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的那些事(陕北人走西口那些事)

走西口的那些事

你问鄂尔多斯汉族人，老家哪的？大部分回答，神木的或府谷的。这些人怎么来到鄂尔多斯呢？

中国历史上共发生了三次老百姓自发的人口大迁徙，下南洋、闯关东、走西口。与湖广填四川、大槐树移民等官方组织的人口迁徙不同，这三次迁徙都是老百姓在前面老乡挣钱发家的情况下，开始自发的迁徙。下南洋是福建、广东人（占比95%以上）去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南亚国家谋生的人口迁徙。闯关东是山东、河北人（占比95%以上）到东北谋生的人口迁徙。走西口是山西、陕西人（占比95%以上）到长城外的内蒙古广大草原谋生的人口迁徙。

走西口与闯关东、下南洋相比还有不同，历史跨度时间最长，人口迁移最多，文化影响最深。历史跨度有多长呢？从清朝开始直至今天。现在山西、陕西人还源源不断涌入内蒙古及鄂尔多斯，但是有多少鄂尔多斯人回流到陕西和山西呢？人口迁移有多少呢？以中西部盟市计算，走西口人及其生育的后代至少在1500万，形成了鄂尔多斯、包头、巴彦淖尔、呼和浩特、乌兰察布等许多城市和旗县。文化影响那真是血脉相连，口音、方言、文学艺术、红白喜事风俗习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走西口的那些事

走西口，西口是哪里？为什么要走西口？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从明朝的万里长城说起。

明朝推翻元朝，退守漠北的北元政权经历了五代大汗，到1403年，分裂成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大部落。面对北元政权的复辟图谋，明王朝从推翻大元帝国的第二年，就开始修筑万里长城。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修筑从山海关到河北宣化一线的长城。明朝第三位皇帝朱棣，继续加修了宣化一带的长城。从山海关吾明口台，到鸭绿江边长达970多公里的辽东壕垣长城与城堡，则经历了从明成祖朱棣到明宪宗朱见深六代皇帝、七十多年的修筑。1474年，明宪宗成化十年，开始修筑东起陕西府谷清水营，西至宁夏花马池，长达885公里的长城。随后，明军又修筑了从花马池到宁夏横城黄河边的长城。16世纪中期，明朝建成了东起辽东鸭绿江边的虎山，西至甘肃河西走廊的嘉峪关，全长17700多里的万里长城。正是这道万里长城，铺垫了中国历史上走西口和闯关东两大移民潮。

万里长城的修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蒙古铁骑的进扰，但也不是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长城阻挡了别人，也阻挡了自己。为了方便互通有无，在长城沿线，明朝还需要设置许多进出的关口，这就有了口里口外。但是在明朝的很长一段时间，长城沿线仍然是打打杀杀，关口时开时闭。

直到一件事情出现，这种局面被改变了。这就是历史上的“隆庆议和”。

明正德二年的1507年，阿拉坦汗统领了阴山南北的土默特蒙郭勒津部，史称俺答汗。他以水草肥美的土默川和丰州滩为依托，俺答汗就开始在美岱召（今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美岱召镇）修建固定的板升都城。所谓“板升”，就是用木板夹土，其间夯实，升板筑墙的土木结构住房。这个词后来被蒙古语吸收，作为村落和城镇的代名词，今天呼和浩特许多地名都有个“板”字，如攸攸板等，概源此意。为了修建都城，俺答汗雇用了大量从大同等地而来的汉族逃兵、罪犯和工匠，如山西雁北地区白莲教首领赵全、李志馨等人。俺答汗分给他们帐篷，使其安家落户，娶妻生子，融入到蒙古社会当中，称他们为“汉裔蒙古人”。

1567年明穆宗朱载垕登基，史称隆庆元年。1568年，59岁的俺答汗看中了瓦剌奇喇古特部落（在今天鄂尔多斯一带游牧）首领的20岁女儿也儿克兔哈屯，她就是后来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三娘子”。按辈分，也儿克兔哈屯是俺答汗的外孙女。但当时的游牧民族，并没有因此而不能婚娶的习俗。俺答汗计划娶这位少女做三夫人。但与此同时，俺答汗孙子把汉那吉也喜欢上了也儿克兔哈屯。爷孙俩为了这个少女争了起来，孙子最终没争过爷爷，也儿克兔哈屯成了俺答汗的第三房夫人。把汉那吉一气之下，直奔大同，投降了明朝。俺答汗为了要回孙子，与明朝开始谈判。在明朝名相张居正策划下，俺答汗答应用白莲教首领赵全换回把汉那吉。同时，向明朝称臣纳贡。明朝则同意开放长城沿线关口，建立马市，供蒙古人利用马匹与汉族人交易铁器等生活用品。1571年，明穆宗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属下63人分别被任命了官职。从此，俺答汗每年向朝廷上贡，朝廷也给与相应的奖励。一直到明末，长城沿线再无战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庆议和”。

隆庆议和后，1572年，俺答汗和三娘子开始修建新都城库库和屯，也称大板升，明朝赐名为归化城。这座城市就是今天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今天呼和浩特的大召寺就是那个时代的遗存。为了修建这座城池，俺答汗和三娘子从口里雇用了大量瓦工、木工、画工、铁工等。库库和屯建成后，远望青砖连天，连接草原，故名“青城”。从归化城（呼和浩特）到福化城（美岱召）的当时土默川一带，共有八大板升。全部土默特部约有20万人，其中5万人为汉族人，这就是历史中最早出现的“走西口”。土默川是西口之源。

万里长城沿线设有九边十三镇和几百个大大小小的驻军城堡，仅在地图上能查到的城堡就有四百多座。隆庆议和后，明朝开放的互市有河北之张家口堡，山西之新平堡(天镇)、得胜堡(大同)、水泉堡(偏关)，陕西之清水营堡(府谷)、红山墩堡(榆林），市场都设在离“堡”不远的口隘，是为“口”。同时人们习惯将张家口称为“东口”，张家口以西各口称为“西口”，所以走出张家口西部的各口隘就叫“走西口”。

明朝时期这些边关重镇和城堡，都需要车马粮草和生活用品。明朝政府让一部分商人把军粮军草等等送到长城沿线的驻防将士手中。送完这些粮草以后，明朝由官方再给个盐引，这个盐引形象地讲就是个盐票，商人凭着盐票到指定地点领取食盐。因为食盐是国家专营的，是不允许私人经销的。所以凭这个盐票领到食盐后，再到全国各地售卖，从中可以赚取大量的银两。这就成就了一批以此谋生，赚取朝廷盐引，依靠贩盐发财的山西商人和部分河北京客。初期走西口的晋商就这样脱颖而出。

