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的汉白玉造像有多震撼？(河北曲阳修德寺华塔)

南北朝至隋唐是中国佛教发展壮大并达到鼎盛的时期，佛教文化的传播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河北省曲阳盛产白石，其质地坚致、色白如雪、细腻莹润，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造就了技艺精湛的能工巧匠和历史悠久的雕刻传统，据《曲阳县志》载：『黄山自古出白玉，可为碑志诸物，故环山诸村多石工。』著名的满城汉墓即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之墓中就出土曲阳白石侍从俑。北朝隋唐时期，曲阳成为北方佛教造像的中心之一，在中古佛教艺术发展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间，曲阳县修德寺旧址出土了两千多件北魏至唐的白石佛教造像，这批造像正是佛教历史的重要见证，其与四川成都万佛寺遗址以及山东青州龙兴寺窖藏出土石刻造像并称为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寺院三大考古发现，享誉海内外。

一曲阳修德寺遗址白石造像的发现与研究

古代曲阳在中国传统五岳文化构建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西北山脉从汉宣帝至清顺治十七年(一六六○)以前一直是历代帝王祭祀的北岳之地，隋代所立恒岳寺即修德寺前身，至今曲阳仍存北岳庙。曲阳修德寺遗址发现佛教造像后，一九五三年冬至一九五四年春，经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委派，该局罗福颐以及北京历史博物馆李锡经、故宫博物院郑珉中等在河北省文化局相关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先后在修德寺遗址发现两个佛像埋藏坑，发掘出土了两千多件北朝隋唐时期的白石佛教造像。由于当时仅有故宫博物院具有较为先进的粘接技术，因此这批造像出土后便悉数运往故宫博物院，由故宫文保专家负责拼对、粘接、修补等工作。经修复后，国家文物局将部分精品留存故宫博物院，其余拨交给河北省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等单位。

经初步修整统计，共得造像二千二百余件，除少量青砂石像和陶像外，绝大部分属曲阳白石造像。其中含纪年造像二百四十七躯，北魏晚期十七件，东魏四十件，北齐一百零一件，隋代八十一件，唐代八件，最早纪年为北魏神龟三年(五二○)，最晚为盛唐天宝九载(七五○)，时间长达二百三十余年。数量众多的纪年发愿文为研究佛教造像及信仰提供了丰富信息，由此也可知这些佛像多为中下层官僚及民众所施造。曲阳白石造像多形体较小，一般残高约二十至五十厘米之间，当然隋唐时期也出现不少大体量的精美造像。曲阳造像题材十分丰富，包括有释迦佛、多宝释迦并坐佛、阿弥陀佛、弥勒佛、弥勒菩萨、观音菩萨、半跏思惟菩萨以及天王、金刚力士、化生童子、供养伎乐等，艺术风格独树一帜，庄重优美，生动传神，特别是东魏晚期至北齐时期造像广泛采用镂空透雕技术，代表了当时北齐境内佛教造像的一大艺术流派。

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白石造像后，主持发掘工作的著名学者罗福颐、李锡经均发表了清理简报和发掘经过，并就这些造像情况做了简要介绍。此后，故宫博物院杨伯达就这批文物中的纪年造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日本则有著名佛教美术专家松原三郎《增订中国佛教雕刻氏研究》一书中对所谓『定县样式』进行了相关探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李静杰先后就定州系白石造像以及曲阳最具代表性的半跏思惟菩萨像进行研究。然而，由于故宫博物院以及河北博物院所藏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造像资料发表十分有限，因此曲阳造像研究也显得相对薄弱。近年，故宫博物院冯贺军研究员所著《曲阳白石造像研究》一书可谓是曲阳白石造像研究集大成之作，是书不仅总结了历来曲阳造像研究，还就曲阳造像之分期及其特点，以及造像类别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并且附录了曲阳造像发愿文。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雕塑编》卷七《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佛教造像》(紫禁城出版社，二○一一年版)，以及最近《河北博物院基本陈列•北朝壁画曲阳石雕》(文物出版社，二○一四年版)相继出版，首次公布了诸多造像资料，相信将推动曲阳白石造像及中古佛教造像二曲阳白石造像的历史背景及其艺术演变

