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个儿子
1973年7月，计划生育小组组建，华国锋担任小组组长，同年12月，全国首次计划生育汇报会成立，提出了“晚、稀、少”的生育方针。会议结束后，周总理和国锋同志聚在一起聊天。
周总理表示：“我和邓大姐有个儿子，可惜3天3夜没有生下，因技术不行还没剖腹产，结果孩子没活下来，最后夭折了。”说完后，周公眼角湿润，显得很是伤心。
周公的一生充满着传奇，1949年前曾在广州六次遇险，多次经历九死一生的时刻，例如曾被老蒋软禁，“棉湖之役”差点殒命，莲花山遭袭等，每一次通缉或追杀，周公都走在生与死的边缘。
他于1898年3月5日生于淮安，1917年去往日本留学，并和马克思主义结识，1919年回国去往南开大学读书，并成为五四运动时天津学生领袖，1921年入党，1924年11月来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
网上流传的那张帅气戎装照，其实就是周公在这一时期拍摄，照片上写着“恩来少年”，在黄埔任职期间，他用幽默风趣的政治教育让学生备受鼓舞，不少学生在这一时期入党。
1927年3月，周公领导了上海工人起义，赶走北洋军阀，后又和刘帅、叶挺、朱老总等人发起了南昌起义，1935年遵义会议上力挺主席，并当选为中央军事领导人之一，抗日时期长期在重庆等国统区进行统战工作，并积极推动国共合作。解放时期，协助主席指挥解放斗争。
250封书信定情
在50年代时，周总理曾就婚姻问题说过：“终身大事应该由年轻人自己决定，反对包办婚姻，要有婚姻、恋爱自由观念，当然也可听听别人建议。”随后他谈到和妻子邓大姐的爱情：“当我献身革命时，我就知道我要选择一个终身革命伴侣，一辈子从事革命事业，能经得起考验的人，因此我选择邓大姐，和她主动通信。”
邓颖超也补充：“婚姻要跟随自己的内心，别一见倾心就将终身托付出去，彼此有一致信仰、思想，也要磨合性格，等全面了解后再确立两人关系，成就一段美好婚姻。”
其实周公和邓大姐的爱情就是从书信开始的，两人于“五四运动”互相认识，当时邓大姐是是女子演讲队队长，而周公刚回国后，担任一家报社主编，并写出了不少针砭时弊、揭露北洋政府卖国阴谋的文章，并宣传爱国反帝思想，这些文章在京津冀备受欢迎。
因进步学潮工作的推进，周公、邓大姐、刘清扬等20人成立了“觉悟社”，还成立了刊物《觉悟》，周公在上面发表了诸多文章，让越来越多的学生为此受到鼓舞。当时周公和邓大姐都是十分优秀的活跃学生代表，彼此也志趣相投，相互间也相互爱慕。不过因忙于革命，他们放下了个人感情。
1920年11月，周公和其他196个勤工俭学的学生来到法国寻求救国真理，此时16岁的邓颖超在北师大附小当上了教员。尽管两人相隔万里，却从未中断联系，经常写书信、交流思想，不过并没有男女之情。
其实在1918年3月18日的日记里写着：“我希望我能将素食、不婚观念继续下去，这会让我非常痛快。”不过因接受马克思主义，周公也摒弃了过去的错误“独身主义”观念。在去往法国留学期间，他曾有一个漂亮女友张若茗，此女也是“觉悟社”的成员。
但很快，周公意识到这个女友并不能作为自己一辈子的革命伴侣，选择了分手。此时他和邓大姐依旧讨论革命思想，并将马克思主义类似书籍邮寄给邓大姐，让她对革命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1923年春，邓大姐收到周公寄来的明信片，上面写着：“希望我们能像卢森堡、李卜克内西那样一同上断头台。”这种特殊的求爱方式让邓大姐很是感动，两人在这一期间先后书信来往250多封，彼此的情义很是浓烈。
患难与共的革命伴侣
1924年7月，周公从巴黎回国，然而因公务繁忙，他和邓大姐一年都没有见上一面，只能以书信联络，中间周公托人亲自将情书送到邓大姐手里，这让她很是感动。1925年7月，邓大姐被派到广州任职，因途经上海时受到了妇女界的欢迎，耽误了一些时日，8月7日才到达广州码头。
