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雅婷
金元之际，中国历史面临重大转折，蒙古革新派贵族转变了汉地统治政策，忽必烈受命管辖漠南汉地，认识到以汉法治汉地的重要性，因此他广纳谋士，组建了金莲川幕府。幕府中汇集各方名儒奇人，绝大部分是汉族人，这些幕僚在忽必烈称汗后大多身居高位，后世也将他们称为潜邸旧侣。那么，人才济济的潜邸旧侣中，最受忽必烈器重的汉人又是谁呢？
当属被后世后世称为“大元帝国总设计师”的刘秉忠。
刘秉忠是最早追随忽必烈的谋士，也是忽必烈最为器重的汉族幕僚。
忽必烈称汗后，刘秉忠获封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在元初政坛举足轻重，去世后谥号“刘文正公”。元朝建立以后，刘秉忠融合了蒙古传统与汉地制度，为忽必烈规划了王朝的典章制度，影响了蒙元王朝的走向。
为何刘秉忠偏为忽必烈所器重呢？究其原因，刘秉忠的学术背景与行事风格都是他能被重用的重要因素。
刘秉忠受海云禅师引荐，以僧人身份北上谒见忽必烈。蒙古统治者对于儒学兴趣较少，但佛教的因果轮回之说却对他们有着吸引，因此蒙古人对采取宗教保护政策。此时，忽必烈已皈依佛教，在当时而言，佛教徒比普通的汉族儒士更容易获取蒙古贵族的信任。因此，刘秉忠的一席僧袍成为了他在潜邸幕府的一道护身符。
潜邸幕府中，刘秉忠不但以僧人身份随侍忽必烈，更因精通阴阳术数而受青睐。
蒙古统治者向来重视占卜吉凶，早在成吉思汗时期，耶律楚材便因擅长“预卜吉凶”而深受重用；蒙哥皇帝亦是酷信此术，“凡行事必谨叩之”。因此，刘秉忠又以精通阴阳术数的本领增加了忽必烈对他的信任。忽必烈称赞他:“秉忠事朕三十余年，小心慎密，不避艰险，言无隐情。其阴阳术数之精，占事知来，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闻也。”
此外，刘秉忠又以自己的堪舆之学，为忽必烈修建开平、规划元大都，深得忽必烈赏识。
刘秉忠所学庞杂，不仅精于术数，还深谙儒学。
许衡是当时学富五车的正统理学家，但他向忽必烈宣扬入学时，艰涩难懂，忽必烈听了全无兴趣。与之相比，刘秉忠向忽必烈传授儒学的方式更为朴实易懂，更易于蒙古统治者接受。忽必烈南攻云南时，刘秉忠始终随侍左右。大理之役中，刘秉忠以古代圣贤为例向忽必烈劝谏止杀，劝说忽必烈“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此举不但安稳人心，也一改蒙古军烧杀抢掠之风，对蒙军的作战风纪与统治汉地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刘秉忠博古通今、深谋远虑，为忽必烈提出了许多有效建议。他在藩府之时，竭尽全力为忽必烈搜罗人才，这些人或是儒学名士，或善经邦理财，或有奇才异能，刘秉忠所荐之人大多获得重用，刘秉忠协同张文谦等谋士共同完成了邢州大治，并在随征大理、己未伐宋等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可以说，刘秉忠比普通儒士多了一层僧人身份，又比一般僧人擅长阴阳术数，同时又通古今圣人之学。他集儒释道三家思想于一身，并鞠躬尽瘁效忠忽必烈多年。
刘秉忠深谋远虑，格局高远，通过自身对汉地农耕文化与蒙古草原游牧文化的认知，为忽必烈提出了酌古宜今的治国方略。他所撰写的《万言书》语言平实、易于蒙古统治者接受，且其各项主张详实具体，这对于处在重要转折期的蒙元王朝而言极具现实价值，也正因此刘秉忠成为了最受忽必烈器重的汉人。刘秉忠的规划影响了蒙元王朝的历史走向，他也因此成为“大元帝国的总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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