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人吕丽委在上海办了一个现代私塾——孟母堂，5个老师带不到20个孩子。这里的老师24小时陪着孩子，教育方法则是背诵各种经典，包括原文的《仲夏夜之梦》，休息时间则是梅兰芳和尚小云的录音，要不就是门德尔松。没有办学许可证能否办学？目前孟母堂暂时并没有关闭，上海市教委正与吕丽委进一步沟通中。
特殊的私塾孩子:心理的、身份的
尔纯是最晚来到孟母堂的学生，尽管他来报到的时候，孟母堂已经陷入了和上海教育委员会的争端，而且这争端至今尚未解决，有几个孩子的家长迫于压力，让孩子离开了孟母堂，去了正规小学。
可是尔纯的家长不管这套，他们是创办人吕丽委朋友的朋友。吕丽委介绍学生来源:“都是亲戚朋友的孩子，要不就是托朋友辗转介绍来的。”8岁的尔纯在正规学校上了一年课，最终还是放弃了——他无法正常说话，尽管在生理上没有任何问题。
不能正常说话的原因无法知道，尔纯的父母亲都是温州商人，在上海的生意做得很大，但根本没时间顾及孩子，他们在上海和意大利之间飞的时间要多于照顾尔纯的时间，结果就是尔纯既没有在最佳的说话时间学会说话，也没有在适当的时间学会该学的东西——他像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样，在屋子里游荡，不肯像其他孩子一样坐到桌前学习。不舒服时候，他就躺在沙发上，指着自己胸口不说话。但是尔纯绝对不是弱智，他能辨认100多个英语单词，也能认识众多的中文——刚来第一天，吕丽委就把他带到黑板前，让他露一手，他用不清晰的语言展现了识字能力，结果下面的十几个孩子都叫:“哇，天才。”因为创办人是福建人，不少孩子也是福建人，所以他们的语言中带了不少福建味道。
这样的孩子，在正规小学里完全不能正常学习，孩子们把他当傻瓜，而老师也无法抽出这么多时间照顾他。尔纯第一年的学校教育完全失败，尽管父母亲给他挑选了昂贵的贵族小学，可还是有孩子欺负他，他只会回家就哭，可是智商测试他又不傻，又不能也不忍心让他进特殊教育的学校。
在孟母堂不同，5个老师带不到20个孩子，照顾尔纯的梁老师是尔纯自己挑选的，从东北大庆来这里的梁老师是个普通中年妇女，“尔纯是靠闻气味把我选中的”。说起这事，她觉得是自己的骄傲。尔纯喜欢她的味道，晚上要牵着她的手才能睡觉，这里的老师都是24小时陪着孩子们的。第一周回家后再来上学，他像个小动物一样把每个人闻了闻，最后扑进梁老师的怀里。
更让吕丽委和梁老师高兴的是，由于孩子们喜欢尔纯，总是有人主动教他说话，再说私塾里也有刚3岁的孩子，正是语言学习期——结果来了不到1个月，尔纯已经能说出简单句子了。
尔纯的问题显然是心理问题，除他之外，还有一个15岁1.80米高的孩子，也是简单的心理问题——厌学，脾气暴躁，“成绩越来越不好，因此喜欢独处，对家人态度很不好”。孩子的母亲是上海本地机关干部——也是所有家长中身份最不同的人，其他家长大多是商人或外企职员。
孩子的母亲是今年8月看见报纸上对孟母堂的报道后送孩子来这里的，也是见面就很激动地让老师把孩子收下来。这孩子当时已经恶化到完全不和家里人说一句话的地步，在正规学校也谁都不爱理。梁老师介绍:“他母亲之所以敢于把他带出正规学校，让他退学，是因为觉得他在国内的教育环境里完全不可能变成健康的孩子了，所以一心想让他出国，可又担心他太小，所以出国前送到我们这里过渡。”
原本学校是不接受年纪太大的学生的，因为孟母堂作为读经教育运动的组成部分，背诵经典是最主要的学习方式，而背诵时间当然是越年幼越好。这孩子个子高，原本很孤独，但和一群孩子早晚相处，他心理压力慢慢减少了。“我们都不是心理医生，也许只是在这里获得自信的缘故？”吕丽委有些不自信地解释。记者见到这高个孩子时，他正告诉一个4岁孩子，让她少玩一会儿呼啦圈，“因为别的小朋友也爱玩”，俨然一副大哥哥的模样。他也会主动打电话给他的母亲，说自己在这里的情况，他的母亲激动得接到电话就哭了。
