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建立时，日本已经开始了社会的商业转型。当西方的坚船利炮到来时，清朝与两百年前相比没有什么变化，而日本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最大的变化就是，1700年，东京已经成为人口百万的超大城市。
1、精英推动社会转型
除了暴力革命，任何社会的转型，必然源于精英的主动推动。
汤因比在鸿篇巨作《历史研究》中屡次强调：“文明是少数有创造力的人创造引导发展的。”梁实秋也有类似的看法：“一切的文明，都是极少数天才的独创。”
什么是精英？就是社会的中上流阶层，在财富和名望上至少属于前5%。
底层只知按部就班，极容易被洗脑，没有能力和想法去主动改变。最高层的统治阶级，首先想的是万世永续，一直统治下去，自然希望现状一直保持不变。
所以，一个社会，一旦最高统治阶级与底层直接绑定在一起，能够直接动员最底层，精英的活动空间很少，这样的社会是很难实现转型的。
当精英去寻求改变，底层通过跟随和模仿去投身于这场改变，最终彻底改变社会模式，用汤因比的话讲就是，“文明在发展”。
日本在德川幕府时期的商业转型，就是典型的精英推动，然后扩散至整个社会。
德川幕府统一日本后，形成了如下图所示的基本社会结构。在《本想学中国，最终还是滑向欧洲，日本的历史宿命》中已讲过，不再赘述。
天皇是傀儡，是一位虚君。将军是最大的大名（领主），通过恩威并施与地方大名结成牢固的利益绑定关系，将军直接统治自己的领地，对大名的领地统治不加干涉，只要你不造反就行，大家共享荣华富贵。
大名对领地的统治，主要靠武士去执行。作为基层管理者，武士集团实际控制着日本的土地和人口。而且，武士不仅要精通武术，还要学习以程朱理学为基础的书法文章。为此，大名还专门设立藩学，供武士教育使用。
武士，无论是地位、财富，还是教育，都是日本名副其实的统治支柱兼精英阶层。一直到明治维新，文武双全的武士，都是日本社会的支配力量。
17世纪初德川家族建立幕府统治，全国的大名250人左右，而武士人数达40万，若算上家属，人数超过160万。当时日本的总人口1500万左右。
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武士就通过商业发展引领了日本社会的变化。
2、武士经商
众所周知，日本有四大财阀，其中之一就是三井家族。三井家族就发迹于武士经商的17世纪。
三井家族是武士，1600年关原会战后，三井高俊认为日本将处于一个长期和平的状态，并断言武士只是一个虚名，当店主比当武士的前途更加辉煌。于是，他脱士入商，开了一家酒屋，取名“越后殿酒屋”。
1673年，三井高俊之子三井高利在东京开设服装店，取名“越后屋”，这就是三井百货公司的起源，但是店里挂出的牌子“只收现金，谢绝还价”至今保留在三井博物馆。
之后他在东京、京都和大阪开设分店，很快成了日本最大的商店。三井家族就此发迹。
三井家族是当时选择弃武从商的众多武士之一，只不过他的商绩最亮眼。
那么，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为什么不愿意在家里数钱，而想去从事有风险的商业呢？
比如，波旁王朝的法国贵族就比较“聪明”，啥也不干，反正不愁吃穿，还极其鄙视经商，认为玷污了高贵的血统。英国贵族就与日本武士比较类似，虽然有地位，但依然愿意从事商业活动。
作为岛国的英国和日本，有着某种不谋而合的“默契”，他们都有着共同的原因：
没有商业，确实日子不好过。
武士作为贵族阶级，脱离了经济生产领域，生活来源就是俸禄。日本比较特殊的是，俸禄不是货币，而是米。农民直接用米来交税，公务员工资也是直接发米。
这就产生两个大问题：
1、俸禄不够用。17世纪，日本人口1500万左右，耕地产量2600万石左右，人均不足2石。1石是120斤，大概是一个成年男子1年的口粮。
日本农民的粮食一半用来交税，就是1300万石。全国250位大名，加上幕府将军，至少吃掉300万石。剩下1000万石分给40万武士。
平均每位武士的俸禄只有：25石。
武士也分个上中下三个等级，自然有大批的中下武士，日子是比较拮据的。