1644年，清顺治元年，清军攻入北京，明王朝覆灭。清朝建国，万里长城已经不是一道战争的防御屏障。长城内外，漠南漠北，远至蒙古的萨彦岭和恰克图，重新成为中华封建帝国的版图。但是，长城并非已经无用，它又成为清政府分治蒙汉的藩篱。

清政府防止蒙汉联合，把蒙古分为两部分，即外蒙古——也叫喀尔喀蒙古和内蒙古两部分，实行盟旗制管理，画地为牢，不准蒙古族南下越过长城游牧，也不准汉族越过长城，北上耕种。更不蒙汉民众随意往来。各旗王爷进京述职，只能从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和杀虎口六个关口进入。

为了阻止蒙汉人众往来，清顺治六年的1649年，清政府还在鄂尔多斯长城一线，东起准格尔旗黄河岸边的大口，西至宁夏与内蒙古交界的黄河横城堡，划出一条宽五十里，不准蒙汉双方进入的禁留地。因为长期没有人畜进入，禁留地内草木繁茂，落叶成土，人们便称其为“黑界地”。

为了有效地管理蒙古人，早在1639年清崇德三年，皇太极就设了一个蒙古衙门，专管蒙古事务。到了清顺治四年即1648年，顺治皇帝在北京把蒙古衙门改成理藩院，顺治十八年又改成理藩部。理藩部之下，在内外蒙古都设有将军衙署和都统府，将军衙署管理军队，都统府为政府。

但是清朝延续了明朝的贸易政策。仍然在长城沿线设有互市。

在晋陕长城沿线，清政府起初只划出山西的杀虎口和陕西府谷县的黄甫营作为常设的互市市口。康熙四十三年，为方便河曲和保德等地与蒙旗交易，在河曲对面的大口（今准格尔旗大口村）开设了大口互市。市口的开放都是定期的，来此交易的商贾行人必须早出晚归，不得越界逗留，而且所有的交易必须上税。征税的管理部门设在杀虎口，开始叫“户部抽分署”，后来又改成“钦差杀虎口税务监督”，俗称“户部衙门”。户部衙门初设六局三卡，负责东起山西天镇新平堡，西至陕西神木长城一线200里的互市税收。此后，又在陕西榆林的红山寺口增设了一个税卡。到清朝末年，这一线长城开设的税卡增加到二十个，开放的市口就更多了。这些“口”中，最有名的就是杀虎口，它几乎成了走西口的代名词。

从1748年（乾隆十三年）至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这15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段时间是清朝的禁垦期，走西口的主要是旅蒙商人和驼工等。缺口一旦打开，朝廷的限制就显得苍白无力。在这一阶段，走西口、走口外虽然没有大的规模，但从来没有停止过。万里长城早已被商道冲击得千疮百孔。

明朝的徽商，清朝的晋商和今天的浙商，是三个时代的三大商帮。晋商是最早的走西口人，可以说，一部晋商历史也就是走西口的历史。最早他们称为跑草地，也就是做买卖。“旅蒙商”原是从康熙开始的为清朝远征军队贩运粮食、军需贸易活动的商人。起初为远征准噶尔部的清军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以后便同清朝和蒙古族封建主相勾结，垄断了内外蒙古的贸易，形成了庞大的封建商业资本。清兵击溃噶尔丹军后，主力部队移驻大青山，部队供应由山西右玉杀虎口往过运送。

只要朝廷设置了障碍，就有生意的空间。人是天生逐利的，马克思说如果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的危险。与其说资本，不如说这是人性。那么被长城隔开的利润有多大呢？你拿一块砖茶，越过长城，可以换一匹马回来。而马在当时是战略物资。你想想这利润。

“跑草地”是走西口的开端。这一阶段走西口的人主要是买卖人和手艺人。前文说到，明朝时归化城附近就有5万汉族人。到了清朝，这些汉族人就开始做买卖。做买卖最早活计就是拉骆驼。五畜中，蒙古人认为最神奇的是骆驼。骆驼不与牛马羊争抢水草丰美的草场，靠粗糙的骆驼草、梭梭木将自己保养得膘肥体壮，半月二十天不吃不喝，行走自如。到了冬天，在齐腿深的积雪中牛马走不了，骆驼蹄子大，走起来如履平地。骆驼负重能力大于马匹。速度快于牛马。两峰之间，骑驮乘平稳。这一系列优点，使骆驼成了跑草地最好的交通工具。

第一代走西口的晋商，大部分是从拉骆驼起家的。这些驼倌儿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赚得了第一桶金。我们内蒙古有句俗话说：“赶车下夜拉骆驼，世上三般没奈何。”可见，拉骆驼是很辛苦的差事。当年，这些商人，将长城内收到的茶叶、瓷器、铁具和绸缎从杀虎口运到归化城。在归化城内进行二次打包，然后源源不断运往新疆、青海、大库伦（今乌兰巴托）、乌里亚苏台等。在这漫漫万里驼道上，这些晋商掌柜善于与草原上的蒙古王公贵族交朋友，会说蒙古话，懂蒙古人的礼节，他的驼队路经各旗时，都会给当地大喇嘛、王公及蒙古牧民带些绸缎、茶叶礼品。他凭着真诚谦和的处世方法，赢得不少新老客户。

驼队是以把子和房子说的（计算）。大房子由8把子骆驼组成，1把子又分2链子，1链子是18峰，共有288峰；小房子一般是4或5把子，有140到180峰。人们现在称关系好为铁把子，说那个人不地道是恶搭链，就是从这来的。所有驼队都受把头儿和领房子的指挥，领房子的苦很重，辨方向，找水源，给骆驼看病，保安全，都是他。他们的行程是每天下午在太阳快落山和晚霞映红了草地（草原），就登上骆驼前行，经过一夜的跋涉，第二天中午必须到达水草丰盛的预定程头（地点），到不了，中途说什么也不能休息。住下后，要生灶搭房，编班下夜，等待把头和骆队的到来。骆队也同样辛苦，骆驼多走沙漠草地人烟稀少处，夏季烈日当头，如同火烧。冬季寒风刺骨，冻裂肌肤，驼倌儿的生活可见一般。每个驼队在驼鞍子上插一个驼队字号的旗子，最后一个骆驼的脖子上挂一个大铜铃，防止走丢。驼队出门，都有一定的期限，像跑新疆就是一个整年，其中包括一两个月的公休。土默川上有句话说：“大里堡家养娃娃（生小孩），一阵子。”意思是所有的事情集中在一起办。这话也是从驼队来的。因为大里堡这个村拉骆驼的人多，出门和回家的时间都差不多，回来在家休息一两个月，一走又是一年，所以女人生孩子，也集中在同一时期，就叫 “一阵子”。

