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而复始轮于面，纹痣缺陷祸非轻。
限运并冲明暗便，更逢破败属悠冥。
又兼气色相形克，骨肉破败自零仃。
五岳四渎相朝挹，扶摇万里任腾飞。
谁识神仙真妙诀，相逢谈吐世人惊。”
这是一首晚清时期脍炙人口的相面歌。
麻衣神相图
相面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传统的相面术认为，人的面目以鼻子为中轴线，自上到下有十三个重要部位，每一个部位左右与其相对的还有其他一些部位，共计146个。这146个面部部位把人生的命运前途都包涵了。从面相学的角度看，人类小小的一张脸，却是方寸乾坤，气象万千。
据说，人的“面相”是前世修来的，人的荣华富贵、贫贱祸福、贤愚善恶等等，都体现在人的面相上，是为“相由心生”。此外，人的音容笑貌、皮肤骨骼也都预示着人一生的命运。
中国古代著名的相面大师“麻衣先生”在其名著《金锁赋》中写道：“相法百家归一理”，一个人能否精通相术，除了勤学苦练，还要有“悟性”，尤其重要的是要有“异人指点”。如果翻看几本相书，就自认看懂了相术，那是不可能的。
麻衣先生毕竟是传说中的“人物”，我们无法知晓他的“相术”到底如何。不过，晚清名臣曾国藩却是一个有史可证的“相面老手”。传统科举制度下的士大夫光靠饱读诗书、写一笔漂亮的八股文，要想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中如鱼得水是远远不够的。要想飞黄腾达，除了有“靠山”，还要精通易理，会察言观色，领会相面术。如此，方能在观察中审时度势，吃得开。曾国藩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1811年11月26日（清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曾国藩出生在湖南湘乡一个私塾先生家。自明代以来，曾氏家族就世代务农，虽不富有，却乐善好施，在乡里赢得了好名声。俗话说，好人有好报，不是不报，时刻未到。曾氏祖上几百年积累的“阴功”到曾国藩这一代，总算得到了“好报”。
1838年曾国藩进京参加会试，殿试取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这一年会试的主考官是大学士穆彰阿。这位穆彰阿嫌曾国藩的旧名字（子城）太俗气，为其改名为“国藩”。1840年，曾国藩被授予翰林院检讨，官秩从七品。由此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其后十年，曾国藩七次升迁，连跃十级，官至礼部右侍郎。1851年洪秀全领导太平军起义，曾国藩受命运危难之间，奉旨编练“湘军”。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曾国藩功勋卓著，一度权绾四省，位列三公，一生之功业达到顶峰。
毫无疑问，曾国藩在晚清仕途上是出类拔萃的成功人士。他的事业之所以如此成功，除了得力于天时地利之外，还与他有特殊的用人本领，即精通“相术”有关。曾国藩将传统的“相术”智慧用于湘军的人力资源管理上，得心应手，占尽了“人和”。一个人，在事业上占尽了天时、地利与人和，焉能不成功？
曾国藩
曾国藩为何醉心于相面这些所谓的“封建迷信”？其实这是那个时代读书人的“通病”。晚清时期，还是一个“信神”，“敬神”的时代，只有到了20世纪初期以后，西方文明科技文明大肆侵入之后，中国人的信仰观念才发生缓慢的变化：从“迷信鬼神”转向“崇拜科技”。
有人问了，曾国藩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信神的呢？举例说，1843年正月初一，这天住在京城的曾国藩早早起床，开始“敬神”，并“北向朝贺”。过会，曾国藩又“磨墨试笔”，只写了两个大字：“孝”和“敬”。吃完早饭，曾国藩就出门拜年去了。
一个月之后，北京城的天象突变。1843年阴历2月12日，曾国藩与他的好友蕙西，连夜讨论“天象”。他说：“西南方有苍白气，广如一匹布，长数十丈，斜指天狼星”，曾国藩此时还对天象没有研究，他只是疑惑地说：“不知主何祥也？”次日上午，曾国藩又去朋友处聊天，对“风水之说”产生了兴趣。
这时的曾国藩尚闲居在翰林院，那是一个闲得无聊的部门，汇聚了一帮穷进士，在里面熬日子，等待哪天圣旨降临，获得某个部门的实缺，就离院别任去了。翰林院的日子，倒也清闲，故而曾国藩有足够的时间去研究“天象”、“风水”、“周易”和“相术”。
曾国藩日记手迹，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廿二日，这则日记倒数第二行明确记载，曾国藩仍”读易“，易即《易经》也。