(一) 乱世崛起—北魏中后期曲阳白石造像

十六国时期，河北地区佛教逐渐兴盛，成为北方佛教中心之一。曲阳隶属于定州，悠久的文化传统以及盛产汉白玉石料的独特条件，为以定州为中心的佛教造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曲阳白石造像兴起于北魏中晚期，目前所见最早纪年曲阳造像为北魏神龟三年(五二○)。曲阳早期造像与北魏中期大同云冈石窟大约同期，艺术风格十分接近。河北博物院所藏曲阳修德寺出土『北魏砂石交脚弥勒菩萨残像』，面相与各类装饰都具有西域风格，座下四足方床上刻香炉、供养人等。故宫博物院藏另件『砂石菩萨残像』也是这时期曲阳造像的精品之一。

曲阳北魏晚期白石造像呈现出强烈的汉化倾向，这与时代政治、文化紧密相关。汉地佛教造像的中国化进程中，东晋戴逵、戴颙父子改造了印度传来的佛像样式，加以士族推崇的褒衣博带服饰；顾恺之创造了具有典型名士风度的『清瀛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像』的维摩诘居士等佛教形象；刘宋时期，陆探微又塑造了佛像『秀骨清像』的艺术风格，『使人懔懔，若对神明』(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六)。至此，南朝佛像逐渐呈现出褒衣博带式佛衣以及秀骨清像的风貌，彰显出一派名士风范，如一九二一年四川茂县出土南朝齐永明元年(四八三)弥勒、无量寿佛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采取全面汉化改革，学习和引进南朝文化，佛教造像也积极采用南朝样式，流行褒衣博带式佛衣和秀骨清相之风，这也成为北魏中晚期至东魏早期佛教主流图像样式，北魏龙门石窟即是这时期造像艺术的典型代表。

曲阳北魏晚期造像受到洛阳龙门石窟造像运动的影响，风格和题材上基本承袭文化中心区域的晚期造像，最多的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佛、未来佛弥勒以及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像。释迦佛与弥勒佛多采用汉化的褒衣博带式佛衣，包括立像、结跏趺坐像、倚坐像等，皆施无畏与愿印。早期释迦佛与弥勒佛基本相似，若如无铭文很难区别，佛像一般有莲瓣形(或曰菩提叶形)背屏，背光上刻火焰纹及莲荷纹、忍冬纹等装饰，佛像头部涡旋纹(或磨光)高肉髻，面貌清瘦，双目微闭，嘴含微笑，传达出证悟解脱的喜悦和慈悲。这种古拙的微笑是早期佛像的重要特征之一。佛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立佛袈裟下摆向外，坐佛袈裟多整体披覆佛座上，衣纹褶皱层叠)，手施无畏与愿印，呈现出贵族推赏的名士风度和超越玄学之上的宗教艺术之美。

作为未来佛弥勒无疑是北朝最流行的佛像之一，梵语意译为『慈氏』。南朝刘宋居士沮渠京声所译《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简称《弥勒上生经》)、姚秦三藏鸠摩罗什所译《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简称《弥勒下生经》)是弥勒信仰流行的经典依据。在南北朝战乱频繁和纷乱复杂的时局中，世人普遍将未来佛弥勒视为拯救苦难众生的『救世主』，渴望往生弥勒兜率天净土世界。统治者往往假借佛教思想维护政权，北朝『皇帝即如来』和南朝梁武帝『皇帝菩萨』的理念正是佛教与政治紧密结合的产物。这种以弥勒为核心的『救世主』信仰广泛流行于南亚、东南亚及中亚、东亚等佛教信仰地区，关于弥勒信仰的研究也蔚为大观。曲阳白石弥勒菩萨信仰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和历史大背景下盛行，往生兜率净土是诸多信徒的理想。

