾自身的艰难处境,旗帜鲜明地反对蔡京以挖掘司马光墓、废宣仁太后来打击元祐派的过激做法。元符元年(1098),他虽不参与党争,却因受司马光提携与亲近,被蔡京指为元祐党人。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七月,蔡京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右相),后又官至太师。蔡京擅权植党,排斥异已,将黄中庸名列“元祐党籍碑”,贬官回归故里。从黄中庸与蔡京之间的矛盾也可以看出,党争从先前君子们的原则之争发展到被投机小人或奸臣所利用,成为打击异已与结党营私的工具。
眼见大宋江山江河日下,晚年退隐故里的黄中庸仍心怀天下,忧国忧民。宋徽宗大观丁亥年(1107),黄中庸年已78岁,他在教忠院迎候闽县状元、宰相许将,与他谈论社稷民生大事,侃侃而谈,不坠青云之志,还想有朝一日能报国为民,真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成就了一位教育家、文学家
北宋的金堂书院(今四川的金堂中学)培养了黄中庸等名人
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黄中庸被贬为太常博士,不满蔡京乱政,以病老弃官归隐兴化军城府西巷(今福建莆田城西雷山巷110号其故居尚存)。那时他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热衷兴教重学,一心兴办书院。他在兴化军城驿前街府西巷与兴化县巩溪故里分别建立两所步云书院,出任山(校)长。世传他曾为书院作联:“有心扳丹桂,着意步青云。”以此激励学子。他特别在山林僻静之处的巩溪步云书院与永福潼关教忠院招生授徒,建学子斋舍,广置学田用来助学。他还授学课教,亲授《四书五经》,,吸引八闽一大批读书人趋之若鹜,负笈求学,培养出许多高第名臣。大观已丑年(1109),已经八十岁高龄的黄中庸还到巩溪步云书院探望学子,还特地探望并慰问幼年老师郑子庄(已故太常博士)与少年老师陈昭素(已故三思判官)家人,感恩老师对他的培养。
除了在为官、兴教方面政绩显赫,在文学方面颇有成就。年轻时,他向皇上请奏“用才”与“理财”两端为国朝当务之急,因奏章文才富有大气而名动京师,也曾协助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他善诗文,三十而立的那一年,他授为南宁通判,所作诗文集《黄长行诗集》问世。在江西任上,作《武夷黄冈五绝》等,反映民间疾苦,有所托讽。在京城,著《黄中庸文集》。此时,他的文才声望与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富弼、王尧臣、韩琦齐名。他的诗作《游莲花池诗》“莲花瓣裏可撑船,一月映成水一川;人把水心和月净,莲花贮月水倾船。”构思新奇,格调清新,意境美丽。他的《军城武林灵鹫游记》、《题教忠院》、《锦屏山记》等文章,文笔简洁,音韵铿锵,形神兼备。他著有《黄侍中集》十卷,《莆风清籁集》《文正黄中庸诗稿》各一卷并行于世。《全宋诗》收录其诗(第7342页有载),《宋史》称其“词章高风亮节,淳朴隽美”。
获得中国古代文人梦寐以求的谥号
黄府祖祠
宋徽宗大观庚寅1110年,黄中庸去世,赐谥号为文正,这也是中国古代文人梦寐以求的谥号。司马光曾说:“谥之至美,文正也。”“文正”从此被认定为文臣最高的谥号。千百年来,得到谥号“文正”的文臣仅有30人,而且个个都是当时文人敬仰的人物。宋朝当时共有九人得到“文正”谥号。同一年,蔡京下台。当时,朝廷有旨重新起用黄中庸为太常寺卿、侍中兼枢密院副使宰相,但遗憾的是,他已“出师未捷身先死”。
黄中庸一生荣极天地,誉满乾坤。闽县状元、宰相许将,为铭其墓,将黄中庸葬于兴化县永福里梧桐潼关教忠院山北观音叠座穴,并献上颂词:“巩溪宋洋雷山峻杰,才俊学博理学大儒;浙江提刑宽厚廉平,光禄大夫清德以风;平雪冤狱所活甚众,太常院卿朝阳鸣凤;温公论荐侍中副相,彦博慰留蔡京恶之;元佑党禁致仕办学,中庸倡教永福潼关;福兴永邑士子云集,步云书院梅兰荟萃;五子贤嗣四代联登,孙曾雀起十二进士;绩学多才簪缨世济,淑人周氏北海郡君;侍中文正仁哲名臣,公忠报国门无私谒;长行中庸年享八一,魂归教忠观音叠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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