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事物的认识，除了来自于自身的实践外，还会受到有关文化传媒的影响。因为文化传媒具有诱导和教化人的功能，所以，当某个人对某一事物缺乏实质性认识的时候，文化传媒对他的观点之形成会有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很多人的思想意识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传媒对自己的影响。
古代的文化传媒主要是各种文体的文字作品和各种形式的民间表演。随着时代科技的进步，现在又增添了影视、网络这些方便快捷的先进传媒工具，文化传媒的作用也就更加突出。文化传媒有时充当着事物评论员的角色，对社会生活中的某些事物加以评说和襄贬。命学作为一个敏感话题，从古到今更是被文化传媒长期关注和评论。自古以来，社会每个阶层的人既有相信命运的，也有否认命运的，其中，相信命运者居多。作为从事文化传媒的人，他们是以自己的个人观点去对命学加以襄贬的。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的看法未必一致，所以，文化传媒对命学的褒贬历来也是不一致的。从事文化传媒的人对事物有评说与褒贬的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具备定论事物的资格和水平。他们之中有些人对自己所评说的事物往往缺乏深入的研究，并没有本质的认识，只会看到表象，不能揭示实质，像这种外行充内行、打肿脸充胖子的评说当然就不具备正确性，更谈不上什么权威性。对任何一种事物，你首先得具备专家水平，然后才有资格作评论，否则就是一种不自量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所以，文化传媒对事物的评说与褒贬未必都正确和公正。
古今中外的文化历史证明，文化传媒对事物的评说与褒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客观地影响着人们的认识和观点，它有时能给人以正确的认识导向，有时它也会混淆视听、颠倒是非，从而误导人们的认识。
中国文化传媒对命学的评说历来未曾停止过，其中有褒有贬。有的文化传媒（如文艺作品、新闻评论、影视戏剧等）对有关命学的描述、渲染、评论都缺乏认真、负责、求实的态度，大多是随心所欲地胡编乱造，许多细节经不起推敲，尤其是涉及有关命学专业知识的内容时，更是有许多贴笑大方的外行话。由此导致了大众对命学的许多偏见。
我们不妨来看两个古代的例子：古典名著《水浒传》第六十一回“吴用智赚玉麒麟张顺夜闹金沙渡”中吴用给卢俊义算命时有这样一段描写：
卢俊义欠身答着，问道：“先生贵乡何处，尊姓高名？”吴用答道：“小生姓张，名用，别号天口，祖贯山东人氏。能算皇极先天神数，知人生死贵贱。卦金白银一两，方才排算。”卢俊义请入后堂小阁儿里，分宾主坐定；茶汤已罢，叫当值的取过白银一两，奉作命金。“烦先生看贱造则个。”
吴用道：“请贵庚月日下算。”卢俊义道：“先生，君子问灾不问福；不必道在下豪富，只求推算在下行藏。在下今年三十二岁。甲子年，乙丑月，丙寅日，丁卵时。”吴用取出一把铁算子来，搭了一回，拿起算子一拍，大叫一声“怪哉！”卢俊义失惊问道：“贱造主何吉凶？”吴用道：“员外必当见怪。岂可直言！”卢俊义道：“正要先生与迷人指路，但说不妨。”吴用道“员外这命，目下不出百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家私不能保守，死于刀剑之下。”卢俊义笑道：“先生差矣。卢某生于北京，长在豪富；祖宗无犯法之男，亲族无再婚之女；更兼俊义做事谨慎，非理不为，非财不取，如何能有血光之灾？”吴用改容变色，急取原银付还，起身便走，搓叹而言：“天下原来都要阿诀诣妄！罢！罢！分明指与平川路，却把忠言当恶言。小生告退。”卢俊义道：“先生息怒。卢某偶然戏言，愿得终听指教。”吴用道：“从来直言，原不易信。”卢俊义道：“卢某专听，愿勿隐匿。”吴用道：“员外贵造，一切都行好运；独今年时犯岁星，正交恶限；恰在百日之内，要见身首异处。此乃生来分定，不可逃也。”卢俊义道：“可以回避否？”吴用再把铁算子搭了一回，沉吟自语，道：“只除非去东南方翼地一千里之外，可以免此大难；然亦还有惊恐，却不碍大体。”卢俊义道：“若是免得此难，当以厚报。”吴用道：“贵造有四句卦歌，小生说与员外写于壁上；日后应验，方知小生妙处。”卢俊义叫取笔砚来，便去白壁上平头自写。吴用口歌四句道：卢花滩上有扁舟，俊杰黄昏独自游。义到尽头原是命，反躬逃难必无忧。
卢俊义自报的四柱是：甲子乙丑丙寅丁卵。稍微有点命理知识的人都知道，四柱的排列是有固定规则的，甲子年只有丁丑月而绝无乙丑月，丙寅日只有辛卵时而绝无丁卵时，天下绝对没有“甲子乙丑丙寅丁卯”这个四柱存在。就算卢俊义报错四柱，难道吴用就不知道那是一个根本就不可能有的四柱吗？他难道不怕卢俊义有意报个错四柱来试他的功夫吗？他不会因此而纠正这个错误的四柱吗？
当然，这绝不是卢俊义的错，也绝不是吴用的错，而是作者施耐庵的错。他错在根本不懂命学而偏要胡编乱造。
不过，为了达到某种艺术效果，小说允许虚构，我们不必争论施耐庵在处理这个情节中有什么离谱，但我们也不能把小说当史实，不能把虚构的情节作为评判某种事物的事实依据。
施耐庵所用的上段文字描述，意在襄扬吴用的计策，并非证明算命的功用；相反，也许他正是以此来说明算命是蒙人的传俩。如果是这样的话，施耐庵也太外行充内行而贴笑大方了，因为他连排四柱的基础知识都不懂。既然是外行，又怎么能打肿脸充胖子而不负责任地胡编乱造呢？
