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1989年秋季,我手里攥着用攒了半年的土鸡蛋换来的书本费,飞奔到村子北头的小学去入学报名。老师问我的名字和出生年月,其实他们也都知道我是谁家的孩子,大概多大了。我激动兴奋地报出我的年龄和小名,并强调我爸说我够上学的年龄了。
老师说还得再回家一趟,问问家长我的具体出生日期,特别是要有个大名,上学必须用大名。我飞奔回家里,把老师的指示说给父亲听,并强调老师说没有大名不让上学。父亲放下手里的粪筐,在柜子里找出他上学时使用过的一个小小的《汉语字典》,准备从中找出我的名字。
那个时代,村子里的女孩子大多起名叫什么霞:芳霞、彩霞、宁霞、雪霞…男孩子大多起名叫什么军:芳军、耀军、会军、亚军…我焦急地等待着,急切地催促父亲给我起个什么军的名字出来。一锅旱烟的工夫,父亲说:文辉,就叫文辉吧。我看了看父亲在字典上用铅笔圈出的两个字。也没有多问一句,为啥要起这个名字,心里只惦记着赶紧去报名上学。
我默念着“文辉”两个字,跑出院门没多远,就发现脑子里就模糊了“文辉”两个字的模样了。又返回家里,让父亲给我写下来。父亲在卷烟纸上写下我的新名字和出生年月日。我气喘吁吁地飞奔到学校,我的名字比我先一步冲进老师的办公室。报完名,领到三两本新书和本子,回家来就把语文书翻了个遍。书上的每一幅图画和我还不认识的文字符号,每一样都令我倍感新鲜和神奇。新书上散发的油墨香味是我闻过最好闻的味道。晚上睡觉时,也把书本压在枕头下面。
上学没有书包,就找一个旧帆布工具包代替。那时的书包,总是空荡荡的,里面只有语文和数学课本。其他的书早早地不翼而飞,或许已经糊在了谁家的墙上,或许已经被哪个大婶顺去夹了鞋样儿。
下雨天没有伞,就用尿素袋子折出一个尖角顶在头上,勉强遮住脑袋和后背。反正,黄土高坡上的大人小孩都是不怕被雨水淋的。
记得一个秋日的中午,大雨倾盆。我顶着尿素袋子,背着我那只有两本书的帆布书包,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去学校的那条泥泞的土路上。斜挎包书包在我的屁股蛋子上受尽了颠簸。我的屁股也不时在泥路上印上屁股印儿。到了学校后,我的屁股已经成泥屁股了,我的书包也成泥书包了,母亲给我塞在书包里的一个烤红薯已经被颠软压扁,把书都染成红薯书了。
那时候,最难熬的是西北漫长而严寒的冬季,现在想来都觉得手脚发麻腿发僵。高中时,每天开水泡冷馍馍就咸菜吃,每晚干板凉床冻得瑟瑟发抖难以入眠。现在的孩子都体会不出那种寒冷的感觉了,或许现在真的是全球变暖了。
据气候学家说,现在全球变暖了,这话估计是对的。因为我就发现现在的冬天好像变暖和了,反正是好过了,没再被冻过了。按照地理和气候来说,北京应该比老家更冷一些,但是在北京上学、工作和生活这些年,我却发现北京的冬天暖和了。记忆里冬日的寒风凛冽,冰冷刺骨的寒气基本没有了。
你看,即使在寒冬腊月,室外寒风刺骨,但是一进家门,热气就会立即包围我们全身。屋子里如同夏季一样暖和,必须脱掉羽绒服,换上单薄的家居服,否则,房子里热得人待不住。你看阳台上花盆里的绿植和红花,青翠欲滴,红艳欲燃,给家里增添了一派春天的温暖景象,春意盎然的样子,一点感觉不到是在隆冬。站在窗前向外看,楼下草坪上积雪覆盖,枯黄的衰草在积雪下做着春梦,等待着来年初春的嫩绿。
现在即使在寒风呼啸的冬夜,外面滴水成冰,屋内依然温暖舒适。不管是上班的大人,还是上学的小孩,个个都穿着温暖轻柔的羽绒服,款式多样,颜色丰富。特别是女孩子们的羽绒服,色彩绚丽,式样新潮,为冬日增添了别有韵味的美。
你再逛逛大商场,各种羽绒服、棉服式样繁多,各种价格的棉衣应有尽有,想买就买。往往去年的还没穿旧、没穿坏,今年的新款就出来了,又忍不住买了一件新的。现在的人,每个人都有好几件羽绒服或棉服、好几双棉鞋和皮靴,不愁没有衣服换洗和棉鞋换穿,再也不像我们小时候那样了。
那些年每年入冬前,母亲都要抽空早早地给一家人亲手缝制好棉衣。来年春季天气暖和了,再把穿了整整一个冬季的棉衣拆洗一下,重新缝好,以备冬天到了继续穿。
那个年代,各家都缺衣少穿,一件棉衣穿十几年。大人的还好说,小孩子年年长个头,就需要年年加长、加大补充一块。记得母亲会收集一些布头和棉花,有时拆旧衣服,有时甚至从他们的棉衣里或者棉被里撕出棉花,增加到我们小孩子的棉衣里。
再看看现如今,孩子们个个都有几件漂亮暖和的羽绒服穿。大人们每天开着自家的车接送孩子上下学,车里打开暖气,暖风吹着,孩子们有时还怕热,闹着要开窗,不但不怕冷,还怕起了热。到了学校里,教室里也是有暖气的,温暖舒适,一点也感觉不到冬天的寒意。学生们个个脸蛋红扑扑的,只感觉到教室里的温热。虽说现在教室里不冷了,然而却时常看到一些生活条件很好,却没有上进心,长得很漂亮却没有理想,吃得很胖,却没有丝毫意志力的孩子。
