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在清末:杨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李鸿章给杨)

自李鸿章1901年去世后,120年来对其评价两极化严重。在诸多评论中,有一副对联很有名:杨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李二就是李鸿章,因为他在家中排行老二,大哥李瀚章也是晚清督抚级大人物。

何人所做何人所为:我的一点意见

这副对联出自何人,到目前都没人能够给出明确答复。人们普遍认为是杨三(杨鸣玉)去世那一年,但杨先生去世在何时也没有资料留存。只能根据一些传说来估算。另外,杨三也有人认为是“刘赶三”之误,但这种说法说者不多。总之,这副对联的作者或是一位民间高手或是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

李鸿章在清末:杨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从左往右:郝兰田张胜奎梅巧玲刘赶三、余紫云程长庚徐小香时小福、杨鸣玉卢胜奎朱莲芬谭鑫培杨月楼

杨三并非官员,在那个年代被称作伶人。只不过,他是“同光十三绝”的名伶之一,在中国戏剧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有人会说,将其对京剧的贡献,与李鸿章对国家的贡献做对似乎级别不够。但人家杨三全是正面贡献,李鸿章于国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到现在还在争论着呢。从这个意义上说,拿杨三对李二并不为过,还挺工整。

其实,拿杨鸣玉与李鸿章做对比,在晚清、民国并不鲜见。例如景孤血(1910—1978年,不到20岁就已是《京报》主编)的《题十三绝图咏》诗:猴头垩面颈如龟,南士由来滑似脂。不拜文忠先拜汝,明朝便剃卓枝眉。

翁偶虹(1908—1994年)的《十三绝图像赞·杨鸣玉》曰:翻覆手,纵横口,扶卢而外君知否。李天下为天下首,杨三已死无昆丑。

另外,徐凌霄、徐一士兄弟在《国闻周报》上以“凌霄一士”的名义,从1929年7月7日发表的“随笔”中就曾以肯定的语言对这幅知名对联进行过评说。

李鸿章在清末:杨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这副对联更大的可能是出自清亡民初这段时间。至少李鸿章去世的时候,是没人敢说他是汉奸的。但也不排除私下里,因为京剧名角杨三是因李鸿章而死,有喜爱京剧者怒而斥之的可能。

京剧在当今时代被称作国粹,还有曲艺(民间说唱艺术例如评书、相声、二人转、大鼓、弹词等)也被今人重视,但在过去,京剧演员并不为当时的人所尊重(当然名角是不在其内的),更不要说曲艺演员了。

杨鸣玉的行当在京剧行当中的地位并不高,杨鸣玉是什么角色?丑角。

丑角不可或缺,生活也是如此

丑角在我们这些平常人的头脑中,一听个丑字,就会觉得:丑角肯定是坏人呀!

其实未必,丑角并非是人长得丑、更非是反面人物的代名词,而是他的角色特点所决定。丑角的身份一般都比较低、职业比较低。他们的作用在起初就是活跃气氛。所以,其展现特点就是动作、表情夸张,语言诙谐甚至无厘头,重念轻唱是其一贯特色。

我们现在被誉为“国粹”的京剧,其实产生时间并不长。其重要标志是乾隆五十年(1790年)四大徽班进京,进京后为了在京城舞台获得生机,徽班们积极学习同行艺术、对本身进行改革。

李鸿章在清末:杨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他们与湖北汉调艺人合作,一同吸收了昆曲、秦腔的营养,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一个新的剧种。像被誉为京剧鼻祖、京剧之父的程长庚(1811—1880年),就是嘉庆到光绪年间的人。从道光中后期开始,逐渐形成第一批“京剧表演艺术家”。典型的就是所谓的“同光十三绝”。其中有两位主攻丑角的人物——刘赶三、杨鸣玉。

在京剧界,生旦净末(已基本被生角覆盖)丑中,丑角排在最后,分量、地位并不高,但正如《隋唐演义》没有程咬金、《说岳》里面没有牛皋、《东汉》没有姚琪、《明英烈》里没有胡大海、《白眉大侠》里没有房书安等“丑角”的话,绝对是一种缺憾。

杨鸣玉的厉害还不仅仅在丑角得大名,更在于当时的戏曲种类中没有京剧这一词。他和另外“十二绝”属于不同流派,杨鸣玉属于昆曲,另外“十二绝”则是皮黄戏(后称京剧)。

同光年间,昆曲敌不过京剧,杨三成为最后一个大旗

杨鸣玉生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江苏扬州甘泉人,号明玉,字儷笙。卒年可能是1894年或1895年。

道光年间,他进入昆曲班学习昆剧,曾经在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的同春徽班演出,其后进京。因为咸丰年间,皮黄(也即京剧)逐渐在与昆曲的竞争中占据上风,杨鸣玉进京后便常与皮黄班合作演出。