归化城的驼运业在第一代走西口人的推动下开始走向全盛期，归化城也成为中国整个西北地区的重要商埠。当年归化城有名的驼户有曹家的“德厚堂”、杨家的“福喜堂”、马家的“富恒庄”，王家（王有恒）的 “兴盛恒”等等，这些户家骆驼都在300多峰以上。到民国初年，仅归化城就有骆驼150000峰，今天的呼和浩特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驼城”。如今，在呼和浩特的九久街和祥和广场都塑有拉骆驼的雕像，它们似乎还在诉说着那代走西口人的艰辛。

与驼运业一块发展起来的就是大量旅蒙商号的出现，如大盛魁、复盛公等。

康熙年间，山西省太谷县的王相卿和祁县的史大学、张杰3人便在杀虎口开了个商号，称“吉盛堂”。康熙末年改名为“大盛魁”。大盛魁的总号最初设在乌里雅苏台，后迁驻归化城，其经营的基本地区是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

大盛魁的店员，在柜上住过3年，学会蒙语以后，就组成若干小组到草原各帐篷售货。基本上是一个店员，再雇一个蒙民，两个人骑两峰骆驼，另用两峰骆驼驮货，贩运的商品有砖茶、生烟、洋布、斜纹布及针线之类，走串蒙古包送货上门。夏天卖了货，换成羊马。冬天卖了货，换成皮张。同治年间，大盛魁看到茶、烟销路好，为了适应蒙民的口味和运输上的便利，与茶商、烟商一起制出名牌“三九砖茶”和“祥生烟”。

在巨额利润推动下，大盛魁迅速发展，成为晋商开办的跑草地贸易最大商号，极盛时拥有员工8000余人，骆驼20000多峰，活动地区包括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恰克图、内蒙古各盟旗、新疆的迪化（乌鲁木齐）和库车、伊犁及俄国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资本十分雄厚，声称其资产可用50两重的银元宝铺一条从库伦到北京的道路。

另一个就是电视剧《乔家大院》里乔家祖先的乔贵发，这位复盛公的创始人，在西口路上写下了一段商业传奇。山西省祁县乔家堡村乔贵发命运多舛，7岁丧父，10岁丧母。成年后，乔贵发像许多山西人一样，开始走西口，拉骆驼。乾隆初年，乔贵发在归化城拉了几年骆驼，眼界宽了，见识广了，便觉得拉骆驼不是长久之计。经过一番盘算，带上积蓄，从归化城到萨拉齐谋发展。当时萨拉齐直隶厅归山西巡抚管辖，到萨拉齐后。乔贵发开始做磨豆腐和生豆芽的买卖。几年下来，本钱翻了好几倍。一次，乔贵发与山西省太原府徐沟县大常村的秦肇庆聊天时，发现了一个商机。从归化城出发，到新彊的旅蒙骆队，进入昆都仑山口就要面临数千里的草原和戈壁滩，根本没有粮食草料可以采购，而且一走就是三四个月时间。所有商队在临进昆都仑沟前，都要备足所需三四个月粮草。而昆都仓山口却没有一家草料铺。二人一拍即合。立即在昆都仑山口的西脑包开了一家草料铺，名为广盛公，一开张，生意兴隆。因西脑包比萨拉齐更具有地理优势，很多旅蒙商队从萨拉齐转移到西脑包携带粮食草料。于是，西脑包由一个分散居民点，连成了村庄，村庄变成了集镇，集镇变成了城市，这个城市就是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到了乾隆二十年，广盛公经营扩大到绸缎布匹、米面粮油、杂货蔬菜、兼做钱庄生意。后来，广盛公改名为复盛公。到乔致庸这一代，旗下生意仅字号就达100多个，400万平方公里都有其生意店铺，资产达9800多万两白银。乔家的商业在西口路上完成了绝对垄断。所以，包头有句话叫“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走西口的路上，不仅诞生了大盛魁、复盛公等这样的富商巨贾，也有天义德等上万家小的字号。随着旅蒙商号迅速发展，归化城(呼和浩特)逐步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沿伸出为了东、西、南、北若干条重要商道，是外蒙古、新疆、俄罗斯的商业枢纽。当年重要商路有从张家口出长城，经过察哈尔，今天的二连浩特，到达外蒙古的乌兰巴托，这就是“走东口”。经杀虎口进入归化城，经过乌兰察布，土牧尔台，到达二连浩特，再到大库伦，北上恰克图，东行达尼布楚。还有经杀虎口进入归化城，西行至萨拉齐，过包头，穿宁夏，越甘肃，最后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从归化城向南，经杀虎口可通山西及中原地区。归化城向北经乌兰察布、之后再向西折可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在这些商路上，逐渐有走西口的汉族人开始居住、开店。归化城大量输出和转运西北各地以及内地的畜产品、农产品、手工业品和其它土特产品，在这些物资贸易中，极大促进了西口外经济发展。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清朝灭亡，是清朝最后十年。这个时期是清朝对内蒙古地区进行全面放垦的时期，过去许多的清规戒律这个时期就没有了，走西口人自由地从事商贸活动。受前面旅蒙商发财的诱惑，看到走西口挣了钱，大批的山西、河北和陕西农民开始来蒙古地区从事农业生产。此时商贸生意已经被上万家商号所垄断，想要做生意是难上加难。

对蒙古地区放垦以来的走西口，主要是围绕土地租赁耕种展开，靠贸易淘金的时代过去了。这一阶段的走西口民间称为跑青牛犋。官方称之为 “雁行”，意思和大雁一样，春天来租地种，秋天收获后就返回原来居住地。这一阶段，清政府规定，土地是不可以买卖的，只可以租种。蒙古人收租金，政府收税，汉族人收粮。清政府同时规定：出口外种田者，要在指定的关口出入登记，不准带家口，必须春出秋归，谓之“雁行”，老百姓则称其为“跑青牛犋”。“有百姓愿出口种田者，准其出口同种，勿令争斗。倘有争斗之事，或蒙古欺压汉民之处即行停止。”

