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从周：贵州历史上的第一位进士
一、曾是惊鸿照影来
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贵州通志·人物志》载：“冉从周，遵义人，举进士，时呼为破荒冉家，历官为珍州守，有善状。（《明一统志》）从周，宋嘉熙二年（1238），周坦榜进士。（《四川通志》）”清康熙年间由福建侯官人陈梦雷编辑的《古今图书集成》卷450载：“冉从周，举进士。历官为真州守，有善状。”这两条简略的记载中透露出来的信息太少，只知道冉从周是遵义人，是宋嘉熙二年（1238）中的周坦榜进士，曾当过珍州（也叫真州）守。当时的珍州是一个县郡，所以“珍州守”应该是一个“守令”，相当于县令，是一个正七品官员。冉从周在珍州守任上也做过一些好事。“破荒冉家”的意思是：冉家子弟结束了贵州无进士的历史，是贵州文化史上一个破天荒的壮举。
为了给读者提供更多一点的信息，笔者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对冉从周有了更多一点的了解。
清郑珍、莫友之纂《遵义府志》载：“冉璞墓，在绥阳金里徐阳台，与其子从周同兆。今碑记无存。按：二墓通志题云‘二冉墓’。注，在朗水里，县志亦然。今考，在朗里为琎墓，而璞墓在金里，前志并误。”从这条记载可知，冉从周是冉璞的儿子，死后与其父冉璞葬在一起，墓在绥阳金里徐阳台，而不在《绥阳县志》所载的朗水里。查《绥阳县志》，原载为：“冉璞墓，在城西南朗里徐阳台。”其实，两部志书所载均为徐阳台，这一点没有争议，有争议的仅是金里和朗里。其实绥阳的徐阳台，是一个地质台地，就在冉琎、冉璞故宅——青山平母台附近，应该是在金里和朗里的交界地带，但所属应为那时的金里。关于这一字之误，或许是行政区划造成的，今天也无争议的必要。不过，这个记载使我们弄清了冉从周的家族和墓葬地点。可是因为历史久远，又无碑记，所以已很难找到冉从周的墓葬了。
冉从周能考中进士，与播州第十四代土司杨价（？-1243）有关。清郑珍、莫友之纂《遵义府志》载：“价好学，善属文，先是设科取士未及播，价诵于朝，而岁贡三人云。”这才有嘉熙二年（1238）冉从周由三名岁贡之一得举进士。当时播州人感到非常荣耀，“时呼为破荒冉家”。史家也认为：“天荒之破，杨氏之功也。”
清康熙《贵州通志·秩祀志》载：“冉进士祠，在遵义府城西南隅。”这个祠应当就是冉从周祠。明代长官司（今道真）人何敏树曾写有一首《谒冉进士祠》，被清人唐树义等选编的《黔诗纪略》收录。全诗为：“一自先生贡礼闱，播州山水有光辉。二百年来拜祠宇，令人长忆宋雄威。”诗中的“礼闱”，指的是古代科举考试的会试，因其为礼部主办，所以称为礼闱。诗中的“雄威”指的就是杨价。杨价曾被授予雄威军都统制之职，故有“雄威”之称。诗的大意是：自冉从周先生考中了进士，结束了贵州没有进士的历史，播州的山水就陡然显得有了光辉。两百年来，无数人来拜谒冉从周先生的进士祠宇，这不能不令人常常想起播州宣抚使杨价杨雄威的功德啊！这首诗把冉从周考取进士与播州土司杨价重文联系了起来。
在播州土司杨文墓发现的《杨文神道碑》碑文中有关于冉从周的点滴信息：“令漕宪赵定应、□参冉从周深诸蛮宣布上意，慕授以杀贼方略。”联系上下文，其意是：蒙古军攻克了云南大理国，进攻罗鬼国（即今贵州毕节、大方、黔西）一带，进逼播州、思州，皇帝派遣了当时的漕宪赵定应、□参冉从周深入播州、思州等地宣布皇上的旨意，授以这些地方杀贼的方略。当时冉从周的职务是“□参”，“参”前究竟是个什么字，因石碑年代久远，造成缺失，已不得而知。有的研究者将其写为“幕参”，可是查遍宋代的官职，均无“幕参”一职。历史上曾有过官职叫“大参”，是布政司参政的别称。相关资料显示，明代布政使（而非司）曾设左右参政，相当于副县长的职务，这肯定与历史真相不符。历史上还曾有过官职叫“丞参”，不过，这是清末新官制中的一种职务，是于各部尚书、侍郎以下设左右丞和左右参议，统称丞参，这肯定也与史实不符。回过头来再看“□参冉从周”这条记载吧，排在冉从周前面的赵定应，曾是一名管漕运的高官，后来是继余玠之后的四川制置史兼重庆守官，是朝廷高官。由此，估计冉从周当时也随冉璞和冉琎前往四川助南宋官府防守蒙军，是赵定应的高参之类也未可知。