『曲阳白石观音菩萨造像』兴起于北魏中晚期。观音是中国佛教信仰中最广为流传和最深入人心的菩萨，又名『观世音』『观自在』。姚秦鸠摩罗什大所译《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宣称，世人若能诚心持念观音菩萨名号便能得救，脱离『七难』(包括水、火、风或罗刹、刀、鬼、枷锁和怨贼)和远离『三毒』(贪、嗔、痴)，往生净土世界，还能满足世人求男、求女的愿望。在战乱频临的南北朝时期，观音菩萨能从精神上满足人们渴望的各种拯救和解脱，因此深受世人的喜爱与敬信。曲阳白石佛教造像中有明确的观音发愿文者五十六件，约占纪年像例的百分之二十，可见观音是北朝隋唐时期曲阳最流行的造像。北魏晚期至东魏时期的观音多为背屏式单尊立像，头戴汉式梁冠、柱状花蔓冠或三叶状花蔓冠，面相清瘦，身饰璎珞披帛。据台北故宫博物院李玉珉研究，观音菩萨造像典型特征有三种，一为手持杨柳与净瓶；二为手持莲蕾与桃形物(或净瓶)；三为施无畏与愿印。北魏晚期的观音像也呈现出强烈的汉化倾向，其最显著的表现即是许多观音菩萨像头上佩戴汉族传统的梁冠，这是此时期菩萨造像的主流头冠之一，如『曲阳白石赵曹生造观音菩萨像』头上佩戴梁冠，这是最具代表性的标准的汉化造像之一。从西北敦煌石窟、麦积山石窟再到龙门石窟都流行梁冠装饰。此外，褒衣博带式佛装观音像也是当时较为特殊的造像样式，北魏晚期曲阳白石造像亦存北魏孝昌三年(五二七)白石张买德造观世音佛坐像，这很可能是受汉地产生的伪经即《观音成佛经》的影响。

诸多特征显示，北魏中后期兴起的曲阳白石造像尚处于初期模仿学习主流造像艺术的阶段，佛菩萨造像都呈现出明显的汉化特征。

( 二) 初具规模—东魏曲阳白石造像

北魏末年，由鲜卑守旧贵族发起的『六镇起义』颠覆了大一统的北方王朝，军阀混战中成长起来的两大政治集团即宇文泰和高欢为首的鲜卑军事贵族各自为阵。公元五三四年，高欢拥立元善见为帝(即孝静帝)，并将都城由洛阳迁至河北邺城，邺城一跃成为东魏、北齐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东魏迁都后，佛教文化中心也由洛阳迁至邺城。据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序文载：『暨永熙多难，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时徙。』北魏末年活跃于洛阳译场的天竺僧人菩提留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瞿昙般若流支等随高氏东迁，游学于洛阳的本土名僧如慧光、僧稠、僧范、道凭、法上等也先后应召赴邺。邺城一时聚集了东魏境内最优秀的高僧，拥有数量众多的高级寺院，最精英的佛教造像和绘画艺术家，其辐射影响力可见一斑。

北魏末年，高欢即受封『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太师，世袭定州刺史』。由于定州具有特殊的政治和军事地位，东魏北齐时期定州刺史多由崇佛的高氏家族成员直接担任，曲阳因其白石资源受到僧俗各界的普遍重视，邺城出土佛教造像亦多用白石雕刻。东魏是曲阳白石造像逐渐发达并初步形成特色的重要时期，早期仍有北魏造像遗风，如佛像仍多着褒衣博带式袈裟，而晚期武定年间则彰显出定州风格，镂空技法开始流行，鲜卑化或曰西胡化潮流逐渐影响到佛教造像艺术上，身躯渐趋圆润，面相亦多丰满，衣纹趋于简约。东魏时期未来佛弥勒造像锐减，取而代之的是观世音菩萨造像的剧增。此外，多宝释迦并坐像逐渐增多，除了《法华经》信仰的不断增强外，这可能也与僧界宣扬大丞相高欢的政治地位相关。东魏晚期，最具曲阳造像特色的半跏思惟菩萨像开始流行起来。

