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传德，古泉文库顾问
当年罗伯昭在收集古钱的经历中，内中有些钱币的得来，不乏跌宕起伏，曲折离奇，皆为中国泉坛可颂之佳话。
一、“新币十一铢”钱
20世纪40年代初，北方出土了一枚“新币十一铢”钱。这枚前所未闻的古钱的发现，立即引起了各地泉友的关注。当时泉坛对此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真伪莫辨。张絅伯先生从北方泉友处获得了此钱的拓片，并在1942年3月出版的第11期《泉币》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新币十一铢质疑》的文章，当时郑家相亦附同张絅伯观点。张絅伯、郑家相两人皆为泉界元老，均属中国泉币学社创始人之一，1955年夏的罗伯昭又任《泉币》杂志评议员，在国内古钱界是很有影响的人物。由于他俩持质疑否定态度，以致这枚索价昂贵的“新币十一铢”钱，在几年间成了无人问津之物。
后来，我父亲（马定祥）有一次赴北京时，特地去拜访了“新币十一铢”的物主——老友李庆裕先生（李庆裕在琉璃厂开了一爿“云松阁”古玩铺），要求亲眼看看那枚颇有争议的“新币十一铢”实物。李庆裕感于我父亲的一片诚意，欣然答应，从内室取出装有该钱的一只锦盒。我父亲说当他打开盒盖时，眼睛即有一亮之感，这是一枚开门见山的真钱！并小心翼翼地从盒内取出这枚遍体红斑绿锈的古钱，将该钱的文字制作、铜质色泽反反复复地仔细审视一番，断定这是一枚千载难逢的稀世孤品。我父亲当即直言相告：“此钱我认为是王莽所铸，是一枚毋庸置疑的创见品。”李庆裕闻听此言，欣喜若狂，即邀我父亲去东安市场的“东来顺”吃涮羊肉。
当年罗伯昭在收集古钱的经历中，内中有些钱币的得来，不乏跌宕起伏，曲折离奇，皆为中国泉坛可颂之佳话。
一、“新币十一铢”钱
20世纪40年代初，北方出土了一枚“新币十一铢”钱。这枚前所未闻的古钱的发现，立即引起了各地泉友的关注。当时泉坛对此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真伪莫辨。张絅伯先生从北方泉友处获得了此钱的拓片，并在1942年3月出版的第11期《泉币》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新币十一铢质疑》的文章，当时郑家相亦附同张絅伯观点。张絅伯、郑家相两人皆为泉界元老，均属中国泉币学社创始人之一，1955年夏的罗伯昭又任《泉币》杂志评议员，在国内古钱界是很有影响的人物。由于他俩持质疑否定态度，以致这枚索价昂贵的“新币十一铢”钱，在几年间成了无人问津之物。
后来，我父亲（马定祥）有一次赴北京时，特地去拜访了“新币十一铢”的物主——老友李庆裕先生（李庆裕在琉璃厂开了一爿“云松阁”古玩铺），要求亲眼看看那枚颇有争议的“新币十一铢”实物。李庆裕感于我父亲的一片诚意，欣然答应，从内室取出装有该钱的一只锦盒。我父亲说当他打开盒盖时，眼睛即有一亮之感，这是一枚开门见山的真钱！并小心翼翼地从盒内取出这枚遍体红斑绿锈的古钱，将该钱的文字制作、铜质色泽反反复复地仔细审视一番，断定这是一枚千载难逢的稀世孤品。我父亲当即直言相告：“此钱我认为是王莽所铸，是一枚毋庸置疑的创见品。”李庆裕闻听此言，欣喜若狂，即邀我父亲去东安市场的“东来顺”吃涮羊肉。
《沐园百廿泉拓》书影
二、“永光”钱
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初期，浙江省杭州市开始再一次疏浚西湖。当时，我父亲的同乡老友景翔馥闻之西湖正在疏浚，因为他平时好古董，并经营买卖，所以他就利用这次机会，动员组织了一批小学生前去疏浚现场“寻宝”。凡是找到他需要的古钱，每枚均可以人民币几毛钱收购。小学生听了都很开心，放学都跑到西湖岸边，用小手在湖泥里一点一点挖掘寻找各种古钱，竟然真被他们寻到了一大批宝贝，除挖到了古瓷陶器等等，其中就有不少珍贵的古钱。