我们常常在想,现在的孩子究竟缺失了什么?一味地去苛责孩子们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深知,有目标才会有动力,有理想的日子才是快乐而幸福的,现在的孩子们有些就是丢失了理想、迷失了目标和方向。有人就建议大家,应该创造机会,让孩子们体验体验艰苦生活,偶尔尝尝过去的艰苦。起码也应该抽出时间,多给孩子们讲一讲过去的故事,比如给孩子们讲一讲小时候挨饿、受冻以及求学时睡通铺的艰苦经历。
是啊,现在的冬天真的好过了,根本感觉不到一点寒冷,冬天也只不过是穿得厚一点,跟其他季节没啥不同。寒冷的苦,那是好久以前的事情。
在我小的时候,每年冬天,身边总有小伙伴被冻得手指手背全是冻疮,一不小心磕碰一下,就会流血流脓。对于我的防冻措施,父母是比较精心,冬季里出门我都是把双手放进棉袄袖筒里,如此所幸我的手才没被冻伤过。
而我的一个小学同桌,就没这么幸运了。同桌的母亲常年害病,没有精力给孩子准备棉衣棉手套,所以每年冬天,看着同桌满手的冻疮都觉得他可怜。时至今日,我依然清楚记得那些画面。同桌冬天总是穿着一个已经分不清颜色的棉袄,袖子又短又脏。短得已经快要露出胳膊肘了似的,脏得油光锃亮的已经失去擦鼻涕的功能了。但是他依然尽力的把胳膊手缩在短短的衣袖里,不时地勾着脖子去揩鼻孔流出来的大鼻涕。他那双糊满垢痂的手,冻得肿起来鼓鼓的,像戴上了黑色的皮手套一般,仔细看“皮手套”上还裂着口子,隐隐约约能看见里面的血丝和肉。
记得有一年冬天的中午,我去同桌家玩,我们一起站在窑洞门口晒太阳取暖。同桌手里拿着馒头吃,他家的大公鸡一伸脖子,又尖又硬的鸡喙一下子就啄到他的手背上。原本满是冻疮的手背被公鸡啄得血流不止。同桌疼得大哭大叫,家里的大人心疼得拿着棍子,满院子追打那只大公鸡,嘴里不停地骂着:“你这饿鬼,饿疯了,在娃手里抢食吃!”
小学教室里是没有暖气和电灯的,我们都是从家里带些木柴去教室生火炉取暖,从家里带盏煤油灯照亮。冬日的早晨,天还没全亮,我们就从热炕上爬起来,迷迷糊糊地穿上棉衣,背起书包往学校赶。在清冷的晨光里,常常会看到,小学生们踏着遍地冰雪走在上学的路上,背着书包,端着煤油灯,拿着木材。
村子里的小学,教室是两排大瓦房,门窗四处漏风,寒气被冬风从门缝、窗户破口、墙皮脱落的胡基缝送进来,教室里冰冷刺骨。早晨到教室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把土火炉点着,把带去的木柴放进火炉里,待火烧旺了,再加上蜂窝煤。点着的火炉烟尘飞扬,炉灰不及时清理的话,教室里就会弄得乌烟瘴气的。学生们每天都要轮流用小铁簸箕端出煤灰,火炉子周围总是乱糟糟的煤灰。有时怎么点也点不着煤,柴烧完了火就熄灭了,只好坐在教室里受冻。一些穿戴防护不到位的孩子,被冻得满手的冻疮,裂着口子,疼得强忍眼泪。
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孩子们个个精气十足、活力无限。在煤油灯昏暗的灯光里,朗声地读着课文,一个比一个嗓门大。从教室门口经过,都会被震得振聋发聩。
整个校园都回荡着朗朗的读书声和欢笑声,笑声传出校门,回荡在整个村庄,传到了山谷,惊动了小鸟,也惊醒了半山腰放羊的碎娃,他刚在阳坡晒暖暖打了个小盹儿。
记得那时,也不知道那时候是因为教室少,还是因为老师少,不同的几个年级被安排在一个教室里上课。两组是二年级,两组是三年级,两组是四年级,不管语文数学都由同一个老师教。四年级上课时,三年级被要求低着头写练习作业,二年级的可以自己看书也可以爬在课桌上睡觉。我小时候精力好,很少能睡得着。所以总是看看书包里那本唯一的已经被我翻遍翻烂的语文课本,然后偷看老师给四年级上课,竟然基本都能听懂。
教室窗外,土操场的土墙根下,一群流着鼻涕的小孩子在闹哄哄地“挤暖暖”,肆无忌惮的嬉笑着。他们是一年级的学生,教室门前的黄土地上,已经被他们用废旧电池里拆出来的石墨棒画满了几个新学会的大字: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下课铃响前,我的前桌,就从睡梦中惊醒了,口水流了一桌子。她熟练地用袖子揩揩桌子和自己的嘴角,从嘴里取出已经嚼了一个冬季的泡泡糖,安然自在地粘在自己的铅笔盒内侧的盖子上,等待老师敲钟放学。时隔多年,依然清楚记得那个画面和当时的心情。
时至今日,多希望一觉醒来,发现只是在一节课上睡着了,课桌上流满了口水,而所经历的这一切也只不过是一场黄粱梦而已。
——文章摘自本文作者《梦回塬上》一书,始发于公众号“昨日旋律”,作者巴塬颇颇,版权归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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