多宝释迦二佛并坐像是北魏中晚期最为流行的造像题材之一。据姚秦鸠摩罗什所译《妙法莲华经》宣称，释迦牟尼佛在七叶窟讲说《法华经》时，地下涌出七佛宝塔，多宝佛于塔中踞狮子座出大音声，赞叹释迦佛所说真实不虚，并分半座于释迦，二佛并坐，共同说法。随着法华信仰之盛行，诸寺多造多宝塔，安置二佛，释迦佛坐右，多宝佛坐左。然而，从现存的图像资料上看，印度或西域地区并未产生多宝释迦二佛并坐的造像或绘画作品，这种造像样式纯粹为中国佛教艺术家首创，其出现既与《法华经》思想的盛行，也与北魏中晚期政治形态有重要的关系。中国历代佛教造像思潮与世俗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多宝释迦二佛并坐造像很可能即与冯太后、孝文帝共同执政的『二圣政治』形态关系密切，具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当然也有学者并不同意此说，认为这类二佛并坐像仅仅具有传统美学意义，即为适应传统平衡对称的审美理念。北魏中晚期及东魏造像中，一般多称『多宝释迦并坐佛』或只称『多宝佛』。河北地区系北朝铜石单体多宝释迦二佛并坐像的发源地和流行区域之一，曲阳当地确切纪年的释迦多宝像出现在东魏兴和三年(五四一)。多宝释迦二佛并坐像多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袈裟采用悬裳披覆于佛座上，衣褶层叠细密流畅。经过北齐僧服改制后，多宝释迦二佛并坐像或袒右或垂领式袈裟，龛形背光，两侧又增加盘龙双树，基座上则雕刻金刚力士、双狮、供养人、化生童子、博山炉等，与北齐主流造像形式基本保持一致。

半跏思惟菩萨像是曲阳东魏晚期至北齐、隋代白石佛教造像中最独特的题材之一，系指菩萨右腿搭于左腿上，一手支颐作思惟状，半跏趺坐于筌蹄之上的一种造像样式。半跏思惟菩萨像起源于印度犍陀罗佛像造像艺术，其后广泛流行于中亚、东亚佛教美术圈。相对于其他地方而言，曲阳东魏、北齐至隋代白石思惟菩萨造像数量最多、最受推崇也最集中。根据学者的研究，北朝半跏思惟菩萨像大多数都是表现释迦太子思维觉悟的形象。东魏早期曲阳半跏思惟菩萨像多为单体造像，圆形头光，头戴三叶宝冠，宝缯上扬飞翘，多手持长颈莲蕾，莲蕾刻在背光之上，这种样式显然源自印度犍陀罗菩萨像艺术，如现存

欧美及日本一些博物馆中的印度思惟菩萨像手中多持莲。东魏武定年间，思惟菩萨装饰趋于复杂，上身裸露，其造像艺术开始借用佛像背屏及基座等模式内容，背屏上出现龙树、飞天、双倒龙、宝塔、化生童子等图像，基座则有两金刚力士、双狮、香炉等常见内容，表现了佛国世界的无限美好，也彰显了思惟菩萨地位的上升。北齐则是思惟菩萨造像最鼎盛最繁荣的时期。

要言之，东魏时期曲阳白石造像已初具规模。由鲜卑化军事贵族掀起的反汉化潮流成为东魏颇为重要的政治特征，西胡化是上层贵族所推崇的文化风尚，东魏造像呈现出汉化和西胡化两种样式共存的现象。艺术研究。