随着黑界地的放垦,长城沿线的陕北六县和山西的河曲、保德两县，逐渐涌入禁留地内搭伙种地，到处建起了垦荒种地的“伙盘”。很快开荒种地逐渐失去了控制，不只在禁留地内，也开始深入蒙古民族放牧的牧场地，这样就与蒙古人的放牧产生了矛盾。为了限制汉人垦种挤压牧场，清廷派人在禁留地内再次划界立碑：以长城为起点，向外有沙处三十里，无沙处二十里，以敖包或者立碑为界，允许汉民在内垦殖，并且以一个牛犋为单位，向蒙古地方缴纳一定量的地租。

在鄂尔多斯长城沿线禁留地开放的同时，万里长城其它地段的口外也相继开放。虽然口外的放垦都经过一些反反复复，但终究泼水难收。长城这道堤坝，已经挡不住放垦的洪水。随着时间的推移，走口外的规模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

从1911年至1949年，清帝退位，民国开始，走西口又进入一个高潮。民国初建，军阀横行；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移民适边”，逃荒逃难，走出口外的民众不计其数。中华民国政府允许土地买卖，只要蒙汉人民愿意，蒙民可以给汉民售卖土地。买房子置地是中国人深入血液的传统文化，在此利好政策鼓舞下。只要有点家底的汉族人都跑到蒙古地区买地耕种。从此，春出秋回变成了常年定居，从单身一人到全家出走。有的拉带着亲戚朋友、乡里乡亲，到了一个适合的地方，就整村整巷地居住下来。整村整村移民达到了登峰造极。清朝末年，内蒙古地区才有汉民150多万；到了1949年，汉民达到5154000多人。这个阶段走西口可不像跑草地时到处是“黄金”，大部分是穷人逃荒活命的不二选择，一把辛酸一把泪，构成了一路的西口悲歌。

这个时代造富的方式不再是商业，而是土地。走西口走出的大大小小地主不计其数。最有名的要数王同春，今天王同春的名字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依然是无人不晓。

王同春，河北省邢台县东石门村人，5岁时，因患痘，一目失明。所以，外号叫瞎进财。7岁入塾读书，因家境贫困，仅就读半年即辍学。之后随父走西口谋生塞外，辗转于宁夏、磴口一带。1881年(清光绪七年)，王同春借银两租得蒙古某喇嘛地若干顷，自凿渠引黄河水浇灌。渠成，初名王同春渠，后改名义和渠。之后，该渠继续北凿，越开越长。开到一个叫隆兴昌的地方，王同春起筑房屋，这就是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县城。

王同春虽然文化不高，但谙于总结规律。好多走西口来的人，因开渠失败，赔得倾家荡产，但王同春每开一渠，必然成功，被人称为河神。下雨时，别人在家休息，王同春骑马到开渠地方观察水流，总括渠的走向。他还根据水往低处流的道理，在没有测量技术的情况下，让长工们晚上提着几百盏马灯沿着开渠的方向往下排，马灯被挡住看不见了，说明地势高，只要能看见马灯，说明地势低，每每沿此线开渠，渠渠成功。

在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王同春在后套先后开凿了沙河渠、刚目渠、丰济渠、灶王河等渠，其家境也迅速致富。到1904年(光绪三十年)，王同春共在后套自行开大渠5道，支渠270多道，可灌水田7000多顷，熟田27000余顷，自设牛犋27处，每年春天雇工达1万余人，一年收粮20余万石。1891年(光绪十七年)、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晋、察、冀、陕等省先后大旱，他四次共调出粮食95000余石到各省救灾。

另一个就是杨家创立的米仓县。同治年间走西口的河曲农民杨谦三代人历经13年在现在杭锦后旗一带修出一条灌溉大渠，干渠总长64公里，渠宽8丈，水深9丈，沿渠建大桥5座，可行大船，支渠又有4条，总长一百余公里，可灌溉耕地130余顷。当地人为纪念杨家改善民生的浩大功业，将该渠叫做“杨家河”，并取杨家第二代传人杨米仓之名将这块地面命名为米仓县。1953年，米仓县改为今天的杭锦后旗。

田油坊在包头也是相当有名。从河曲县董家庄村走出去的农民田成仁，买地办油坊双管齐下，土地最多时达到1700余亩，每年雇工120余人，油坊规模巨大，6个大油柜可存油3万斤，成为当年包头十大晋商之一。他还首创包头第一条步行街“川行店”，街长400余米，一家一户占据了一条街；还在另处置房427间，创办田氏小学。田氏小学不仅收教自家孩子，也收穷苦百姓家的孩子，因此田成仁可谓是既成功又成仁的农民代表。

鄂尔多斯地区大地主杭侯和，陕西省神木市大保当小河岔人。父亲杭文祖籍榆林，杭家祖辈就在鄂尔多斯一带禁留地跑青牛犋。肥沃的土地，使杭家到了杭文这一辈过上了比较富足的生活，有土地，有盐柜，有店铺，在当地小有名气。杭文生有5个儿子，其中老二大名叫杭富龄，小名叫杭侯和。杭侯和18岁就开始到蒙地做生意，在弟兄5人中是个拔尖儿的人才。他有主意有见识，办事果敢，勇于担当。民国初年，杭侯和四弟（杭海龄）的妻哥、榆林商人李仲清，从鄂托克王爷手中弄得大片土地。1927年左右，杭侯和从李仲清手中买了桃力民一带的土地，并于1930年移居到桃力民。桃力民位于鄂尔多斯的西部，那时叫西草地。来到西草地，杭侯和财富迅速增长。在乡邻的眼中，杭侯和一辈子守财，节俭，不占别人的，自己的也不愿给别人。他从来不骑马，就骑个白骟驴，不备鞍子，就搭一块儿毡子，往那三叉股屁股一翘就坐上了。杭侯和最大时耕地30万亩，自养牲畜无法计数。每到秋天，就赶往乌兰素圪卜，只要牛羊站满圪卜，就认为数量已足。杭侯和儿子叫杭昭子。领着自家自卫队与过大兵的军阀部队找事，结果被打死了。杭昭子儿子叫杭祥民，骑马后面拉着个骡子，骡子上面驮个牛皮搭链。天天看谁家有好媳妇好女子，给多少钱也要在人家住，是典型纨绔子弟。杭侯和去逝时，将杭祥民叫到身边，说万一过不下去就卖地卖房子，但要分开卖，房子要拆了卖。结果如杭侯和所料。几年后，杭祥民将家产卖了个一干二净。房子卖了后，新住进人老出事，经迷信人一算，说宅子太硬，得拆迁重建。结果一拆发现，每个椽子下面压有一个银锭（元宝）。