特殊的，其实还有这些孩子的身份。吕丽委笑着说:“三分之二是外国籍。”这些中国孩子是随父母亲获得了境外身份的，很多是吕丽委的亲戚。一个3岁的拿着杭州西湖民间故事的孩子是她弟弟的孩子，“意大利籍”。另一个正教他念故事的7岁孩子，则是美国籍。
吕丽委是福建厦门人，丈夫是浙江温州人，两地都不乏出国经商并且移民的传统，因此亲戚朋友中有这么多外国籍的人并不奇怪。2005年初，她跟着爱人来上海，当时只是带着自己和朋友的一个孩子整天背诵“四书五经”，“1996年，我哥哥的孩子是我第一个试验品，他生下来，我就每天在他耳朵边念唐诗，结果他刚几个月大，洗澡的时候就会说‘红掌拨清波’了”。她自己的女儿生下来后，不愿意去上幼儿园，“我觉得自己完全能教育她”。而教育方法则是背诵各种经典，包括原文的《仲夏夜之梦》，休息时间则是梅兰芳和尚小云的录音，要不就是门德尔松，墙上不断更换书法和名画的印刷品，这些是吕丽委自己奉为经典的东西，“不要求他们马上懂，就要求他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
上海有大量的福建、温州人在做生意。“其中不少是转弯抹角的亲戚。大概大家都觉得我这么做比较奇怪，就主动传播我的消息。”结果有亲戚和朋友找上门来，让自己的孩子退学，或者压根儿就不上学，直接送到这里来。“我和他们解释我这里不是学校，只是一个家，我搞的是家庭教育。”但这些家长们不在乎这里是否是学校，“家长向我控诉中国的正规学校如何如何不好，说自己的孩子因为成绩不好而挨老师骂”。
还因为这些孩子，要不是已经有国外身份，剩下的几个，则是父母亲下了决心要让他们出国，所以对国内的教育都不是特别在乎，都办理了退学手续，“他们说要孩子学会做人就好了，不要求他们怎么样成绩好”。而在吕丽委的理解中，学会做人的最好方法就是背诵“四书五经”，“我是完全接受牟宗三先生观点的，也是读经运动最早的参加者”。在有了十几个孩子的时候，索性把孟母堂的牌子挂了出来，成了像模像样的私塾。
“半专业”的教育和“远大未来”
吕丽委，皮肤微黑，表情中有一些坚定的东西。她有着闽南女人的外表，可是普通话口音极其纯正。“是上师范学校的结果。”她笑着解释。而她的朋友说，是她这个人比较“厉害”，做什么都要做成，所以能把福建人说不好的普通话说得这么纯正。
她解释自己的思想来源，“有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祖母”。祖母是厦门旧家出身，一直到年纪很大的时候，心态都特别平和，从不怨天尤人，“我最迷惑的是她用的一些词，什么话头、什么吃亏好，后来才明白都是禅宗用语”。小时候，祖母总让她背经典，结果上小学、中学她在任何场合讲话，都不会怯场——“现在才完全明白，那就是家教的缘故”。也是因为此，她一直觉得学校教育不理想，但是自己也找不到一条新道路。
1998年，在厦门的吕丽委听了台湾王财贵的演讲，“当时他是受青基会邀请来厦门演讲的，宣讲读经教育”。吕丽委很激动，觉得自己一直在找的教育方法有了答案，可以教孩子背诵中英经典。并且在少年宫参加了读经教育活动。
之所以加上英文经典，是因为她在四处请教后觉得，西方经典翻译过来后都不够准确，“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哲学系都请教过，知道就是马克思的著作，翻译过来还有很多争论呢，那还不如背诵原文”。