景翔馥获得后，虽知其珍，但不知其价，又无买家，为此专程来沪到我父亲的店里，请我父亲鉴定并代为出售这批古钱。我父亲看到这批古钱后大感震惊，因为这批西湖出土的水坑古钱跨越了中国各个朝代，而且其中多枚还是稀世罕见的珍品。如宋代的篆书宣和通宝小金钱、真书圣宋通宝当伍钱、招纳信宝铜钱、临安府通行铜牌、铅牌以及六朝的永光、景和钱等等（当时出土面世的永光钱仅为3枚，而景和钱仅有2枚）。
《沐园百廿泉拓》书影
当时我父亲以十分可观的价格将这批古钱悉数收入囊中。罗伯昭、沈子槎、孙鼎、李荫轩等藏家闻讯后纷纷前来我父亲店中争购，十分热闹。大藏家罗伯昭捷足先登，除将宣和通宝小金钱、圣宋通宝当伍钱两枚孤品收集之外，当时也将永光和景和钱各选一枚，均一一“掳”去，至今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罗伯昭拿走的永光钱之事，因为这枚永光钱大小犹如纽扣，既小又轻又薄，是一枚貌不惊人的古钱，甚至掉在地上也难以找到的一件“小东西”，罗伯昭当年竟以800元人民币的惊人高价拿下，并为此大为得意。那时机制币收藏家王亢元先生从我父亲手里买走的一枚品相极其精致的广东省造光绪元宝寿字壹两银币，其价格仅为500元人民币而已，现在这枚银元的市场价至少在500万元人民币以上，涨幅达万倍。
从而可见当时罗伯昭800元人民币买下的这枚古钱在罗伯昭心中的地位。后来父亲告诉我，罗伯昭买到了这些稀世罕见珍钱后，请我店员工方鹤林拓了好多份拓本，并在每份拓本上都盖了一枚“罗伯昭铭心之品”印章，其中包括他的这枚永光小钱。
而发掘这批古钱的景翔馥，我父亲告诉我，景老先生后来拿着这批售卖的西湖出土古钱所得钱款，回到杭州购地造屋，安度晚年。
三、天策府宝
我父亲与我谈起过罗伯昭早年从汉口毛大顺处购买古钱的故事。这是一枚珍贵的五代十国“天策府宝”钱，从罗伯昭购买这枚钱的事情中，充分体现了其真诚、厚道和善良的做人原则，所以我父亲经常用这件事教育我，现在每当想起，依然让我感动肺腑。
我们可以从罗伯昭本人在《泉币》杂志第十五期的一篇纪念文章中，领悟这件事的前后过程，现将全文摘录如下 ：
汉皋玩古泉者，莫不知有毛大顺其人。君质鲁而讷于言,售泉为生，设肆于大甲街，店中累累皆泉也。凡泉估多能作伪，或施以刀，或范以泥，唯君无此技能，以是足称。
民国廿年间，余在汉，创泉会，一时泉风顿盛。君每二三日必至，至必售泉乃去。廿一年春，持示此天策府宝大泉,色质均美，索价仅三十金。余告知曰：“此大珍也。”倍值与之，君大喜过望。自云以二元之价，获于铜肆，其不欺如此。事变以还，泉友星散，业遂不振，每贷与之。去岁犹邮寄嘉泰汉三折二铜泉来归。不意今秋，一病不起，一孀二孤，身后萧条，可悲矣。谨赙二百金外，特刊此泉，留作毛君纪念。
《沐园百廿泉拓》书影
从这篇文章可以得知，当年毛大顺不太识货，对此枚“天策府宝”珍钱开价仅30元，而罗先生却告诉他说此钱为“大珍品”，并当即表示愿意加倍出钱购买，于是罗伯昭以60元的价格购下。不过事情没有到此结束，后来得知毛大顺病故的消息，罗先生又特意送了奠仪200元接济毛氏遗属。足见他不忘旧情。这篇文章发表时罗伯昭还特意以“毛大顺出品，沐园说明”来署名，他这种高风亮节，真让人敬佩不已。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罗先生的为人品质之高尚，故泉界历来有“罗菩萨”之美誉。
四、情牵“永隆通宝”
1966年，当时我父亲供职于广东路上海文物商店。有一天，我父亲在店中发现一封被弃的福建泉友来信，内附一张用铅笔涂的“永隆通宝”铅钱拓片，此钱背上有“闽”字，下有“仰月”纹，我父亲仔细观察了这张拓图，认为此钱拓图的神韵、文字、制作，皆符五代钱风，不似赝品，显属一枚创见品。我父亲即提出应复函物主刘某，求其将此钱寄沪未及多日这枚铅钱实物寄到后发现果然是真品。我父亲收到此钱后，即将此事打电话告诉罗伯昭（罗伯昭自1957年无偿捐献全部藏钱后，凡遇所喜爱的珍稀古钱，继续高价收集，以解“钱渴”），请他来店欣赏，并建议罗伯昭收藏这一枚珍钱。