本以为周公能抽出时间去接见未婚妻，谁知邓大姐到了码头后怎么也找不到人，四处搜寻周公，但直到人走光了还没见到自己的爱人。邓大姐内心很不高兴，两人5年没见面，早已在书信中确认关系，谁知自己亲自到了广州，却被冷落。
不过邓大姐不愧是革命工作者，她想到当时广州正闹着“省港大罢工”，周公的任务紧张，哪里有时间接自己，只好找了人力车，直接找到周公的住地。
那一天周公确实比较忙，根本就脱不开身，但他并没有忘记邓大姐，反而是派副官陈赓前去接人。陈赓没见过邓大姐，拿着她的照片在码头四处寻找，到处都是人，想要找到邓大姐谈何容易？他只能灰溜溜原路返回，这才发现邓大姐已到了住处。
晚年邓大姐回忆新房的布置，她深情说道：“当时房间比较简陋，一个衣柜、一张床、一个书桌、三把椅子、一个书架，还有洗脸架和衣架，陈赓当时很热情，又是接水让我洗脸，又是给我倒茶，我说能不能带我去革命的地方，就这样陈赓带着我来到了广东区委会，结果恩来同志刚离开，打听了后得知他在省港罢工委员会开会。”
“见到他后，发现他比5年前消瘦了不少，正在低头写东西，陈赓上前说了一些话，他朝着我打招呼，本想他会过来和我说说话，谁知他却和陈延年、邓中夏等人继续商议事情，讨论好了后，直接和陈延年一起离开，招呼都不打，我当时很委屈。”
就这样，邓大姐和周公第一天连话都没说上，次日邓大姐就被任命为妇女部长、区委委员，辅助何香凝展开工作。到了晚上，周公和邓大姐才聚在一起，两人简简单单吃了顿饭，没请上什么客人，就算是结婚了。
不过第二天上班后，黄埔军校不少同事知道周公结婚的消息，强烈要求周公请客，就这样，周公只好摆了两桌菜，请了张治中、陈延年、何应钦、蔡畅等人。在酒桌上，张治中起哄，要邓大姐讲两人的恋爱过程。不过受过革命的邓大姐，对于这个场面丝毫不紧张，将两人从相知相识到相爱的过程说了出来。
大家听了后连连鼓掌，张治中赞叹道：“不愧是周夫人，和主任一样都是出色的演讲家。” 邓大姐不客气说道：“我有名字，我叫邓颖超，别叫我周夫人。”
到了敬酒环节，因邓大姐不会喝酒，恩来只好替她喝酒，就这样，很快就喝醉了，一直折腾到后半夜才酒醒，早上起来还要主持黄埔新生的入学考试。
第一次怀孕
周公和邓大姐一直喜欢孩子，休息时总会带着同志的孩子游玩，邓大姐也时常念叨着：“一儿一女一枝花，无儿无女赛仙家，这一儿一女多好。”说起孩子的事情，邓大姐总有说不完的话，她表示曾有2个孩子，只可惜没有留住。
说起第1次怀孕是1925年10月，此时婚后2个月，周公率领东征军去往汕头革命，她被留了下来，那会总感觉时常恶心想吐，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去医院看了看，这才知已经怀孕了。
当时邓大姐很是慌张，毕竟周公不在身边，自己还有工作在身，哪有时间去照顾孩子。想了想，邓大姐擅自做主买了打胎的中成药，谁知吃了后痛得在床上直打滚，走路都是难事，内心比较紧张，只好请了一周病假。
刚好她母亲从天津过来，看到邓大姐这样后吓了一跳，责怪她不爱惜自己，后来母亲在她的饮食上进行调理，这样才让邓大姐身体好转。11月时邓大姐来到汕头宣传妇女工作，和丈夫重逢。谁知周公当场看出她脸色不太好，问了后才知打胎这回事，听了后就责备她是“形而上学”，不应该为了革命放弃生娃，也不应该随便扼杀一条性命。再者说打胎伤害身体，应该提前说，不该擅自做主。
邓大姐这才知自己错了，只好承认自己太过于草率，不过事后周公又安慰她，让她多注意点身体。
第二次怀孕
1926年12月，周公被调到上海任职，此时邓大姐身怀六甲，行动不方便，只好留在广州，1927年3月是预产期。当时母亲亲自来到她的身边照顾，让她吃得好，住得好。邓大姐表示，分娩那一天是3月21日，也是周公领导工人第3次起义的日子。
不过当时的医疗水平不高，结果胎儿太大难产，3天3夜也没有生下来，医生只好用产钳接生，谁知婴儿头颅受损，刚生下后就夭折。那是个男娃，9斤多重，可惜了。