冉从周的家族后裔对冉从周也十分崇敬。在《道真冉氏族谱》中有一首署名冉子于写的诗歌，全诗是：“承郎事务作公卿，琎璞接生又克明。愿颂从周擢进士，高才俊似海东青。”诗中写到了冉琎、冉璞兄弟，冉璞的儿子、渝州车骑将军冉克明，贵州第一个进士冉从周的事迹，并把他们比成了“万鹰之神”的海东青。就是最好的证明(已考证从周非璞之子)。
因冉从周曾任州守的珍州，所以许多珍州后学也把冉从周当成了偶像。清人郑珍、莫友之纂《遵义府志》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叫郑宜的人，是康熙五十年（1711）的珍州举人。他自幼家贫，但十分好学，想到当时的珍州在改土归流（1600年）一百多年来还没有出过举人，就倍加努力，一心想考中举人。珍州知州汪曾垣得知这件事后，召见了他，询问他的志向，他说：“宜得为珍州冉从周足矣！”汪曾垣听了很高兴，说：“果尔，余当迎子于州界上！”郑宜中举归来，汪知州果然如约相迎，并题写了“破天荒”三字悬挂在郑宜家大门上。郑宜还写了《乡荐归，州牧汪公枉驾远迎，马上口占奉谕二首》（见清郑珍编《播雅》），其中第二首全诗为：“降珍不降已千秋，举子山名空自留。不赖文翁能教授，破荒那得冉从周。”诗中的“降珍”为珍州降珍山，文翁为汉代蜀郡太守，在这里喻指汪曾垣。诗歌表达了对冉从周的崇敬之情，和对汪曾垣的鞭策、鼓励和器重的感激之情。
虽然历史久远，史料缺乏，但通过笔者努力，如能为今天的贵州人提供一个学习的范例，使某个今人能在某个领域象当年的冉从周一样“破荒”而出，就不枉笔者撰著此文了。
二、“从周”之名蕴深意
冉璞的儿子冉从周，是贵州历史上的第一个进士，他的名字“从周”大有来头。
《论语·八佾》中记载了孔子的这样一句话：“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孔子“从周”的最早“现身”。在《礼记·中庸》里还记载了孔子的另一句话：“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这是孔子“从周”并身体力行的文字证明。
那么孔子为什么要“从周”呢？因为这是孔子主张修德以治国的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起点。
殷商时代，天命观是左右人们思想和精神的核心价值观，人们特别迷信上天和鬼神，决策大小事情完全靠问卜吉凶，统治者们也总觉得他们的权势是上天赐予的，是祖先在天堂里保祐他们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殷商的最高统治者纣最后竟堕落到了极端无道的地步。《淮南子·要略》记载：“纣为天子，赋敛无度，杀戮无止，康梁沉湎，宫中成市，作为炮烙之刑，剖谏者，剔孕妇，天下同心而苦之。”意思是，商纣王时期，对老百姓残酷剥削，随意杀戮，宫中成了杀人的“屠宰场”，他们把人绑在烧红的铜柱上活活烧死，把忠臣的心肝活生生地挖出来任意丢弃，把孕妇的肚子剖开玩耍……害得老百姓没有了活路，过着苦不堪言的日子。而他们却认为这是上天给他们的权利，是天下任何人都不可能违逆的。
但就在商纣王抱着天命观不放的时候，却有一个人在悄悄地修德行善。“文王四世累善，修德行义，处歧周之间，地方不过百里，天下二垂归之。”（《淮南子·要略》）这段话的意思是，在商纣王迷信天命、神道，进行残暴统治的时候，周文王正在“修德行义”，而且得到了天下百姓的敬仰和归附。
后来，本为小邦的周以“卑弱制强暴”，用道德战胜了神鬼，以道德为主的核心价值观战胜了笃信天命、鬼神的核心价值观。这是周重人事，修道德，实行仁爱之政，使天下归心，万民归附的结果。