2、米不能直接用来买东西。17世纪的日本，早就不是以物易物的时代了，都使用货币（金银铜）交换。
所以，无论是武士，还是大名，都需要把大米换成货币，才能去购置生活物品。
上述两个原因，决定了日本统治阶级，特别是人数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武士，非常需要商业活动。
即使他们自己不去经商，也需要商人给他们提供便利，商业自然就有了生存空间。
实际上，到了德川幕府后期，也就是18-19世纪，仅依靠俸禄为生的武士变得极端贫穷，武士为生存往往向商人借贷，甚至出卖自己的特权，最典型的是就是变卖身份象征——佩刀。
对于日本的中央政府，也就是幕府将军而言，他是反对商业发展的。
前面说过，对于最高层的统治者而言，追求稳定、反对变革是一种本能。一个统治体系，是一套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的全方位系统工程。千里之提溃于蚁穴，任何一个环节的松动，都有可能造成这套体系的崩溃。
对于德川幕府而言，武士负责保家卫国，享有政治权，恪守武士道精神，不得从事经济活动，依靠上级领主的俸禄而活，从而在精神和物质上被控制。农民缴纳贡米，遵纪守法，世代生产粮食。将军和大名是最上层的食利阶层，合作共赢，共享荣华，内讧没有赢家。
士农工商，职业世袭，每个等级都有各自遵守的道义，名著《菊与刀》一直强调日本是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幕府将军还不断神话自己的地位，让人们心甘情愿被统治。
这一整套体制，农业生产是经济基础。
一旦商业发展过快，幕府将军苦心经营的这套体系，就会逐渐撑不住。
所以，德川幕府在1633年就颁布锁国令，限制海外贸易。对于国内商业活动，设置重重关卡，在领地与领地之间设置重税，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千方百计把商业活动限制在可控范围内：商业是为了方便统治，而不是改变统治。
但是，幕府将军只能统治自己直接管辖的领地，占全国1/4，另外3/4由大名统治，近乎于自治公国。幕府统治，无法做到中央集权。
这是日本商业转型的必要条件。
于是，围绕大名和武士的商业活动，点燃了日本的商业革命之火。
所以，读到这里，我们就能明白，西欧能发展出商业文明，而集权专制的俄罗斯，始终裹足不前，即使引进了工业革命，也难以彻底改变社会模式，即便是苏联，不过是换了一套意识形态，其他方面还是继承了沙俄。
因此，西方社会，对政府极度不信任，对政府权力扩张极度敏感，是有原因的。比如，意大利的墨西拿市，市长用公车接送妻子，就被意大利消费者协会告上法庭。
3、城堡商业
日本的商业发展，是以大名居住地为中心展开的。
德川幕府为了防止大名的武装叛乱，明确规定，不管领地面积多少，一个大名所建的城堡（宫殿兼军事设施）最多只能一个。现在，大阪的天守阁，就是曾经的大名城堡。
大名为自己营造城堡后，为巩固自己统治，要求武士都搬到自己周围居住。
所以，日本的统治阶级，从大名，到武士，还有家臣，全都聚集在一起。他们的总人口，经常占到领地全部人数的10%。
围绕大名和武士的日常所需，以武士实际主导的商业发展，便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收购武士的贡米，在民间卖掉；为他们提供服装、食品。以城堡为中心的街道、城市就这样蓬勃发展。
根据日本一份1685年的人口登记文件，当时的京都，商业气氛十分浓厚，牙医、丝绸瓷器、茶道插花、折扇书纸，罗列在几百家商店，京都的人口超过30万，早就淹没了1000名武士。
到17世纪末，全国250个大名，建造了140个城堡小镇，小镇的人口至少5000。东京（江户）、京都、大阪，分别作为首都、天皇驻地和幕府直辖地，级别最高，武士最多，成为日本人口数量最多的城市，合称为“三都”。
特别是东京，德川幕府为了控制大名，在1635年实行参勤交代制度：大名每年都要进京汇报政务，大名的妻子留在京城做人质。这就导致，全国的大名及其家庭成员，都集中在东京居住。
本来幕府将军的武士数量就最多，再加上集中了全国的大名家庭成员，全国的商人、货物川流不息地涌向江户，“全国资一城”，东京不可避免地朝超大城市发展。
