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这篇文章来源于前段时间的一次经历。我们在一个县上谈业务,县委宣传部长招待我们吃饭。来宾馆引领我们的是一个小青年,可能是宣传部办事人员。我们入席之后,就没有见到这个小青年,我以为他有其他事情去了,也就没有在意。
吃完饭了,事情也就谈好了。我们走出包厢,我这才发现那位小青年还在包厢外面坐着。宣传部长问:“你怎么不进来吃饭?”
部长同时是县委常委,所以一般都称他常委,“常委,”小青年说,“我在这里看你有什么需要的。”
这很明白是供召唤的意思了。部长回头看看包厢,没有剩下什么菜了。因为我们本着不浪费的原则,估着量点的。他叫来服务员,让服务员给小青年做点饭,“饿坏了吧?”部长问小青年。
“不饿不饿!”小青年赶紧说,“谢谢常委的关心,我真的不饿!”
部长看了看小青年,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他实在不欣赏小青年的这种奴颜婢膝。但是他也没有说什么,和我们走了。部长是送我们到宾馆,我们刚到,小青年又来了,部长惊奇地问:“你吃完了?”
“吃完了,”小青年说,“我来看看你有什么安排。”
部长没有再说什么。在宾馆里,我们聊天,小青年就站在旁边,叫他坐他也不坐。直到部长离开,他也还没有走,和我们聊天。因为他也喜欢文化,跟我们聊历史,举止自如,语言流畅,甚至可以说潇洒大方,跟部长在的时候判若两人。
在我的心里,一个词很不合时宜地冒了出来:奴性。这是封建社会余孽,从清朝灭亡到今天,按虚岁算整整100年了,按实际年份算99年了,影响还很深远。
有人说,这是儒家思想的糟粕。但是这实在冤枉了儒家本性。儒家思想创立的时候,对于上下级关系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君臣关系上,“君君,臣臣”,即君主要做君主该做的事情,大臣要做大臣该做的事情,各司其职。“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主应该礼贤下士,才能换取大臣的忠诚。
孟子更进一步发挥说:“君主把大臣当兄弟,大臣才会把君主当心腹;君主把大臣当畜生,大臣就会把君主当普通人;君主把大臣当草芥(草芥人命的意思),大臣就会把君主当仇家。”君臣之间最理想的是互相尊重的关系,而不是主仆关系。
然而数百年之后,出了一名被认为是儒家传承人的人物,之后这种关系就急速改变。他叫叔孙通。说起这人,人品可不怎么样,反反复复,自私自利,唯利是图。
叔孙通,秦朝时候被封为博士。按道理食君之禄,需要忠君之事,然而此人看到到处起义烽火点燃,秦朝很快不保,因此跑了,去投靠了要夺取秦朝政权的项梁。后来项梁战死,叔孙通投靠楚怀王熊心。楚怀王本来就是项梁立的,这一次不算背叛。
楚怀王去了长沙,叔孙通为项羽做事情,这也不算背叛,还在同一阵营呢。但是,在刘邦攻打彭城的时候,叔孙通背叛了项羽,又投靠了刘邦,而且招募了很多人才去攻打自己曾经的首领项羽。叔孙通两次变节,两次都和旧东家为敌。就算他是看到了秦朝和项羽的必然灭亡吧,那也是背弃大义,只顾自身的无耻之徒。
刘邦纠结了一帮乡野草寇夺得了天下,当了皇帝。当皇帝之前,他和这些人都是兄弟关系,没上没下,只有义气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冲天壮志。当了皇帝之后,这些草寇依然把刘邦当弟兄,议政、宴会的时候平起平坐。——这个平起平坐的坐,其实是双腿跪地,屁股坐在脚后跟蛋蛋上。
满朝文武都是这种姿势,没有高低尊卑之分,大臣们,尤其是武将们,还是像汉朝确立之前一样大呼小叫,互相开玩笑,甚至拔剑起舞,气氛喧嚣,没有体统。这时候,三姓家奴叔孙通站出来了,他表示要制订一套朝仪,体现君主的尊严和权威。刘邦心里也因为大臣的放肆不爽啊,正好说到心坎上,因此同意了,但是要求一定要简单一点,害怕自己记不住。
于是叔孙通就去今天的山东找当地儒生来协助自己制定朝仪。然而他名声并不好,他找到的人当中有两个人当面骂他是反复小人,拒绝跟随他。司马迁特意记载了他这次被骂,可见这位史学老祖宗也是有意要让他出丑啊。
但还是有三十多人跟着叔孙通来到了繁华长安。经过讨论、制定和演练,他们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朝仪,这就差不多是今天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上朝景象。其核心便是皇帝坐在龙椅上,大臣朝拜的时候跪在地上,议政的时候肃立两旁,用君臣的不同体态来严格区分等级关系。
朝廷了有了森严的等级,民间自然上行下效,于是,全国上下,除了皇帝都是奴才,奴才下面又有奴才,整个成为了一个奴才的社会。而且,这种奴才思想很快深入人心,绝少有人问过为什么都是人,有的人要向另外的并非自己父母的人下跪。
封建等级制度经过两千多年的不断加强,已经根深蒂固。封建王朝覆灭,等级制度依然源远流长,要改变深入人心的思想还需时日。这是一种糟粕。而制造这种糟粕的人,不是孔子,不是孟子,也跟老子无关,都怪那个卑鄙小人叔孙通。
苏轼也说过同样的话。朝廷在讨论吉日不哭的时候,他嘲笑说:“都怪叔孙通这死鬼制定了这套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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