榆林人除进入禁留地建伙盘种庄稼外，不少小商小贩都深入沙漠草地，与蒙古人做买卖，俗称“跑边客”。民国时期，榆林城内的各种店铺和作坊挤得满满当当，常年从事蒙汉贸易的巨商有36家，专门跑蒙地的边客有1000多家。最有名气的大边商有谢家、叶家和李家，其中谢家最为富有，最为显赫。鼎盛时期，包头、河套、太原、张家口、天津都有谢家的字号。民国时，谢家传人谢振祥在榆林城内，就有三座连在一起的高宅大院。榆林过去每年到正月初五送穷媳妇时候，有一个揶揄说 “穷媳妇穷媳妇离我门，我给你寻个好主人。前街李炉炉，后街叶白狗；官井滩谢振祥，拄上拐棍寻银行。”可见谢家多有钱。谢家后代中大多定居鄂托克前旗城川镇。后代中也出了不少企业家，其中一个就是我的合作伙伴——内蒙古毛乌素沙漠产业集团董事长谢海荣。

走西口的那些事

清末民初，十八岁的山西省保德县人陈徐保走西口到了鄂尔多斯，以掏甘草为生。卖甘草挣了些钱，就改做小买卖。在几年的闯荡中，他摸熟了甘草行当的一切门道，采用请客送礼的手段，租得了一家寺庙的草场，开设了甘草收购场。甘草的买卖做大了，他就成为“公义昌”商号的股东和掌柜。后来，他又顺着甘草买卖这条线来到天津，另起炉灶开设了商行，和东莱银行建立了财贸关系。1920年，经东莱银行介绍，陈徐保和英国人在上海合资开设了甘草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中国商界一位比较显赫的人物。

伊东集团董事长杨二喜，父辈也是走西口来到鄂尔多斯的。杨二喜父亲叫杨七十五，官名叫杨进山。走西口来到准格尔旗黄天棉图烧瓮、烧坛子为生，是个忠厚老实的瓷工。后来黄天棉图成立了陶瓷合作社，杨进山愉快地进入合作社。在合作社里，他手艺好，肯吃苦，一天忙到晚，就知道围着摇轮转。久而久之，人们忘了他的名字，可一提起“杨碗匠”，几十里内无人不知。后来，大儿子杨侯喜、二儿子杨二喜子承父业，走进了黄天棉图陶瓷厂。再到后来，杨二喜成了伊东集团董事长。再到后来，杨二喜为了实现父亲夙愿，创办今天的准格尔旗国礼陶瓷有限公司。这瓷已成了国家领导人外交礼品。

商人行商本来就靠“走四方”，对他们而言，走东走西走南走北，心理感受上似乎不应该有太大差别。而习惯了画地为牢，固守家门的传统农民，破门而出走西口那才叫人生大事，对他们来说简直是铭心刻骨，脱胎换骨的人生转折，是生离死别，前程未知的强烈反差。那时的走西口，常常是走也愁，不走也愁。走出去怕挣不了钱，不走出去，同村的人都挣钱了，看着眼急。一旦走了西口，少则一年半载，多则数载，相互间音讯全无。有点儿文化的，偶尔还可以捎上一封家书，报个平安。但是，那些丁卯不识的农民，就只好在痛苦的思念中等待。

有成功，必然有失败。漫漫西口路，对穷人来说，那就是一把辛酸一把泪。一部走西口的历史，也可说是一部血泪史。走西口的每一个家庭或家族都可以独立成史，独立成剧。不信，你问问你的爷爷或父母辈，哪个家族不是“小说”一本。穷苦人走西口，饿死、病死在半路的也不计其数。

伊金霍洛旗纳林希里一王姓走西口，过年了，家里没米下锅。骑驴准备去地主家借点粮，结果遇到当天刮黄毛风，昏天暗地，走在半路迷了路，活活冻死。过了两天，毛驴回去了。大家才去寻人，结果早冻死了。

杭锦旗四十里梁一陈姓走西口，夫妻两个领着两个小孩，快到四十里梁时，全家人饿得实在走不动了。丈夫说，我去找个人家讨口饭。然后将小女儿和妻子安置在一苗柠条下。丈夫领着儿子去附近人家讨了口饭，回来发现妻子早饿死了。而女儿还爬在母亲身上吸奶，干瘪的乳房里哪有奶水？

鄂尔多斯著名作家何知文，6岁随父亲走西口来到鄂尔多斯。便去给地主家放牛，酬劳是2斗糜子。而现在6岁孩子可能还在幼儿园天真玩耍，根本不用为吃不饱而发愁。

山西省河曲巡镇人任子良，少年走西口来到绥远。在绥远中学（现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读书时，因为穷得拿不起10元钱学费校方要将其除名，他找到校长苦苦求情才留下，但必须在一周内补交齐学费。一周过去他只借得5元钱，另欠5元一直到毕业离校也未能交上。就是这样一个经常断顿饿肚、连学费也交不起的穷小子，参加革命后，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18年。2005年，呼市一中百年校庆，已经96岁高龄的他寄来500元钱，说这是还欠了足足70多年的5元钱学费，外加利息。

中华民国年间的走西口，依然成了汹涌的洪流。走西口路线，基本决定了今天的人口布局。

张家口线：这是走西口的最东线，也叫东口线。从这里出长城也叫走东口。张家口在清朝时隶属于宣化府，从张家口出发，过大镜门，继而北出坝上，抵达察哈尔草原，然后去往今天的河北省张北县、尚义县、康保县以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诸旗和赤峰市等地。宣化府内及其周边地区的大批民众从这一带的关口涌出，进行了大规模的垦荒种地。走东口张家口大多以直隶人（今河北人）居多，有少量山西人，所以，今天居住在锡林郭勒盟的汉族人口中老家以河北人占多。