的确，像上述这样的算命确实是蒙人的，但这并不是吴用在算命蒙人，而是施耐庵在玩不负责任的、始笑大方的文艺游戏。这种游戏在事实上起到了人为低毁命学的作用。然而，对于不懂命学的广大读者来说，谁又能看出上段引文中许多贴笑大方的破绽呢？读者被作者愚弄，却津津乐道，当那些被愚弄的读者明白后心中不知会作何感想……
再看《红楼梦》第八十六回“受私贿老官翻案渎寄闲情淑女解琴书”中的一段关于算命的描述：
他说道：“前几年正月，外省荐了一个算命的，说是很准。那老太太叫人将元妃八字夹在丫头们八字里头，送出去叫他推算。他独说这正月初一日生日的那位姑娘只怕时辰错了，不然真是个贵人，也不能在这府中。老爷和众人说，不管他错不错，照八字算去。那先生便说，甲申年正月丙寅这四个字内有伤官败财，唯申字内有正官禄马，这就是家里养不住的，也不见什么好。这日子是乙卵，初春木旺，虽是比肩，哪里知道愈比愈好，就像那个好木料，愈经矿削，才成大器。独喜得时上什么辛金为贵，什么已中正官禄马独旺，这叫做飞天禄马格。又说什么日禄归时，贵重的很，天月二德坐本命，贵受椒房之宠。这位姑娘若是时辰准了，定是一位主子娘娘。这不是算准了么！我们还记得说，可惜荣华不久，只怕遇着寅年卵月，这就是比而又比，劫而又劫，譬如好木，太要做玲珑剔透，本质就不坚了。”
第九十五回“因诚成实元妃冕逝以假混真宝玉疯癫”曰：“是年甲寅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元妃條日是十二月十九日，已交卵年寅月，存年四十三岁。”
从上述可知，元妃的四柱是：甲申丙寅乙卵辛已。命理常识告诉我们：这个四柱身旺，原局用神应是官星，比劫为忌神。上述引文中说“日子是乙卵，初春木旺，虽是比肩，哪里知道愈比愈好”，作者显然把比肩当用神看。但紧接着又说“就像那个好木料，愈经矿削，才成大器。”木旺逢金，才叫矿削，而文中所说的明明“虽是比肩，愈比愈好”，乙木见乙木是比肩，说得没错，既然说是“愈比愈好”，那就忌怕金的克伐，这是命学中的喜忌常识，怎么能说“愈经矿削，才成大器”呢？这显然说明作者并不懂得命学的法则。不过他比施耐庵强一些，因为毕竟四柱没排错，而且还知道几个命学术语，但到底还是班门弄斧，让内行一笑。“独喜得时上什么辛金为贵”，倒是说得不错。“已中正官禄马独旺，这叫做飞天禄马格。”这更是可笑的外行话了，——查《渊海子平》可知：“飞天禄马格”首先必须是庚子、壬子、辛亥、癸亥这四个日子生的命局，但此命明明是乙卵日生，怎能入格？“日禄归时”之说纯属胡白—日干为乙木，乙禄在卯，时支不为卯而为已，哪有什么“日禄归时”？说“天月二德坐本命”也欠妥，因为正月生者见丁透为天德，寅午戌月生者见丙透为月德，这个命局只有丙透而并无丁透，只是月德坐命，不能说是天月二德坐命。文中前面明明说“初春木旺，虽是比肩，哪里知道愈比愈好”，后面又说“只怕遇着寅年卵月，这就是比而又比，劫而又劫，臂如好木，太要做玲拢剔透，本质就不坚了。”这是明显的前后自相矛盾，并且“比而又比，劫而又劫”是同类太多而瘢肿之态，哪里又会“珍剔透”呢？“是年甲寅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元妃莞日是十二月十九日，已交卵年寅月，存年四十三岁。”按《红楼梦》所说，元妃生于甲申年，死于乙卵年，按历法推算只活了三十一岁（虚岁）,怎么又会“存年四十三岁”呢？如果真是死于乙卵年，存年四十三岁，那么上列“甲申丙寅乙卵辛巴”这个四柱就不是元妃的四柱了。
从以上可知，作者连一些最基本的命理常识都不懂，说的大多是些贴笑大方的外行话，稍有点命理常识的人看了也会笑掉大牙。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水许传》作者所用的算命情节，其用意不在于肯定算命的作用，而是在暗示算命可以蒙人——连卢俊义这样的英雄豪杰都会轻易中套；《红楼梦》作者则是肯定人有天命，并且可以通过算命先生准确地推算出来。二者对命学一贬一褒，虽对命学的看法相反，但二者却有一点是相同的——不懂命学。这种算命情节的描写虽可增加作品的艺术性，但有损于作品的真实性和学术性，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艺术对命学的伤害。
《水许传》和《红楼梦》堪称我国经典的文学名著。鼎鼎大名的小说家对命学的态度和对命学专业知识的认识水平尚且如此，其他传媒文章的作者当然也不会强到哪里去。在此也不屑耗费笔墨去揭短了，只用“贴笑大方”四字作为评语足矣。
作曲家能谱写让人陶醉的金曲，但未必懂得外科手术；政治家有经天纬地之才能，但未必懂得卫星发射。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全才，什么都懂，我们也不能这样去苛求任何一个人。但你不懂的东西，就不应该信口雌黄，否则，留给人们的未必是精神财富，恐怕反而会是误导与笑柄。
无论如何，命学作为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作为一门特殊的学科，上千年来一直流传不衰，本身就已证明了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同时也证明了它所具有的应用价值和实用内涵。至于不同的人对命学的不同褒贬，那是各自的认识问题。真理自在明白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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