在辞职前，吕丽委是厦门一所学校的小学英语老师，但是显然，她的用心不在学校上，“我当时已经觉得，这样的教育只能顾及中等程度的孩子，太优秀的孩子和成绩不好的孩子，都会被这样的教育毁掉”。她把很多时间放在课外教育上，找了几个朋友，让她们把孩子送到她这里补课，“我大概是唯一补课还贴钱的老师，不收他们钱，还买东西给他们吃”。当时读的是英文名篇选读，按照中文读经的方法，只要求背诵，不讲解，结果几个孩子英语成绩上得非常快，一个女孩，初中时就能看懂英文报刊。
2002年，女儿出生，吕丽委和丈夫提出，要自己教孩子，完全辞职。“当时就觉得完全没必要上幼儿园，那里面浪费的东西太多了。”丈夫虽然是学习生化的，但是对读经教育很喜欢，还曾经和几个朋友赔本出了不少中文经典，用于推广读经。此时当然赞成她的做法，“一点阻碍都没有”。至于别的孩子都会去上的音乐舞蹈补习班，她也觉得犯不着去和一些不够专业的老师学习，“我放最经典的东西给她看，电视上总是芭蕾和歌剧，要不就是京剧，她熏也被熏出来了”。尽管这种结果尚不可知，可是她的口气中有足够的自信。
2005年，因为丈夫生意的原因来上海，吕丽委在亲戚朋友的口口相传中有了名气，到了2006年8月，不少暑假中的孩子都被送到这里，有了近20个人的规模，而孟母堂的大招牌也被挂了出来。当时的地点是自己家中的一幢小别墅，“我是真不想像个学校一样去运作，只想让孩子觉得这里是个家，最多是个‘家馆’，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你不做也不行了”。
收费是依照成本核算，每个孩子每月2000元，用于食宿和教师费用，“老师也都是从前在全国推广读经教育时的教师朋友，愿意辞职来我这里，其实工资不高，也就2000元”。梁老师原来在大庆工作，来这里一半是因为丈夫到上海，另一半是因为这里可以光明正大地“读经”。
因为有了别人的孩子，吕丽委开始记教学日记，记录每个孩子的表现和每天读的课程，在他们这里，因为主要采用背诵方式，所以这些孩子并不觉得《易经》比《诗经》更难，《论语》、《孟子》也很简单，因为不拗口，反正都是要花时间背出来的——但是又不能追求为背而背。教学日记主要的价值标准是“中国方式”，“德行”超过了一切，被放在最重要位置。姿态也是很受关注的:手脚不能乱动，不能东张西望，心要静，这些繁琐的要求甚至比一般学校还要多。“礼让”的孩子往往在日记里受到称赞，而乱动、不听话的孩子则还是看起来是“有问题”的孩子，但是在这里，他们不会因为这个受惩罚，只是会让他们在孔子像前默想自己犯下的过失。
这里的数学教育也和外界非常不同，专门请来的70多岁的郑老师是一直带奥林匹克数学班的，在上海小有名气，最不赞成目前的中小学数学教育，“他和我说那是培养账房先生的”。郑的主要教学法是教小孩子学习函数和微积分，第一次上课就教小朋友开平方根，一向自信的吕丽委都担心多数只有五六岁的孩子是否听得下来，“结果他们很开心，一节课和玩儿似的”。
按照现代教育工作者的看法，吕丽委的课程设置显然问题很大，松江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的一位工作人员很不满，“她完全不专业，一个小学教师，凭什么觉得自己可以教十几岁的孩子各科课程？很多课程在这里完全缺失，政治、物理、化学，包括体育都是空白”。
吕丽委喜欢让孩子在草地上玩耍，她喜欢引用一个禅宗故事来为自己的教育课程辩护：“老和尚说，如果你的身体是舒服的，为什么要锻炼呢？”言下之意是，现代教育中的很多学科完全是多余的。她坚信按照“正道”，也就是中西经典教育出来的孩子，都会自然学会做人，学习只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尽管未知，但是她总是说这里的孩子都有着比学校教育出来的孩子更好的前途。“他们会觉得考试很简单，很没意思。”一个转去正规小学读书的孩子休息日时跑回她这里，告诉她:“那些课本好恶心啊，都特别简单。”
