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文华殿“千古风流人物”的苏轼主题大展现场，一件展品让很多观众看得津津有味。它是苏轼在元符二年（1099）贬谪海南儋州期间，给幼子苏过写的一封信。明朝人陈继儒将真迹辑刻成帖，这封信也称作“献蚝帖”。面对海南取之不尽的生蚝，苏轼说他琢磨出两种烹饪方法：一种是把蚝肉取出来，加酒和水一起煮熟；另一种是专门选个头大的，用炭火来炙烤。信的结尾不忘带着一点苏轼特有的幽默——“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海南作为当时的蛮荒之地，有谁愿意去呢？这种苦中作乐的劲头让人会心一笑，又觉得有一点心酸。
于是作为美食家一面的苏轼显露出来。他的美食创造总和他的流放生活紧紧相关。几乎置他于死地的“乌台诗案”后，苏轼于元丰三年（1080）去到了人生第一个贬谪之所黄州（今湖北黄冈）。为官的俸禄没有了，只有一份微薄的实物配给可领，他想到了在城东的一片坡地上开荒自足，从此便有了“东坡居士”的名号，历史上多了一个“苏东坡”的名字。后世所称的“东坡肉”、“东坡羹”和“东坡豆腐”据说就是在黄州期间被发明出来的，是对最平常食材充满智慧的转化。绍圣二年（1095），苏轼一贬再贬到了惠州。市集上无人问津的羊脊骨，被苏轼便宜获得，做成了火烤羊脊骨的美味。这大概让他成为了吃羊蝎子的鼻祖。颠沛流离的命运，始终无法阻止“自笑平生为口忙”的苏轼，去发现苦难生活的情趣。
几乎所有人，都是从文学作品首先认识苏轼的。但渐渐地，我们会发现这只是了解他的一个入口，也仅仅是构成他复杂魅力的一个方面。作家林语堂形容苏轼，“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对于这个多才多艺、多姿多彩的历史人物，林语堂又补了一句：“这些也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
宋代是一个缔造“百科全书”式人才的时代。北京大学原中文系副主任、苏轼研究者张鸣告诉本刊，宋代所形成的新型士大夫阶层是集政治才能、学术造诣和文学修养于一身，兼具官僚、学者和文士三种身份。不仅苏轼如此，同时代的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都是这样的情况。而对比唐代出名的李白和杜甫，他们仅在诗文上著称，政治和学问都没有太多作为。张鸣认为，这可以归结到几点原因：首先，北宋开国推行的是以文治国的国策，那么经过一百年的时间，就自然会结出人才的果实；另外，宋代有种全民向学的氛围，不仅有书院讲学，还有很多私人讲学存在。
“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雕版印刷的发展改变了知识的物质载体和传播方式，从而对改变读书人知识储量、士人知识结构、提升全社会文化水平有着深远意义。此时有‘谱录’这一类知识性著述大量出现就是证明。这种现象对应的是知识积累、整理的需要。除了谱录，最重要的一本书是《梦溪笔谈》，这是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笔记体著作，作者沈括也和苏轼处于同一时代。它的内容大大超出传统文人所熟悉和关心的那些知识范围，著述形式也是全新的。苏轼作为士大夫的知识结构，就可以和《梦溪笔谈》相媲美。”
苏轼无疑是群星闪耀的宋代士人群体里最为璀璨的那个。他不仅精通诸多领域，还以创造性的思维进行了新的开拓：诗歌上，他和黄庭坚共同奠基了“宋调”，也就是区别于唐诗的丰神情韵，而以筋骨理性见长；作词上，苏轼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将词的题材扩展到写景、记游、抒怀等方方面面；书法上，他表达了“我心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的看法，而成为宋代书法“尚意”书风中的砥柱人物；绘画上，他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是后来明代董其昌“文人画”理论的先声。除去这些主要的文学和艺术门类，还有苏轼在日常生活中迸发出的火花——比如在海南儋州艰苦的条件下，他改造斗笠为“东坡帽”来防日晒雨淋，也尝试制作松烟墨。