孔子对商周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纵观殷商以天命观为核心价值观，最后导致统治的坍塌，而被周朝“郁郁乎文哉”的德治所取代，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有德者得天下，无德者失天下。形成了他全新的以修德与治国相结合的思想观念。所以孔子对周代形成修德治国为中心的礼制充满了崇敬，发出了“吾从周”的肺腑之言。可见，孔子从周，是形成他修德以治国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起点。
回过头来，我们看看冉璞为什么会给他的儿子取名“从周”呢？笔者以为，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冉璞家族的祖先冉雍是孔门“五冉”之一，他们家又世代业儒，是受孔子儒家思想深刻影响的一个大家族；二是冉璞学问渊博，对儒家学说的来龙去脉了然于心，对孔子“从周”的思想内涵有精准的把握；三是对修德治国思想有发自内心的追求，这从他们向余玠献钓鱼城之策保家卫国的理想和智慧中就可以看出来。所以，冉璞为儿子取名“从周”，是他及他的家族学识、思想、道德和理想的集中体现，是渴望天下尚德、去除侵略和杀戮的一种美好愿望的表达。
新发现的《冉从周母亲李氏墓志》及研究
先妣安人姓李氏第百六家世，恭州之玉枼。安人皇考君上始遊播，淳熈丙午秋七月念三安人始生，既笄適冉氏即先君月庵也。安人年六十有二，而先考即世。生二子，長曰從周，登辛丑第，三領郡纹丐祠受雲臺觀;次曰興周，两充貢，先安人而卒。女三人，長適猶存道，次適南平學官李敏子，次適總幹楊震雷，應翔應□應龍應夢應辰皆充貢，應運應起尚幼，内外孫凡二十四人，曾孫男女七人。安人於咸淳戊辰又以其生日而卒，於己巳三月丙辰合封於兊山之原。葬之日，州尊以下暨逺近親属咸来执紼礼有加焉。待班仕榮誌而銘之，從周谨叩首哀號，書其梗槩，刻石而纳諸壙，因係之以銘，銘曰：安人之德，温柔敬直，训子教孫，治家有則，夀考康强，年開九袠，兊山之原閟以玄室，丹書壙銘，鑱堅墌實，載安載寕，永佑于我後之人。
李氏墓志简读及相关人物情况
该墓志载：母亲(先妣，对去世母亲的尊称;安人，宋时自朝奉郎以上，其妻封安人，明清时六品官之妻封安人。这里为方便阅读，以第一人称直译称其为“母亲”) 李氏世系第一百零六世，乃恭州(重庆)李氏之女，外祖父(皇考，古时为表尊重对先父先祖称皇考;皇考君上，这里是冉从周对外祖父的庄严尊重的称谓)遊居播州。母亲于宋淳熙十三年丙午(1186)秋七月二十三日出生，成年(笄，古时女子15岁许嫁举行笄礼)后嫁与冉氏即先父月庵(月庵，冉从周父亲之号，古人有姓、名、字、号、别号、谥号等，为表尊重，古时不能直接称呼父亲的名或字)，母亲寿年六十二岁，而先父已经去世。生二子，长子曰从周，于淳祐元年辛丑(1241)中进士，三次领郡事，后自请奉祠云台观(云台观，宋时华州云台观;奉祠云台观，宋时因故不理政事而予俸禄的祠禄官);次子曰兴周，两次入选为贡士，在母亲之前已去世。生女三人，长女嫁犹存道，次女嫁南平学官(学官，宋时主管学务的官员或官学教师的统称)李敏子，三女嫁总干(总干，宋时总领所干办公事的简称)杨震雷，孙子应翔、应龙、应梦、应辰等均入选为贡士，应运、应起还小，内外家孙共二十四人，曾孙男女七人。母亲于咸淳四年戊辰(1268)生日即七月二十三日去世，于咸淳五年己巳(1269)三月丙辰日与父合封于兑山之原。母亲下葬之日，州府主官以下官员及远近亲属都来送殡，待班(待班，又称待次，宋时选举制度之一，官员等候补阙亦称为待阙，亦称为待次)仕荣撰写墓志，从周怀着悲痛之情书写其大概而刻石作铭：“安人之德，温柔敬直，训子教孙，治家有则，寿考康强，年开九帙( 袠，同“帙”，古人以年过六十为开七帙，年开九帙，喻长命百岁。此段是冉从周对其母亲德行的称颂)”。在兑山之原修建墓室，撰写墓志，承载着安宁的期望，愿永远保佑于我后之人。
