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元通宝的月文，最具有传奇色彩的说法是，钱范蜡样刚刚做好的时候，唐玄宗将之带回后宫，皇后不小心在蜡样上用指甲掐了一下，也就在月文开元上留下了“U”的痕迹。杨贵妃受宠期间也获此殊荣，但是贵妃并非皇后，为与皇后有所区别，就将“U”变为“一”。
唐玄宗废除了官营手工业，顺便把负责铸币的少府也给废除了，只留下了几个铸钱的官炉。皇室再一次对天下人正式开放货币铸造——只要你铸造的钱能花出去!放开私铸提供了大量货币，极大刺激了当时的商业，开元初年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来自民间充足的货币供给。当然，放任货币私铸也有弊端，那就是恶钱泛滥、物价暴涨。
当时，民间私铸货币只有鹅眼钱、铁钱、钱环等，钱币重量约为开元通宝的三分之一。同样是斗米的价格，以恶钱衡量当然比用官钱衡量要贵很多——官钱本来就比恶钱重。所以，大家大可不必为玄宗初年的通胀感到惊讶。
玄宗的第一任宰相叫姚崇，这位“救时宰相”采取了务实的货币政策，对恶钱的态度也很宽容。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姚崇下令规定重二铢以上的私铸货币才准许流通，低于二铢的恶钱，官府按实际重量在长安、洛阳市面上以官钱收兑。这些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开元五年(公元717年)之前，民间所铸之钱形制也相当工整，绝不是乱世官家抢劫财富用的小钱。民间交易往往是官铸、私铸混杂，比例约为3：7。既然对天下人开放，私铸货币就不是谁的独家买卖，没有人能强迫交易者使用自己的私铸货币。大家又不是很熟，都是西方经济学所谓的“理性人”，谁也不会自愿当“傻帽”。
实际情况是，交易者在接受恶钱的时候，会在价格上打上一个折扣。一般情况下，一千文恶钱如果能重达六斤以上，就可以当三百文官铸开元通宝(百姓情愿出恶钱一千文，计杆满六斤，即官以好钱三百文博取)。开元年间恶钱一直存在，也基本是这个兑换比例。
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姚崇去世，继任者是一位嫉恶如仇的宰相――宋璟。———中宗年间，权倾天下的武三思让宋璟巡视并州，督促收取租赋。巡视过程中，宋璟看到并州遭遇水灾，于是当面顶撞武三思，然后拒不执行命令。结果，从吏部侍郎变成了并州长史。
睿宗年间，宋璟当面讥讽太平公主干政，那可是一个连皇帝都敢杀的女人。结果，宋璟从吏部尚书混成了楚州刺史。
由此，《旧唐书》这样评价这位宰相，“耿介有大节”。这句话，我来翻译一下：宋璟为人，凡事非黑即白，善就是善，恶就是恶，所以，他做事丝毫不留余地。说白了，这人就是一个有正义感的愣头青。
开元初年，谏议大夫杨虚受就上疏要求“罢恶钱”，他指出，市井所用之钱质量实在太差，铸造者在钱里加铁铅，这有损朝廷威名，京城尚且如此，外省如何就可想而知了。但是，这道奏疏被姚崇搁置不报。
对宋璟这个愣头青来说，私铸就是铸造恶钱，恶钱就会造成“物价翔踊”。这种情况根本就是无需再忍的，废了私铸货币就是。
在宋璟主持下，朝廷开始对私铸恶钱进行强力收缴。
开元六年，宋璟下令禁止私铸货币，现存恶钱一律上缴；再有铸造恶钱者，斩首；如果继续持有恶钱，甚至以恶钱交易，立即逮捕。最狠的是，但凡因持有恶钱被逮捕的人，官府一律不得接受当事人的诉状与上访，直到家人交出所有恶钱才予以释放!
萧隐之是宋璟手下的一个御史，开元六年被派往江淮地区查办私铸的商人、包庇私铸的官僚。关于萧隐之，《旧唐书》、《新唐书》的记载很少，他最大的事迹就是在淮河流域采取暴力手段没收商人手中的私铸货币，每到一地都先统计当地富户、商人，然后派人直接冲入其家中搜查、没收。最可恨的是，抢钱之后这位萧御史还要把人抓
起来，强迫犯人举报私铸恶钱、藏匿恶钱的地点。当然，搞一些刑讯逼供、“撞墙死”、“喝水死”之类的把戏可能也是存在的。
萧御史的成果是很突出的，江淮之地立竿见影地陷入了萧条。《册府元龟》记载，无论官民都对这位朝廷特派员骂不绝口，萧御史所到之处，官员纷纷挂冠而去，普通人纷纷举家逃亡，当地物价一飞冲天，所有商人都停止了交易，监狱里更是人满为患……
开元七年、开元八年(公元719年、720年)，大唐帝国北方再次遇到了大旱灾。
由于缺少私商贩运粮食，长安和东都洛阳同时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李隆基即使想学隋文帝东迁“逐粮”也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所有商人都因为缺乏货币而罢工了。
中国古代但凡遇到旱灾，民间和皇宫都会举行“打旱魃”的仪式，向上天祈求降下甘霖。所谓“旱魃”，据说就是旱灾中作怪的妖精，一般来说是从地狱里偷偷跑出来的冤魂。人们在仪式上把旱魃的扮演者赶走，祈求上天降下甘霖。
开元八年的某一天，唐玄宗在皇宫中看戏，正剧间歇中两个演员走上舞台，一个扮演神仙，一个扮演旱魃。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祈福仪式，通常情况下，神仙会义正词严地斥责旱魃，然后命令马仔把旱魃重新打入地狱。其实，这种演出就为讨个彩头，让皇帝看着高兴。可是这一次，两位演员的演出有点离谱了。
神仙问：你为什么要从地狱里跑出来害人?