(三) 鼎盛高潮—北齐曲阳白石造像

公元五五○年，高欢次子高洋取代东魏建立北齐王朝。北齐国祚虽短，然诸帝王及皇室贵族、世家大族乃至平民百姓崇佛之风极为盛行，中原北朝佛教发展到了最高潮时期。开国皇帝文宣帝高洋即居甘露寺从僧稠大师习禅：『国储分为三分，一以供国，一以自用，一供三宝……大起寺塔，僧尼满于诸州。』高洋开凿邯郸北响堂山石窟，大丞相、淮阴王高阿那肱开凿南响堂山石窟。皇室贵戚、达官显宦者如定州刺史赵郡王高叡兴建寺院，大造佛像。《续高僧传》卷十《释靖嵩传》称：『属高齐之盛，佛教中兴，都下大寺，略计四千，见住僧尼，仅将八万，讲座相距，二百有余。在众常听，出过一万。故宇内英杰，成归厥邦。』北齐境内寺院总数达四万余所，僧尼数量有两百余万人。北朝佛教造像艺术在进入最鼎盛时期，曲阳白石造像发展也达到最高峰。

曲阳北齐白石佛造像形成了自身的风格特点，内容极为丰富，呈现出强烈的胡化趋势，正如宿白所云：『北齐统治者提倡鲜卑化，佛教造像一反北魏孝文帝以来褒衣博带式之服饰，接受多种形式之薄衣叠褶的印度服制。』北齐造像上承并发展了东魏武定年间造像技术传统和构图特征，同时吸收印度笈多艺术造像样式。曲阳北齐白石佛造像多为薄衣贴体样式，紧贴敷搭于佛座之上，面相浑圆，身躯趋于健壮而丰满，充满动感和活力，其与响堂山石窟造像和邺城遗址及其周边区域出土佛像基本一致。菩萨像多上身裸露，腹部前突，呈现浑圆的立体感，显然受印度佛像样式影响。这种薄衣贴体、突出身体曲线和双阴刻线技法是邺城地区和曲阳地区北齐佛像造像风格的重要特征。笔者认为，北齐艺术家曹仲达『薄衣贴体』『曹衣出水』代表了以邺城为中心的造像艺术风格，曲阳受其影响颇多，所谓『曹之笔，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正是指这类佛造像，而非远离邺城佛教文化中心区域的青州样式。

这种佛衣样式显然受到北齐年间僧统法上改革僧服的影响。北齐文宣帝高洋任法上为僧统，天保年间，法上主导了僧侣服制的改制，这是佛教史上一次『仪服』的著名改革。曾经一统南北的传统汉化的褒衣博带佛衣的局面在东魏晚期被逐渐改变，出现了向印度样式回归的趋势。当然这种回归并非简单的引进，而是民族样式与外来样式相互交融的产物。右袒式、敷搭双肩下垂式与钩纽式佛衣成为北齐流行的袈裟样式，直接影响了隋唐之佛教造像。

北齐白石造像涌现出新的题材，如代表西方净土信仰的阿弥陀佛像逐渐兴起，结构对称的双尊造像开始大量涌现等，这是曲阳造像的独特之处。目前所见曲阳白石造像中以北齐造像数量最多，仅天保年间纪年造像就有三十三躯，仅次于隋代大业年间的四十八躯。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曲阳出土诸多白石佛教造像与天龙山石窟、响堂山石窟造像等主流样式是基本一致的，可以说，有些造像是石窟样式的微缩版。

双尊佛菩萨造像盛行于南北朝中晚期，造像形式多样且题材丰富，始于受《妙法莲华经》影响下而出现的多宝释迦二佛并坐像，受此启发和影响，北齐时期出现了双释迦佛、双阿弥陀佛、双观音菩萨以及双思惟菩萨等造像。这是北朝佛教艺术发展自创的一种造像组合，并无严格的佛教经典依据，体现了佛教造像吸取传统雕刻讲究对称与平衡的美学法则，仍是中国化的雕刻艺术。李裕群先生认为曲阳修德寺双尊佛菩萨造像的出现受南朝造像影响，这种观点尚值得商榷，双身造像的渊源可能仍在北方，多宝释迦并坐佛的大量流行激发了双身佛菩萨像的创作。