当特殊性遭遇法律
2006年8月，松江区教育局在媒体报道上知道了孟母堂的存在，并且立即来检查，双方最初对彼此的印象都非常不好。基础教育科的那位工作人员说:“那里什么办学许可证都没有，按照《义务教育法》规定，入学年龄的孩子一定要去正规学校就读，他们的在家教育是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的。”而当时负责接待的梁老师印象最不好的是:“他们态度很生硬，跑进来就要检查证件，不少孩子吓哭了。”
由于几个孩子属于已到入学年龄而没有进入正规学校的，所以教育局觉得最急迫解决的是这几个孩子。当时有一位家长和他们吵了起来，这位在外企做到高层的80年代毕业的工科大学生后悔的是自己没接受中国传统教育，觉得那是自己精神世界空虚的原因。他的理想就是让自己的孩子还了自己的心愿——正好8岁的孩子不愿意上学，在学校老师总是骂他“废物”，“你让他怎么上学？”最后双方想出了折衷式的办法，家长和孩子承认“由于身体原因，自愿办理退学手续”。而教育局对办理了自愿退学手续的孩子也不再管理。
有3个家长不愿意纠缠于事件中，把孩子送去了学校就读，吕丽委显然不是一个目的性很强的人，她觉得这样的结果也很好，最让她自豪的是只在这里学了两个月的一个孩子，英语成绩要比班上的同学好很多，她说，是“莎士比亚的语感熏出来的”。
但是事情并没有终结，自从松江区教育局来检查后，松江区食品卫生所也来检查孩子的饮食情况，梁老师说:当时我就和他们说，这是我们的家，你们也到别人家里检查食品卫生吗？巧的是，当时在这里做饭的阿姨从前在餐馆工作过，有合格证书，这件事情也就此不了了之。接着，又有警察上门，来调查别墅主人的身份证号码，当时私塾已经搬到了另一幢郊区别墅，因为孩子多了。“这边别墅是我一个亲戚的，他当时就和警察吵了起来。”8月份是最激烈的一个月，因为正好是开学前的时间，双方你来我往，既有家长去申诉，也有教育局的人上门宣传《义务教育法》。吕丽委最愤愤不平的是，当时孩子们不肯正经读书了，每上门一个人，就觉得这是来破坏学校的，“小孩子都像惊弓之鸟，吓坏了”。上海市教委宣称要在9月1日前全面叫停私塾。主要原因有三点:这里违反办学许可的有关规定;违反《义务教育法》的第2条、第4条和第35条的有关规定;违反有关教育收费的规定;而吕丽委则向上海市教委提出“行政复议书”，声明自己的私塾完全和这三点无关。
按照吕丽委的感觉，这些做法全部是由于沟通不够，“他们既不知道我这里很多孩子是外籍的，也不觉得我的教育方法是正确的”。而她的做法，是首先把按照义务教育法要上学的孩子都解决掉，让教育局无话可说，然后就是谢绝一切采访，“我这里是家，我是在家教孩子，这样总行吧？”
9月1日，上海市教委上门，抄了一份孩子的名单，双方表示将“合情合理”地继续沟通，学校暂时并没有关闭。松江区教育局的工作人员说:我们要求符合义务教育法的学生全部要入学，这是我们的工作，除非他们都办理暂缓入学的退学手续。停了一会儿，他又说:“这几个女人实在太强势，完全不理解我们的苦心。我们又不是为自己。”
而吕丽委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喜欢探索新路的好奇的人，她一边轻轻敲打着石磬代替下课铃声，一边看着十几个参加她的“实验”的孩子微笑，为自己辩护道:“即使只为一个尔纯这样的孩子办这所学校，也是应该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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