8月20日下午，罗伯昭如约来到上海文物商店，我父亲据实详告了这枚“永隆通宝”铅钱的来龙去脉，罗伯昭听闻他人与我父亲对此钱的真伪持有不同的观点，且此枚古钱标价500元，价格不菲，故犹豫不决。经劝说和考虑后，他最终说：“小马，我听你的！”他愿意以500元高价买下此钱。岂料，罗伯昭那天正在交割之时，大街上突然喧闹异常，“造反有理”等各种“革命”口号响彻云霄。同时，广东路文物商店沿街偌大的玻璃窗上，已纷纷贴满了五颜六色的“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彻底砸烂封资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大小小标语。原来这天是上海红卫兵开始上街“扫四旧”。
这种突如其来的“革命”行动，当时使文物商店的经理惊慌失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匆匆下达关门停止营业的指示。兴致勃勃来店觅宝的罗伯昭，此时也急忙付了钱款，携带这枚珍品“永隆通宝”铅钱，匆匆地从正在拉上的铁栅栏的门隙之间，侧身挤了出去。“永隆通宝”铅钱成交的过程，竟有如此不凡的经历，确有耐人寻味之处。它是沪上泉界遭“文革”禁锢前的最后一幕插曲，是罗伯昭生前最后收藏的一枚珍钱，可谓“绝唱”！也是罗伯昭对中国历代钱币收藏热爱之终生不渝的见证。
罗伯昭收藏的最后一枚钱“永隆通宝”
这枚被罗伯昭后期所得到的“永隆通宝”铅钱，抄家时又遭失踪的厄运。“文革”一开始，北京的红卫兵首先跑到罗伯昭家中，进行毁灭性抄家，并对其拳脚相加施加暴行。同时他在其所在单位也受到种种难以想象的摧残与凌辱。回到家里后，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已 70 岁高龄的他，还被勒令每天清晨必须在常熟路安福路口“打扫马路”，每月仅发给他 20元的生活费……有一次他的老佣人姚妈见罗伯昭身体不适，要代其扫地，当时主管者非但不允许，姚妈还因此挨批，可见当时绝无人道可言。
“文革”中我父亲因与罗伯昭有段时间失去联络，不知其近况，十分惦念，于是有一天特地去看望。当他走到常熟路近安福路路口时，正好看到瘦小的罗伯昭一人手持长柄扫帚在打扫街道。未等我父亲走近，罗伯昭连连摇手，示意叫我父亲不要走过来，大概是怕我父亲受到牵连……我父亲回来告诉我们所见之事，说：“罗伯昭以往出门见客衣着十分讲究，今天所见却像是换了一个人，穿的是一件旧棉袄，气色也差极了。”我还清楚记得我父亲最后说了一句话：“罗先生实在太悲惨了！”
在“文革”期间，罗伯昭受到迫害摧残，致使其脚受伤，行路不便，几乎终年在家。但他逢有机会，就设法与我父亲相聚，他们在襄阳公园（当时改名为“向阳公园”）见面，如同“地下党”一样。父亲告诉我，聚会时，他们经常会回顾、谈及中国泉币学社的一些往事。罗伯昭还不时与我父亲谈及其他泉界老友沈子槎、孙鼎和戴葆庭等人，牵挂着他们在“文革”中的遭遇和近况。另外，罗伯昭往往还会提及“文革”初期所买的那枚“永隆通宝”钱，可见他是多么念念不舍这枚心爱之物啊！
“文革”结束后，罗伯昭的子女秉承其父爱国遗志，将发还的文物悉数捐献给上海博物馆。正巧我父亲那时也调到上海博物馆工作，我父亲十分关注罗先生当年在文物商店最后购买的那枚“永隆通宝”钱的去向，但是在罗家捐献物的钱币类中，未发现“永隆通宝”铅钱。有一天，我父亲经过存放罗家其他捐献物的旁边，有一只烟罐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随即将烟罐拿起，轻轻一晃，闻有撞击之声，我父亲打开罐盖一看，岂料久寻不见的“永隆通宝”铅钱，竟安然无恙地藏身其中，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父亲与这枚“永隆通宝”铅钱从“识钱”到“寻钱”的二度相逢，真是不可思议之事。为此，父亲特地写了一篇《永隆大钱志》，以作纪念。
如今，这枚“永隆通宝”铅钱，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该钱的下端标有五个字 ——“罗伯昭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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