从宋朝到今天，为何苏轼一直被视为文人心中的理想人物？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苏轼十讲》的作者朱刚对本刊说：“正是由于苏轼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的罕见‘全才’。在某种意义上，面对苏轼的时候，好像就在面对传统文化的整体。不同时代、不同兴趣的人都能从中获益。这是其中的一个层面。”
更深层次的吸引力则要到苏轼的人生中去寻找。苏轼有一个辉煌的起点：嘉佑元年（1056），他从老家眉州来京师汴梁参加科举考试，以第二名中举。如果不是主考官欧阳修以为那是来自学生曾巩的试卷，需要避嫌，苏轼就应该名列榜首。而真正让苏轼名震京师的，是他在制科考试中的表现。宋朝沿用隋唐的贡举制度，设进士科来获得普通人才，又设制科以对待非常人才。苏轼经过了六篇文论的笔试之后，再到大殿接受天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策问。结果苏轼名列三等，弟弟苏辙列四等。“当时宋仁宗的原话是，‘吾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也就是说，苏轼的政治前途一片光明。”张鸣说，“宋朝有位宰相刘挚说过，‘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则不足观矣’。这句话的意思是，士人要有器识，不能只局限于做文人。器识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这是以苏轼为代表的士人群体极为看中的。”
黄州是苏轼人生转折的关键点。苏轼贬谪到黄州之后，巨大的心理落差可想而知。他所留下的书法真迹《寒食帖》里，一笔一画都如泣如诉。它仿佛让人看见那个凄风苦雨的寒食节，盛年之时的苏轼，正在为时间流逝而哀叹，任凭满腔抱负无处施展。那么他将如何完成心态的转化？“孟子仁政思想中‘民为重’的观点，帮助他想通一件事情，就是在哪里都可以为民众去做事情的。”张鸣说。苏轼在黄州做了不少实事，逐渐和当地人熟悉起来，感受到与民众交往的快乐。“在一首《黄泥坂词》里，他就写了喝醉酒躺倒在路边，乡亲父老轻轻拍醒他，担心他被牛羊踩踏的情景。他体会到了这种人间的温情。”苏轼心态的转变过程经历了时间，“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这样的词句一出来，你会明白他的精神境界已经为之一变。”
因此，苏轼对后人极为宝贵的遗产，是他历经沉浮后对人生形成的思考。“苏轼的表达能力和交流能力都特别强，所以无论是内心独白式的作品，还是跟别人应酬的作品，都能体现‘人生思考’的结果。只要一翻他的集子，就能感受到这个特点，而读者自然就会在‘人生观’的层面受其影响，这使苏轼的影响能够深入到国人的‘灵魂’层面。”朱刚这样说，“从著名的《水调歌头·丙辰中秋》词中我们可以读出他自认为谪仙，却不愿‘乘风归去’，而愿长住人间的结论。这种深爱人间的态度，并不令人意外。只因苏轼也深通佛道，常有‘出世’之思，又一生陷于政争，时发厌倦之语，所以需要一个权衡：他对生活、对人世的态度，主要方面是什么？其实苏轼几乎每走一步，都在反思‘人生’，这一点非常突出，也许就因为他是个‘全才’，在诸多领域都有能力去创新发展，这个‘人间’到处有他的用武之地，因此不弃不离。对人世的爱，不是空洞的，这跟主体的力量、水平在这个世界的展开能力有关。”
苏轼在他生活的时代就为人们所喜爱。正如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四川大学教授周裕锴在采访中所说，苏轼不断被贬的经历，其实使他对文人和普通人的影响力、吸引力更大了。他的诗词文论被人传抄，书画墨迹被人珍藏。即使在宋徽宗打击元祐党人的短暂时期，人们也将和苏轼相关的物品悄悄保护起来。苏轼的宦游和贬谪经历，让他的足迹遍布了大江南北。今天我们仍旧可以通过寻访地理和观赏笔墨真迹的方式，走近苏轼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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