到17世纪末，东京的人口已经超过100万，其中一半都是武士及其家属，包括将军的武士和大名的武士，另一半是手工业者和商人。东京已经成为世界上的最大城市。
在德川幕府刚建立的17世纪初，日本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只有天皇驻地京都。经过一个世纪的和平发展，到17世纪末，东京、大阪和名古屋的人口都超过10万。日本有名的歌舞伎剧院也活跃于这几个城市。
一直到现在，上述4个城市都是日本最大的几个城市，东京依然是世界最大城市。这就是历史的有趣之处，当今种种，总是能够在过去找到影子。
17世纪末日本总人口2300万，居住在以城堡小镇为中心的城市的人口至少200万，城市化率8%，远远超过西欧4%的水平，只有安特卫普、伦敦等顶尖城市能与之媲美。
在这里，我们就能总结出封建时代商业自发发展的三大条件：
农业技术、封建割据、和平环境。
美洲和非洲没有第一个条件，中国和俄罗斯没有第二个条件，中东、东欧、中亚没有第三个条件。除了西欧、日本外，还有一个地方能较好地自发孕育商业文明：
这就是我们的邻居，东南亚。
只是殖民打断了这个进程，然后现代又遇到了中国的虹吸效应。
4、农村商业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要形成稳固的商业体系，农村这一环节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英国的圈地运动、德国的农奴制改革、现代各个国家的土地改革。
没有将农村良好地纳入商业体系的国家，在商业发展方面，无不遭到反噬。典型的，沙俄和苏俄、伊朗的巴列维王朝。
在封建社会，汇聚形成商业经济并最终给瓦解农业经济的，并不是领主的商品经济，而是以剩余农产品交换为基础的农村商品经济。只不过，要启动这个过程，必须依靠领主的商品经济。
这就是开篇所讲的，精英引领变革，底层去跟随，然后改变社会模式。
在欧洲，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得最早，其次是法国，然后是德国，最后是沙俄，这条时间先后顺序，都可以从农村的商业化进程中找到答案。
继续说日本。
17世纪，城堡小镇经历了从军事堡垒到商业据点的蜕变，开始成为大名领地的城市中心。到18世纪，这场商业发展开始渗透到日本农村。
典型变化就是，日本农民不再单纯种植粮食，而是转向种植用于出售的经济作物。
前面讲过，日本耕地的粮食产量，一半用来缴税后，农民的人均粮食不足1石，也就勉强1年的口粮。随着日本城市需求的不断扩大，日本农民在不影响种植水稻的情况下，利用空隙种植经济作物。
在不适合种植水稻的荒地种植经济作物，或者收割万水稻后种上第二茬作物。这些经济作物主要有：油菜、茶叶、烟草和蔬果，一些偏远地区就种植土特产。
自身的生存需要，以及城市（城堡小镇）的需求，最关键的是，大名允许自己领地的经济作物的自由贩卖，这就使得农村商业化不可避免。
在这个过程中，德川幕府为了便于控制，始终对农村的自由商品经济十分戒备，剥夺农村商业的生存空间，奉行让农民“不死不活”的基本政策，扼杀产生剩余产品的萌芽。
但是，德川幕府的统治权力，难以渗透到大名领地的农民，而大名往往是鼓励商业发展的，以加强自身经济实力，日本农村商品经济就这样逐渐发展起来。
到1843年，大阪的一个村子，277户农户中只有14%是完全的务农，46%在生产棉布。1845年，在尾张的一个262户村子，只有20%在完全务农，31%生产棉布，还有22%从事运输业。
可以说，农村-城堡小镇-三都（东京、大阪、京都）的三层次结构，形成了近代日本的商业网络。
小结
到19世纪，日本形成了“118”社会结构：特权阶级10%、商人10%、农民80%，作为统治阶级主体的武士，与商业牢固地绑定，并带动了农村的商业化。
最终，商业化的武士、基层农民联合形成推倒幕府统治的力量，带来明治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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