曲阳白石双尊像中最著名且最具特色的当属半跏双思惟菩萨造像。北齐天保年间，半跏思惟菩萨像沿袭东魏武定年间的雕刻样式，以单尊像为主，但有些背屏及基座雕刻内容更加丰富。双半跏思惟菩萨是北齐天保年后曲阳白石造像最显著的特征，也是仅见于河北地区的最近代表性的定州风格造像，最早纪年见于皇建二年(五六一)邸洛姬造白石双思惟菩萨像。双半跏思惟菩萨像突破了平面格局，而走向立体化的发展，但仍讲求对称与平衡，多采用镂空透雕的独特技法。半跏思惟菩萨上身裸露，左右两侧有两龙树，装饰盘龙，外侧为两弟子或两菩萨等，背屏上方有的包括佛菩萨、飞天捧珠、倒龙捧塔、化生童子等，基座上则雕刻双狮、香炉以及金刚力士等众多内容，可谓精彩纷呈。北齐晚期至隋，双半跏思惟像又朝简约方向发展，头光素面，身体亦多无衣褶雕刻，左右两侧仅存弟子或胁侍菩萨像。

双观音像是南北朝佛教菩萨信仰中最为流行的双身造像组合之一，反映了大乘菩萨思想的盛行。随着净土信仰和大乘菩萨思想的传播，拥有『救苦救难』之称的观音菩萨地位得到迅速提升，五世纪时期观音造像逐渐摆脱了佛的胁侍角色而独立出来，单尊观音造像开始流行并迅速传播。东魏、北齐时期，民间观音信仰达到新的高潮，关于观音灵验、消灾避难的故事广泛流传，更出现了盛行一时的伪经《高王观世音经》与《观世音三昧经》等。特别是《高王观世音经》成为东魏、北齐时期传播极广的观音经典，这显然与高氏政权的推动密切相关。与此同时，随着观音菩萨地位的上升，以观音为主尊、左右加以胁侍菩萨或弟子的造像以及双观音造像开始出现并大量流行。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了多尊丰富多样的双观音造像以及观音为主尊的多尊造像。双组合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如龙门石窟唐代造像中依然盛行。事实上，南朝梁也出现了双观音造像和以观音菩萨作为主尊的造像。这类造像有三尊、五尊到七尊、九尊乃至十一尊像等形式，造像中背光(背屏)分素面、阴线刻、彩绘、浮雕、镂空透雕等多种。

交脚弥勒菩萨无疑是北朝最流行的菩萨之一。有学者指出，弥勒菩萨艺术形象中的交脚坐姿、狮子座椅、仰月或日月宝冠都与波斯萨珊王朝的帝王有关，作为『圣王』形象的弥勒更容易为世人所接受。从北齐开始，曲阳白石弥勒造像更多地以菩萨形象出现，且多为交脚形象，出现了以交脚弥勒为主尊的三尊、五尊以及七尊像等多种样式，而邺城遗址出土的交脚弥勒七尊像极为精美。

早期学界一般认为，东魏至北齐时期，曲阳白石造像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定州风格造像流派，与以响堂山石窟为代表的邺城风格、天龙山为代表的太原风格以及以青州龙兴寺窖藏为代表的青州风格，并称为北齐佛教造像艺术的四大流派。定州风格造像以曲阳为中心，以黄山白玉石为原料，多采用浮雕与镂空透雕相结合的雕刻技法，且多半是小型造像，风格更多融合中西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成立后邺城遗址及周边不断发现精美白石造像，特别是二○一二年邺城遗址北吴庄发现一处大型佛教造像窖藏，出土了近三千余件北朝佛教造像，其中多为白石造像。作为东魏、北齐的政治文化和佛教信仰中心，邺城遗址及其附近出土的大量精美白石造像，题材、样式以及雕刻技法基本相同，而其质量和艺术水准又多高于曲阳出土白石造像，且造像风格演变时间上整体早于曲阳，这也为北朝白石造像风格的起源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带来了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