旱魃答：是宋相公让我出来的。
神仙问：胡说，宋相公怎么会让你出来祸害人间?
旱魃答：现在人间的监狱已经人满为患，却都是冤屈的人，宋相公不让这些被冤枉的人上访，也不让人向官府申诉冤屈，连地狱里都已经冤气冲天。所以，我必须出来警示世人、警示皇帝。
这个“宋相公”指的就是宋璟，宋璟和萧隐之等一干人在各地“禁恶钱”，搞得鸡飞狗跳，“抓人、不准官府接诉状”的诏令还是他亲手下发的。现在，恶钱没能禁止，却搞得北方大旱、旱魃横行……
当年，宋璟罢相(唐玄宗为宋璟保留了最高品秩)。
包括《资治通鉴》在内的很多史书都确信，开元初年恶钱泛滥，宰相宋璟以大无畏的精神收缴恶钱。结果，刚直不阿的宰相得罪了当朝权贵——那些铸造私钱的人，在某些权奸安排下，开元八年的这次旱魃表演让唐玄宗下决心罢免宋璟，这位士林领袖终为奸人所害，此生再也没能回到相位。
恶钱，说白了就是假币，现在就是在市场最自由发达的英、美也不可能由着人们甩开膀子印刷美元。这样看起来，禁绝恶钱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
所谓货币，也就是一种价值的符号。在交换过程中，人们最初觉得贝壳、金、银、铜这些玩意价值高、易于分割，这些东西也就成为货币。所谓“货币天生是金银”，是因为金银矿产储藏量小、价值高，在没有电解铝技术的时代，西方世界一样把铝作为更贵重的一种货币。
可以说，货币的出现，完全是商业自然演进的结果，从来就没有什么官府意志。
国家出现以后，货币铸造成为一种权力的象征，也成为敛财的工具。在西方，罗马帝国经常铸行不足值货币，克劳狄、安敦尼王朝都曾因此灭亡。罗马帝国衰亡后，脱离贵族庄园的商人开始在城镇中铸造银条——这是西欧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金属货币，完全属于私铸。在中国，自春秋时期起，刀币、贝币、布币也是由商人自己铸造，
只有不可一世的秦始皇、汉武帝才号称要统一全国货币，实际上这个目标也从未实现。
至于当时的大唐帝国，从武德四年铸行开元通宝开始计算，到玄宗统治的三十年，就算每年都能铸行十五万贯新钱，官府铸币也早就不能适应帝国庞大的商业需要了。
据统计，开元年间私铸货币已经占到货币流通量的70%。现在，宋璟要禁绝私铸，禁绝私铸就等于断绝货币供给，断绝货币供给就等于天下都没钱了。
天下都没钱了，咱这买卖还干不干了?
所以，禁绝私铸货币的想法基本等于异想天开。禁止私铸这事，就是秦始皇当年都没办成，何况你宋璟。
宋璟之后，开元、天宝年间，玄宗及历任宰相始终对私铸采取宽容态度，并极力增加官铸。大约从开元十年(公元722年)起，唐玄宗新设了七十多个官家铸钱炉，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恢复少府并设置“铸钱使”。
由此，开元通宝的铸造就分为两个时期，宋璟罢相是划分这两个时期的标志。
在此之前，开元通宝的特征是背面光滑，也被称为“光背开元”。光背开元厚薄不一甚至相当一部分光背开元不达隋五铢的标准。
在此之后，开元通宝背面出现了一轮仰月“U”形痕迹，也有的是俯月形痕迹“一”，被称为“月文开元”。官铸货币制造精良与否是衡量一个朝代经济是否发达最直接的标志，无论史书如何吹嘘，只有朝廷财力雄厚才能铸造精良的货币。安史之乱前的月文开元精整厚重，是最为典型的盛世货币。
关于开元通宝的月文，最具有传奇色彩的说法是，钱范蜡样刚刚做好的时候，唐玄宗将之带回后宫，皇后不小心在蜡样上用指甲掐了一下，也就在月文开元上留下了“U”的痕迹。此后，唐玄宗当政期间每次铸行新钱都要请皇后掐上甲痕。杨贵妃受宠期间也获此殊荣，但是贵妃并非皇后，为与皇后有所区别，就将“U”变为“一”。
所以，也有人说开元钱月痕从皇后掐出来的上弦月“U”变为杨贵妃掐出来的下弦月“一”，昭示着开元盛世从极盛走向衰败。
“钱上美人痕”的说法当然只是一则茶余饭后的谈资，新月却是古希腊货币中常见的一种标志，人类最早的银币之一“斯塔托银币”上就有新月纹；此外，罗马帝国银币也有“新月孕星”的说法。与大唐帝国同时存在的阿拉伯世界，自然就更是“星月”的国度。自贞观年间起，大唐帝国与西域恢复了商业往来。开元初年，大唐帝国与波斯、大食、突厥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波斯、大食货币大量流入中土。新疆乌恰县曾经出土一批波斯帝国柯斯鲁王朝的货币，月痕宛如开元新月。因此，更为可信的说法是，月文痕迹是受外国货币影响。新月在中国以外的世界里具有特殊的含义，仰月将一天天走向明亮，代表着进步与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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