1858年，清军与太平军的决战进入关键阶段。这一年，也是湘军统帅曾国藩一生中最不顺的一年。这年7月13日，咸丰皇帝委任曾国藩兼办浙江军务，曾国藩于8月15日抵达江西南昌，与他的好友胡林翼会商进兵、筹饷之策。不料，11月15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和湘军干将李续宾在安徽“三河镇”战死，史称“三河之役”。据史料记载，曾国华”英略盖世“，而李续宾号称“中兴名将”，二人战死沙场，令曾国藩的湘军“大震”。
亲胞弟的死亡，令曾国藩产生了某种“心电感应”，他在11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是日，眼蒙殊甚，不能写字”。当时通信方式落后，一直到12月22日，曾国藩才获悉三河战役失败事情，但其胞弟阵亡消息要到数日后他才知晓。这些不幸的事件，对曾国藩的心里产生了严重影响，也是在这个时候，曾国藩开始用“相面术”来安排湘军人事问题。
1858年11月19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几位部下的“面相”。如刘长春，湘乡城里人，27岁，“面貌俗”，“聪明而滑”；王品高，栗山铺人，31岁，“目下视，身长，结实，鼻好，耳好，目低”；11月27日，曾国藩又记载了几位将官的面相，如下：萧浮洒，“口拙讷，神不外散”；刘湘南，“眼黄有神光，鼻梁平沓，口圆有童心”；熊登武，“目有精光，三道分明，鼻色榫勾而梁方，口有神而纹俗”。11月28日，曾国藩又记载：周惠堂，“颧骨高，方口好，面有昏浊气，色浮，不甚可靠”。11月30日，曾国藩写道：黄东南，22岁，“目光三道，面麻，声不雄”。12月2日，曾国藩记载：唐顺利，38岁，常宁人，“目小有精光，眉粗，笨人”。如此云云，不一而足。
根据上面的曾国藩对部下的相术记载，可以得知，曾国藩主要是根据人的五官相貌、身形长短、声音、气色、谈吐等方面，对一个人的品行进行一个总体的评价，再据此决定是否委以重任。不过，曾国藩的相术，不是用来推断一个人的“吉凶祸福”，而是用来推断其“心术”是否“正”，是否可担当“重任”。
经过对部下相面的多次实践之后，1859年4月10日夜，曾国藩长久未眠。这一夜，曾国藩苦苦思考“相人之法”，并总结了“十二字真诀”，即“六美六恶”。所谓“六美”，曰“长、黄、昂、紧、稳、称”；而“六恶”是“村、昏、屯、动、忿、钝”。总的看，这“十二字”相人真诀都是偏向于观察一个人的“气象”。通过观察人的“气象”来裁断其“心术”。曾国藩是湘军统帅，他需要的是强兵干将，也希望重用的部下有“好运”，自然他也会沾“喜气”。
在“六美”中，曾国藩很看重“黄”，因为根据相法，“黄色”是“喜气色”，主功名富贵。麻衣神相说：“名成利遂，三台宫有黄光”，即指此言。用今天的话说，曾氏“六美”、“六恶”都是偏重于人的“情商”之高低。在曾国藩看来，情商是一个人能否成“大器”的关键！
古语云“有心无相，相逐生心；有相无心，相随心灭”。其意是说，凡人生得心地好，而相貌不好，则相貌会随着心地向善而变好。反之，一个人如果相貌好而心地坏，那么好的相貌也会随着坏心而变坏。简言之，“心”为人身之主，相由心生。话又说回来，一个人的面相再好，要想事业有成，也必须能吃苦，有恒心。
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李鸿章，身极“长”，约一米九。
这一点，曾国藩也是承认的，他自己的座右铭就是：“能吃天下第一等苦，乃能做天下第一等人”。
作为晚清封疆大吏，曾国藩位极人臣，一生阅人无数。在此期间，有许多人被曾国藩相过面，但蒙其提携有加的，当首推未来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了。如前言，在湘军遭遇“三河战役”的惨败之后，曾氏就上奏朝廷，说：论大局之轻重，宜并力江北，图清中原；论目前之缓急，宜先攻景德镇，保全湖口。
这是一场硬仗，如何打，曾国藩心里也没有底。于是，曾国藩招贤纳士，北京翰林院编修李鸿章应召而至。多年前，曾国藩在京城为官时就见过李鸿章，对李鸿章产生非常好的印象，遂有师生之谊。
1858年12月25日，曾国藩得知李鸿章已经过了广信，即将来营会晤，令曾氏“为之欣喜”。
李鸿章来后，经常与曾国藩彻夜长谈。比如，1859年1月16日，曾国藩日记写道：夜，与少荃（李鸿章字）论江南北各路军务。次日夜，曾国藩又记载：夜与少荃熟叙。从面相上看，李鸿章完全符合曾国藩的相术“六美”！像李鸿章这样拥有“六美”气象的人，又得到曾国藩的提携，在仕途上若不春风得意，那叫才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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