产后邓大姐的身体很是虚弱，本想在医院多住上几天，然而没多久“四一二”事变爆发，广东军阀也在追捕我党人员，邓大姐的住所被查，3个同志也被抓捕。不过在搜捕前，周公寄给邓大姐的电报被同志藏了起来，并亲手送到医院中。
当时邓大姐对外界发生的一切都不知情，只是外面的警车乱窜，她只好让母亲过去看看什么情况，刚下楼就碰上了送电报的同志，这才知广州无法继续待着了。邓大姐和母亲决定按电报的指示去往上海。
然而，广东国党政要基本都认识邓大姐，想要离开难度比较大，且军警很快就会来医院搜查，但如何离开医院呢？此时一个名叫王德馨的女大夫，掩护她在医院内躲避2天。等军警搜查了后，又让邓大姐装扮成医院护士，坐着德国领事馆的电船来到香港。
当时张治中得知邓大姐处境困难，给了一笔钱，让陈赓转交给她当做路费，这才让邓大姐顺利来到上海，等见到丈夫后，她已无比虚弱，被送到医院养了半个月，医生检查后发现她因产后疲劳，子宫没收缩完成，恐怕很难再怀孕了。听了这句话，邓大姐很是伤心，而这之后她也真的没再怀孕过，正是那场白色恐怖让邓大姐失去当母亲的机会。
不过邓大姐依旧渴望当母亲，希望有个孩子，新中国后，她已四十多岁，但还是渴望生娃。曾亲自去过协和医院请妇科专家林巧稚检查，不过因她用化名，林巧稚只是当普通病人看待，认为她不会再生育。
后来，林巧稚才在别人提醒下得知她是邓颖超，希望为她进行输卵管疏通，这样生育的几率更大一些，不过邓大姐拒绝了，她认为自己年龄大了，不想麻烦医生，放弃了当母亲的想法。
革命时期的爱情
革命时期，邓大姐和周公聚少离多，很少有机会长时间在一起，每次都是短聚后就会分离，即便是长征时期，两人也是在各自队伍中。途径黎平时，邓大姐因肺病复发吐血，周公才来到她身边短暂见面，过草地时周公身患肝脓疡，昏迷了很长时间，在这期间邓大姐一直守护他身边。
就算新中国后，周公也是日理万机，在外交上继续发挥新的贡献，时刻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即便“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爆发，他还是不顾危险出席万隆会议，1964年加纳政变时，他还是访问该国。而在这一切的背后，邓大姐总是第一时间支持他。
有人问她是如何看待这种离别的？邓大姐说：“每次生离就有可能会迎来死别，不过共产党人要为民众服务，让大家都能安居乐业，过上幸福生活，其他的不需要考虑。”
当然，即便两人时常分别，但依旧彼此相互挂念。南昌起义失败后，撤退时周公发高烧，因错过了治疗时间，结果高烧40℃，但依旧继续工作，直到昏迷，聂帅连忙将他送到香港救治，他醒来后不顾自己身体，第一句话却问：“有邓颖超消息吗？”可见，他一直将邓大姐当成最亲的人。
在一个三八妇女节时，邓大姐正在座谈会上演讲，女孩子让她讲和周公的爱情故事。邓大姐听了后，当场背了首周公写的情书，让人直观感受两人的革命爱恋。不过此时已过去20多年，邓大姐却能准确又深情地背下来，这让人诧异，她是如何铭记那么长时间的？邓大姐说：“因为爱啊，正是那份深沉的爱恋让她将周公写的所有书信都能熟记于心。”
1947年3月，国民党加大了对陕北、山东战区的攻击，中央撤离延安，周公、毛主席任弼时留在陕北继续指挥作战，这一年中秋，周公尽管公务繁忙，还是抽空给邓大姐写了一封信。当时邓大姐正在晋察冀边区进行土地革命，平日里入住老乡家里，拿到情书时，秘书楚平打趣道：“大姐的情书啊！”邓大姐说这是形势报告，哪来的情书啊？楚平指着“对月怀人”等字说，这不是情书是啥啊？
1954年，周公率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此时国内的海棠花正值开放，周公一直很喜欢，邓大姐赶紧压了一枝花和一片红叶，寄给了远方的丈夫，表达了自己的思念。周公收到后，托人将日内瓦的特产芍药花、玫瑰花送了回来，见证了彼此永恒的爱情。