李氏墓志对墓主籍贯及生卒年月基本情况作了明确的介绍，同时对墓主下葬时子女情况也作了明确的介绍：冉从周于淳祐元年辛丑(1241)中进士，曾三领郡事，奉祠云台观，冉兴周两次入选为贡士，次女婿李敏子为南平学官，三女婿杨震雷为总干，孙子应翔、应龙、应梦、应辰等均入选为贡士。墓志中特别是冉从周本人的情况与《冉彦正墓志》载“以春秋學登庚子第”有别，更与《明一统志》载“从周，宋嘉熙二年周坦榜进士”不同，郑珍撰《遵义府志》卷三十二选举亦载“嘉熙二年戊戌科周坦榜冉从周，遵义人官珍州守”。李氏墓志因是冉从周本人亲自主持并书写母德刻石作铭，那么对自己的情况介绍应该准确无疑!即“从周登辛丑第[于淳祐元年辛丑(1241)中进士]”。
“合封于兊山之原”与郑珍撰《遵义府志》载有别
郑珍撰《遵义府志》卷十冢墓载“冉璞墓在绥阳金里徐阳台，与其子从周同兆，今碑记无存”。从《遵义府志》及相关历史文献记载，二冉墓均已于早年被毁，二冉距今已越七百多年，在历史的变迁中，名人墓葬，实难保全。绥阳金里徐阳台是否就是宋时之“兊山之原”，由于资料有限，无法考证。冉从周母亲李氏墓志清楚载明“合封于兊山之原”，与谁合封?古代合封都应是夫妇合封，今亦如此，所以冉从周母亲李氏应是与其父冉彦正合封于兑山之原。
冉璞是否就是冉从周之父冉彦正?
据“中国遵义”政府网站人文遵义历史名人栏目“绥阳二冉-冉琎、冉璞” 介绍，公元1259年，元宪宗蒙哥亲率十万之众进攻四川直抵钓鱼城，久围不克，主将汪德成中飞石死于城下，7月，被宋军乱箭所中，死于重庆北温泉。冉璞闻蒙军败于钓鱼城，狂欢而卒。《冉彦正墓志》载“公諱彦正，字明道，生於淳熈之戊戌，卒於淳祐丁未之九月十一日戌時，年七十也”，冉彦正卒于淳祐七年丁未(1247)，如若冉彦正即是冉璞，那此时与元宪宗蒙哥败于钓鱼城相去已十二年之久矣!
《杨文神道碑》载“淳祐六年，……置制使余君玠命建阃，时蜀事转亟，君条陈保蜀三策，献之制使……”“今纵未能大举，莫若于诸路险要去处，众口城筑，以为根抵，此为中策”。此时为淳祐六年丙午(1246)，而冉彦正此时已年逾六十八岁，第二年即淳祐七年丁未(1247)之九月十一日即已去世。又另据《宋史·列传第一百七十五卷》载，“余玠，字义夫，蕲州人……，寻授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兼总领兼路夔转运使。自宝庆三年至淳祐二年，十六年间，凡授宣抚三人，制置使九人……及闻玠入蜀，人心粗定，始有安士之志。……播州冉氏亲兄弟琎璞，有文武才，隐居蛮中，前后阃帅，坚不肯起，闻玠贤，相谓曰：‘是或与语矣’”，从《宋史》介绍余玠生平可知，其于淳祐二年(1242)在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兼总领兼路夔转运使，而冉氏亲兄弟亦是在此之后才相约投奔余玠，此时冉彦正六十又四，已是养老之年，如果其就是冉璞，那此时冉琎也至少六十六七岁，两位已过花甲之年的老人再相约去投奔余玠是否不太可能了!
吕金华据渝黔冉氏族谱介绍播州冉氏，冉琎生于庆元五年(1199)，卒在宝祐六年(1258)，娶李氏，生子，迁徙正安;冉璞，生于嘉泰元年(1201)，卒于景定元年(1260)，娶王氏，生冉胜。按此推之，淳祐二年(1242)余玠在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时，冉琎四十三岁，冉璞四十一岁，正值年富力强，知识丰富，精力充沛的时候，其相约投奔的理由远比已年过花甲之年的两位老人相约投奔更为充分可信。
由上可知，冉璞确非冉从周之父冉彦正，而郑珍撰《遵义府志》卷十冢墓载“冉璞墓在绥阳金里徐阳台，与其子从周同兆”及其它文献所载冉璞、冉从周为父子者均可修正矣。
文章来自吕金华、石再军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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