马市口线：“马市口线”位于晋冀蒙三省区交界的河北省怀安县境内，是一个“鸡鸣三省”的地方。河北省怀安县、阳原县，山西省天镇县及桑干河南岸等地的人要走西口的话，均要北上马市口，穿过长城抵达乌兰察布市东部，如兴和县、化德县、商都县，继而到达察哈尔右翼前旗、察哈尔右翼中旗、察哈尔右翼后旗以及河北省尚义县等地落脚。如今，这里是内蒙古中西部连接京津的咽喉地带，110国道和京藏高速都穿过这里。烽火台下，虽然山川依旧，但早已难觅马市的痕迹。这里走出的也同样是河北人居多。

大同线：山西人走西口，去往乌兰察布中东部和察哈尔西部，大都要从大同府一带的长城关口走出，这就是所谓的“大同线”。大同线最重要关口叫得胜堡，建于明朝万历二十五年。走出得胜堡，沿着御河西行北上，就可以到达丰镇，进入广袤的乌兰察布草原，然后在丰镇、卓资山、商都、集宁等地落脚。现在的得胜堡，是一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城墙上的筑土基本完整，古堡中心的半截城楼仍在，楼洞上的龙头滴水引颈远眺，走西口的脚步早已将路面的石板磨得光亮。在这个古城堡里，大大小小的石碾磙不下几十个。可以想见，在当年的西口路上，得胜堡加工粮食的繁荣场景。除了得胜堡，新平堡也是大同线上的一处重要关口。所以，今天的乌兰察布市人基本以原山西人为主。

雁门关线：山西省忻县、定襄县、宁武县、崞县、代县一带人走西口走这条线路。北上雁门关，有大道可通行。一般经商者多走此路。

杀虎口线：杀虎口，位于今天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境内，是西口路上开放最早最古老最繁华的关口，也是京城和晋中、晋东南地区的人们走向草原的重要通道。杀虎口在电视剧《走西口》中，说杀虎口是因杀了一只老虎而命名。纯属瞎说。杀虎口最早称参合口，明朝为了抵御蒙古瓦剌部南侵，多次从此口出兵征战，故而起名“杀胡口”，意思是杀胡人的隘口。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7年)十二月初三，康熙西征噶尔丹部归来，驻跸杀虎口九龙湾，为了缓和蒙汉关系，遂改名为“杀虎口”。明代的杀虎口关门，高1.74米，宽1.67米，只能容一人牵一马通过。康熙五年，仓头河一场洪水，将关口淹没。直到2004年重修杀虎口长城，明代的旧关口才重见天日。

杀虎口由平集堡、中关、杀虎堡三部分组成。走西口的人先通过石桥，进入刻有“平集堡”三字的南门。进入南门，就是清廷八大衙门所在地，去办理出关文书，然后穿过这个城门进入中关。城内的这道门晚上是要关闭的，出去了，就不能返回来。中关是马市，是牲口交易市场，也有车马住宿。北部是杀虎堡老城。走出西门，踏上朝廷铺就的西口古道，就算走了西口了。出了杀虎口，眼前敞亮极了。你可以走后山，到四子王旗、乌兰察布大草原；你可以向西去，到归化，刮包头，走后套。所以，今天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武川、四子王旗南部、察素齐、萨拉齐全等等汉族人全部以老家山西人为主。

等到中华民国以后，关口已全部放开，杀虎口已不再那么重要。只有山西省平鲁、右玉、左云等相邻各县走西口才走这条路线。这一带人北上经过杀虎口，到达呼和浩特，继而北上过大青山，到达武川、固阳、四子王旗南部等地。

偏关线：居住在山西宁武府或晋中其它地方的人，走西口不走杀虎口，而是直接走偏头关一线。偏头关就是现在的偏关，它是万里长城第一次与黄河交汇的地方。元明两朝，这里叫“偏头关”，清朝改名 “偏关”。从这里走西口，从水泉堡、草垛山堡、滑石涧堡和老牛湾堡北出，就进入归绥六厅和土默川，可以到达内蒙古的清水河、和林格尔、凉城、托克托县等。所以，这些地方人老家也以山西为主。

河保线：山西省河曲县与保德县为出发点。这里的人走西口，在河曲西门外的黄河古渡口上船，渡过黄河后，进入十里长滩，而后北上。或于鄂尔多斯地区沿途定居，或再渡黄河，继续北上，到达包头、河套等地。这里就要介绍重要的河曲西口古渡，这里晋西北走西口最主要的水旱码头。从河套、包头、土默川沿河而下的粮食、药材和皮毛，大都从这里上岸转运。河曲城西门外的黄河边，每天停泊的大船多达百余艘。城内的八条大街店铺林立。有人描述当时的情景，“南来的茶布水烟糖，北来的皮毛食盐粮”，“一年似水流莺啭，百货如云瘦马驼。”河口古渡对面就是准格尔旗的大口。康熙四十三年，为了方便蒙汉人民往来，大口互市获准重开。大口古渡建有关圣、龙王、河神三间庙殿。大口是河曲和保德二县和晋西北走西口到包头、河套地区的必经之地。走出大口，东西两条沟就是两条路，一条人行，一条可以走车马驴骡，爬过大山合为一条。路经头道墕、三道墕、台子墕、巴隆沟、古城、沙圪堵、纳林、坝梁、马场壕，然后到了包头。所以准格尔旗和包头、巴彦淖尔汉族人老家大部分是山西人或陕西人。

过去从河曲到包头走西口有紧七慢八的说法，就是走得快7天到，走得慢8天到。河曲民歌《走出二里半》对这条西口路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而且把走西口人的恓惶表现的淋漓尽致。“头一天住古城，走了七十里整，虽然那个路不远，我跨了它三个省”可以看出，从山西河曲古渡口乘船，到大口（今内蒙古准格尔旗龙口镇大口村），再从大口到马栅，再从马栅走30里就到了古城（陕西省府谷县古城乡），山西—内蒙古—陕西，跨了三个省，第一天走了70里路程。

“第二天住纳林，碰了个蒙古人，说了两句蒙古话，甚也没听懂。”古城出发到纳林，中间要经过十里长滩。古城走约30里就到准格尔旗的十里长滩。十里长滩当年在西口路上最为繁华，当时的人口有3000多人，商铺有30户，油坊就18座，有银匠、铜匠、铁匠、口袋匠、皮匠、毛毛匠、小炉匠、豆腐坊、缸房……从前街到后街差不多十里长。当时这里归河曲县管辖，民国时驻军军阀叫朱五美。时过境迁，如今十里长滩只是个2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再走30里地就到了准格尔旗纳林镇，实际上走西口所述并非纳林镇，而是纳林村。过去你可以不知道东胜、薛家湾，但不绝不会不知道纳林。在咸丰年代就成形了纳林，光绪到民国时期最发达。纳林住下是第二晚。