50年代时，因两人工作时间不同，每当邓大姐休息时周总理才开始工作，此时周公路过卧室时总会特别小心，生怕惊醒了邓大姐。
1960年，邓大姐因身体不适去协和医院手术，当时周公的外事活动已全部满档，抽不出时间看望，在手术那天周公让工作人员和医生联系，及时了解邓大姐的身体。一次去机场接外宾时，周公顺道去了医院看望，邓大姐听了后很感动，让他好好工作，注意身体。
1972年周总理得了癌症，1974年住院，邓大姐每天都要去医院看望丈夫，手术时也会守在门外。即便这样，她也没有放下手头的工作。
领养革命后代
新中国后，曾有人建议周总理另娶妻子繁衍后代，邓大姐也劝他再娶一门。周公听了后很是生气：“宪法规定是一夫一妻，我是国务院总理，如果我这么做，岂不是乱套了，别人都来学我、骂我怎么办？”还有一次，周公表姐遗憾表示：“可惜你们没个孩子。”周公反驳道：“谁说没，我们有十个呢！他们父母因革命牺牲，我们就是他们的父母。”
1937年，十六岁的孙维世来到八路军办事处，希望去延安工作，但接待的同志拒绝她的请求，认为她年龄小。孙维世不愿意离开，周公刚好路过，看她痛苦不已，上前询问了一下，这才知她是战友孙炳文的闺女，派人送到了延安，又写了一封书信给其母亲任锐，希望将其当自己的闺女。
李硕勋曾参加过南昌起义，1931年因叛徒泄密遭敌人抓捕，不幸牺牲，时年二十八岁，其夫人赵君陶和幼子李鹏被关押在大牢之中，出狱后，赵君陶来到香港生活，但因没有亲人，党组织也遭破坏，只好又去了四川娘家，住了七年之久。
1939年周公得知赵君陶母子俩的遭遇后，连忙让邓大姐将他们接到重庆，周公见到了孩子李鹏后很高兴，说：“你父亲为革命牺牲，你们母子俩吃了很多苦，今天好不容易找到你们，我想收你为义子咋样？”
李鹏听了后很是高兴，连忙喊“周爸爸好”，此后他又被周公送到延安。在他的学习上，邓大姐和周公一直严格要求，当成自己孩子一样，每次李鹏有什么毛病都会及时指正，
1945年11月，李鹏被组织上分配到南方革命，此时已入党，临走前和周公、邓大姐告辞，周公告诫他思想上也要能入党，为共产事业奋斗；邓大姐也鼓励他要和民众打成一片，别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
临走前，邓大姐还送了一床新棉被，但李鹏看到他们盖的是破旧的旧棉被，一直不肯接受，但最后还是拿着新棉被上路。1947年李鹏在周公的关照下去苏联留学，并学习水利发电，新中国后他为国家的水电系统贡献颇多，1983年出任副总理时，邓大姐还特别嘱咐他不能脱离群众队伍。
周公还认过一个义女李特特，她是李富春和蔡畅的女儿，1927年6月，李特特被送到上海父母这里，因李富春夫妇工作繁忙，周公时常兼顾起照顾的责任。
一次，李特特被乔装打扮的父母吓哭了，连忙扑到周公怀里，周公安慰她，并表示收她为“爱女儿”，每次父母体罚她时，她都会找周爸爸诉苦。
1938年时，在周公的关照下，李特特被送到苏联学习，长大后和苏联一小伙结婚，1952年才回国，刚下飞机就找“周爸爸”周公汇报工作，之后又被组织上派到北大荒工作，三年后在周公的关心下调到北京。1976年初，周总理病情恶化，李特特得知后很是伤心。
周公和邓大姐还收养了不少革命后代，例如钱壮飞儿子钱江、钱一平、蔡和森儿子蔡博等，让他们感受父慈母爱。
周公临终前，对这个跟随自己革命一生的妻子邓颖超说：“我有很多话没和你说。”邓大姐也说：“我也有很多话没讲。”两人深情相对，邓大姐只得说：“只能带走了。”周公听了沉默不语。
然而1976年1月8日，周公还是逝世，举国哀悼，邓颖超伤心不已，但她还是按照周公意愿，将其骨灰撒向祖国大地。1992年，邓颖超病逝，她也留下遗愿，将骨灰撒向海河。这对革命伴侣就此走完了一生，其一生值得人们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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