李鸿章在清末:杨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同光十三绝”中,刘赶三以“文丑”居多,杨鸣玉则是“武丑”居多。

杨鸣玉属于昆丑,昆丑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五毒戏”。这里的五毒就是蝎子、蛇、蜈蚣、壁虎、蟾蜍。演员模仿这五种动物来表现剧中人物的能耐、心情、外形等情况。例如时迁或张文远的壁虎,时迁的蝎子,武大郎的蜘蛛,《连环计·问探》中本无或武大郎的蛤蟆,《六月雪·羊肚》中张母的蛇。

因为与众不同,昆曲的“五毒戏”就有狭义、广义两种概念,在戏曲中影响深远。因为本人并非戏剧研究者,就简单叙述一二而已。除了“五毒戏”外,杨鸣玉还有六个绝活,分别是舞旗而旗不卷、时迁在“两张半”(两桌一椅子)高台上模拟盗甲、娄阿鼠城隍庙求签战战兢兢的模样、张文远被阎婆惜索命时的眼功、本无的耍佛珠和鞋子两开花。

以上这些绝技都是当时“武丑”安身立命的资本。正因为杨鸣玉在“武丑”行当中已经可以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即使昆曲在竞争中败于京剧,但也没人敢于忽视他的存在,在与皮黄戏班合作中,也是上座之人。

谁说商女不知亡国恨

更让人敬佩的是,杨鸣玉作为老百姓,在那个时代,唱戏的、说书的、弹弦子的人都被人轻视。每到一定时期,我们就会听到有些“一句话打倒一船人”的喷子言论。什么“商女不知亡国恨”!

李鸿章在清末:杨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有的人说商女是歌女、有的说是商人之女,但其实杜牧的本意是指“歌伎(歌女)”,唐代的歌女、歌妓被称为“秋娘”,秋被宫商角徵羽中的“商”并用。所以被称为“商女”。商女的用语随着杜牧的《泊秦淮》被广泛知晓,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出现,即成为攻击女性的一种用语,同时,各种各样的人不断地扩大化而且是以职业为标靶。

你掌握权力、掌握军队的人责任更重,影响更多。

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唱戏说书就是娱乐行业,就是让人们在劳累中得到松弛、在紧张中得到一些快乐、在生活工作中得到一些知识。领兵理政就要造福一方、保家卫国。

唱戏说书服务不好观众的欣赏就没人看、没人喜欢,你就没饭吃。

领兵理政做不好那就该受到当时、后世的唾弃。

梅兰芳在杨三去世四十多年后的抗战时期蓄须不演戏、评书界的“净街王”连阔如以“将相和”在电台呼吁国共合作共抗日寇,可以说每个行业都有汉子儿的存在,他们以自身的特点、能力在做着努力。许多小老百姓都拿起了武器去反抗,甚至少年。

每个人在手无寸铁之下、家有老小的时候,也会有各种顾虑,但也会有自己抵抗方式(当然,这得除去精日、精美这些自愿投靠敌人的人)。

李鸿章在清末:杨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杨鸣玉作为当时的百姓,他不知道领兵理政,但既然是人就会有对国政国事的看法。所以,他对李鸿章做出了一种讽刺。对于这种行为受到了阻止。既然人是人就会对国政国事有看法,你拦着不让说,只会适得其反!

结果,千古名对出来,拦着杨鸣玉不让说、不让讽刺的李鸿章的侄儿恐怕会后悔,正是因为“防民之口”的愚蠢行为,让李鸿章日后的名声更坏。

《竹扉闲话》就记载:其时京内文昌馆演《水斗》,苏丑杨鸣玉去水族龟形丞相,传令:“娘娘法旨:虾将鱼兵、往攻金山寺!”适有鳖形大将穿黄褂,杨临机讽刺,令其奋勇当先,喝曰:“如有退缩,定将黄马褂褫夺不贷!”(李鸿章的黄马褂被慈禧拿回)于是堂座听众皆大声叫好,惟厢座一少年,忽抬身指杨大骂。

少年乃鸿章胞侄经畲翰林。及剧止,后台扶杨,向经畲乞罪。经畲立掷以茶盏,犹骂不绝口。杨避去,不久,病没。有人成一联曰:“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一时傅诵“杨三千古!”

李鸿章在清末:杨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这个李经畲(1858—1935年)乃是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的长子。

很显然,杨鸣玉是否真的有意识地拿李鸿章开涮不敢说,但他肯定知道当时的百姓对李鸿章的意见很大。有时候,老百姓知道得没有地位高、知识量丰富的人懂得多,但是他们的朴素的爱憎观其实更是一种持久的动力。

正是这种爱憎,才让日后有李鸿章心理的人不敢堂堂正正地说“我是李鸿章第二”。这种爱憎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对位高者的心理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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