“第三天乌拉素，要了些烂朴布，坐在那个房檐下，补了补烂单裤。” 乌拉素在纳林西北方向，距离约60里。现在只是2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当然也没有烂朴布了。

“第四天翻坝梁，我两眼泪汪汪，想起了小妹妹，想起了我的娘。” 经过长胜店，再走约60里便到了坝梁。坝梁是一条东西向半沙土山梁，高不过30米，但却有60多里长，从准格尔旗一直延伸到达拉特旗。现在是200多户人家的小村子，大多住在坝梁南侧，少数几家住在梁上。

“第五天沙蒿塔，拣了个烂瓜钵，拿起来啃了两口，打凉又解馋。”沙蒿塔在达旗，如今只能见一处三间土房地基。周围也没有居民，想找解渴的西瓜是绝对没有。

“第六天珊瑚弯，我碰了个鞑老板，说了两句蒙古话，吃了两个酸酪干。”“第七天那长牙店，我住店没店钱，叫一声长牙嫂子，你可怜一可怜。”珊瑚弯和长牙店，笔者曾经费力寻找，但一直没有找到。只在达拉特白泥井镇柴登村找到一家靳拐店。店家姓靳，是个瘸子，祖上曾开过一间车马大店。后来，我在一本光绪年间流传下来的二人台演出剧本中发现，这两个地方不在鄂尔多斯，而是在包头至五原之间。那个剧本是这样写的，“一溜簸箕湾，下了大河畔。西门外上大船，丢下了命圪蛋。头一天住古城，第二天我住纳林。第三天翻坝梁……上了马场壕……到了乌拉素……走过沙蒿塔……上了新民堡……到了西包头……上了珊瑚湾……到了珊瑚河……住了蒋白店……住了长牙店……上了五原县……刮出嘉峪关……”

“第八天新民堡，我看见红布布，买了二尺五，缝了个讨吃斗。”新民堡是走西口到达拉特旗的“贺解邬米白程乔”七大户地主出资修建的土堡，规划有三街六巷。现在只剩几截土垒。从长牙店到新民堡，中间要经过达拉特旗王爱召镇的三座茅庵。这个三座茅庵当年在西口路上很有名，但没有主人。走西口的前人搭起来第一座茅庵（土芭房），供后来走西口的人中午做饭和休息。几年后，走西口人越来越多，一间茅庵不够用，大家又搭建了2间，所以，才有了三座茅庵。

从上边两个版本可以大致看出，当年河曲人走西口的路线是：从水西门渡口坐船过河，经内蒙古的准旗，府谷县的古城、再入内蒙古纳林、坝梁、马场壕、乌拉素、沙蒿塔、新民堡、包头、珊瑚湾、珊瑚河、蒋白店、长牙店、五原县、然后出嘉峪关到内蒙西部。

神府线：地处陕北的府谷、神木、榆林、怀远、靖边和定边，是康熙放垦最先特准的沿边六县。这六个县从东南两个方向，环抱着鄂尔多斯。黑界地开放后，走西口的线路也相对自由。顺着发源于鄂尔多斯高原的十几条河川，翻过沙漠里的长城，很容易进入鄂尔多斯地区。府谷人和神木人走西口是从陕西府谷县的麻地沟、神木城西沟、四卜树、瑶镇、中鸡、马秦壕、新街（内蒙古）、阿勒腾席热、东胜、达拉特（过黄河）、包头；另一条是陈家沟岔、孙家岔、大柳塔、阿勒腾席热、东胜、达拉特（过黄河）、包头。再由包头进入五原、临河、杭锦后旗（内蒙古后大套）。所以神木人和府谷人走西口叫“走后套”。所以，东胜、伊旗、达旗大部分汉族人老家是神木或府谷人。这两个地方人最大区别就是过小年不一样，神木人正月初六过小年，府谷人正月初七过小年。

榆林线：镇北台下的红石口，是榆林人初期走西口的主要关口，也是明朝隆庆议和后，鄂尔多斯与陕西互市的最大市口。这个易马城，在红石口西南的长城脚下，紧邻红石口，开设于明朝隆庆五年。城郭用土夯筑，面积六万七千多平方米。从榆林附近的红石口出发。北上到乌审旗、鄂托克、乌海市（过黄河）、杭锦后旗（后大套）。榆林南六县走西口大部分人纳入榆林人北上再西渡黄河之路线。所以榆林人走西口叫“走西头”。所以，乌审旗汉族人口大部分老家是榆林人。

宁夏线：榆林西三县包括横山、靖边、定边县。他们的路线是沿长城出定边进入盐池（宁夏）、灵武（渡黄河）、银川、吴忠，再北上进入银川平原。然后到鄂托克前旗、城川、鄂托克旗、棋盘井、乌海。所以西三县人走西口又叫“刮宁夏”。所以，鄂托克旗和鄂托克前旗汉族人口大部分老家是三边人，安边、靖边和定边。

从哪走？往哪走？一个办法是求神问卦，所以，每个西口重要节点，都有各种庙宇，而且香火旺盛。另一个办法就是走到岔路口，背对草原，面向家乡，脱下鞋，往后扔，扔到哪条路上就往哪条路上走。再有一种办法就是投亲靠友，找老乡，如歌曲《走西口》所唱，二姑舅捎来一句话，西口之外好年景。王同春手下就有好多“二地主”，全是河北省邢台县人。

走到西口外干什么？他们主要的谋生手段是给西口外的地主“揽长”、“打短”，但广阔的草原还是还是给这些人创造了发财、致富的机会。有河曲流传的一首走西口民谣为证：“在家中无生计西口外行，到口外数不尽艰难种种。上杭盖掏根子自打墓坑，下石河拉大船二鬼抽筋，上后山拔麦子两手流脓，进后套挖大渠自带囚墩，在沙梁锄糜子腰酸腿疼，高塔梁放冬羊冷寒受冻，大青山背大炭压断背筋，走后营拉骆驼自问充军，翻坝梁刮怪风两眼难睁，小河川耍一水拔断儿根，东三天西两天无处安身，饥一顿饱一顿饮食不均，住沙滩睡冷地脱鞋当枕，铺枳芨盖星星难耐天明，遇传人遭瘟病九死一生，沙蒿塔碰土匪险乎送命”在包头一段二人台也是这样唱当年走西口的“上了包头没营生干，背上铺盖进后山。进了后山去打短，想起妹妹好心酸。进了后山割麦子，手上崩开血裂子。石拐沟背炭压了胯，挣不下银钱回不了家。手中没钱回不了家，再到杭盖梁掏根子吧。掏根子要小心，天天起来打墓坑。离开杭盖梁慢慢想，再到蒿塔梁放冬羊。跑前山，窜后山，挣下银钱往回返。一主万意回口里，沙蒿塔子遇土匪。二四林子邬板定（邬青云，见本人土匪那篇文章），把我的银钱叼了个尽。” 这里所说的掏根子（甘草）、拉大船、拔麦子、挖大渠、锄糜子、放冬羊、背大炭、拉骆驼等，都是苦活累活难活，可见当年穷苦人走西口的艰难。

家庭条件好的，走西口有个二饼牛车。但大部分穷苦农民走西口惟一的行旅方式是步行，他们的行装极为简单而又实用。扁担一条，一头扎简单的行李，一头扎捆行路用的食品，身上的一件烂皮袄，白天做衣，晚上当被。有孩子的，大的拉着走，小的装在筐里头，这就是拉家带口。“铺前襟，盖后襟，两只脚擩在袖圪筒”，过去人烟稀少，天当被，地当床，走在哪，找个沙蒿地就睡了。“吃上糠炒面，喝上爬爬水（冷水），进圪肚里瞎日鬼（肚疼），管它日鬼不日鬼，担上担出一身水。”苦难的穷人，只有用这种重活出苦的办法减轻疼痛，最终，他们在内蒙古广阔的草原上刨下了第一镢头。

走西口对饮食文化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存在。烩菜，这个鄂尔多斯人和巴彦淖尔人最爱吃的一道菜就是走西口的产物，走西口路上根本没时间做饭，人们就将各种菜蔬连同肉类放在一起烩炖，让人分不清这烩菜出自哪里的同时，也清楚明白地意识到只有在这个地方才有这种菜，实际上就是走西口路上的“大锅饭”。这一辈辈传下来，就是今天人人爱吃的烩菜。泊江海烩菜也好，新街烩菜也罢，巴盟烩菜也行，都是走西口烩菜文化的延伸。

准格尔旗办亲事有个“六六八八席”。这个席发源于山西河曲，被走西口人带到了准格尔旗，就是红白喜事席面必须有六个蒸菜，六个炒菜或者是八个蒸菜、八个炒菜。历经百年，准格尔将蒙汉饮食融会贯通，彻底与河曲“六六八八”席区别开来，形成了独具准格尔特色食谱。

稍麦，这个在呼和浩特、包头及鄂尔多斯等地遍布的小吃，同样起源于走西口。明末清初之时，在归化城中，大南街大召寺，有哥俩以卖包子为生，后来哥哥娶了媳妇，嫂嫂要求分家，包子店归哥嫂，弟弟在店里打工。弟弟除了吃饱以外，再无分文收入，为了今后娶媳妇成家，弟弟在包子上锅蒸时，就做了些薄皮开口的“包子”，区分开卖，卖包子的钱给哥哥，稍带卖的钱积攒起来。后来，这种蒸笼小点开始在茶馆出售，食客一边喝着浓酽酽的砖茶，一边吃着热腾腾刚出笼的不像包子的“包子”，因其边稍皱折如花，称为“稍美”，意即“边稍美丽”。又因在茶馆“捎带着卖”，故又称其为“捎卖”。再后来通过晋商传到京津等地，称为“稍麦”，名扬北京城。当时，在北京城前门一带，贩卖稍麦的饭馆门前悬挂的招牌上，往往标有“归化城稍麦”。后来经过改良演变向南传播就改叫“烧卖”了。

走西口同样带来了文化大融合，文化大发展。晋商带来的主要是相对高雅的晋剧，所以，过去呼和浩特、包头和鄂尔多斯都有晋剧团，如今交流会、庙会也都有晋剧演出。而民间带来的主要是二人台和漫瀚调，从口里带来的是社火和民歌与蒙古人长调、短调蒙曲儿融合，渐渐产生了二人台，后又分出漫瀚调和爬山调、山曲等等，二人台也分出东路二人台和西路二人台。在呼和浩特以西，集宁到张家口，从曲调到表演都有所不同，称为“东路二人台”。如今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萨拉齐）是“中国二人台文化艺术之乡”，准格尔旗是““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漫瀚调)””，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是 “中国民间文化东路二人台艺术之乡”。二人台唱成了万人台。河曲三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民歌、二人台和放河灯习俗，都与农民走西口有直接关系。原来稳定不变的生活环境突然因走西口发生那么多变数，到了口外又有那么多苦难曲折，由此激发出来的感情波澜当然要用他们可以使用的形式“诉说”出来。

为什么要走西口？走西口人数占比例最大的是农民。我总认为，相比之下，晋商走西口是一种“精英”走西口，以瞄准少数城市为主，所以大都变成了富商巨贾。而农民走西口是逼上梁山的谋生路。

“咸丰正五年，山西遭年限，有钱的粮满仓，受苦人真可怜。太春去借粮，一颗也没借上，回到家里边，怎对玉莲讲。二姑舅捎来信，他说西口外好收成。我有心走口外，恐怕玉莲不依从。”这是二人台《走西口》里的一段唱词。“去年遭年景，寸草也不生，没打下一颗粮，活活饿死人。官粮租税重，逼的人跳火坑，没钱打害债，不走西口怎能行。去年遭荒旱，今年又成了婚，官税催的紧，逼的人活不成。土地卖了个尽，饥荒还没打清，三害归了一，你说不走西口能活成？”这是一首民歌的唱段。“河曲保德州，十种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黄龙弯弯的河曲县，三亲六眷漫绥远，二姑舅呵三老爷，八百里河套葬祖先。”这是河曲民谣。这四个唱段可见，农民走西口，就是生活所迫，通过走西口去出卖廉价的劳动力，维持最低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这期间人口基本是不流动的。走西口也就停滞了下来。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直到今天，大量新时代的“口里人”再次开始走西口，纷纷参与内蒙古及鄂尔多斯经济建设，形成了“神木村”、“河曲巷”。试看今天我们城市中间，人口流动很少是“口外”流回到“口里”，而且还是源源不断从“口里”流往“口外”，这条西口路还没有划上句号，“长城两边是故乡”，便是他们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

走西口的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