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越南顺化的阮朝皇宫
“中国”一词，早见于西周的铭文，当时所指的“中国”有首都、京师之意。根据王尔敏对先秦古籍的统计， “中国”一词在先秦文献中共出现178次：作为京师之意出现9次；作为国境之内共17次；谓诸夏之领域共145次；谓中等之国共6次；而作为中央之国则1次。可见“中国”源于中心、中央的地理概念，最少在先秦这是普遍的用法，而“中国”作为国家的观念是较后期的事情。C.P. Fitzgerald （费子智）认为传统“中国”的观念，带有地理和文化方面的两种特性：从地理环境来说，中国东面大海，北面草原，西面峻岭，南面丛林，物产和资源都比四周富裕，因此中国人很早便以处于世界的中心自居。从文化上来说，中国自古以来便由少数民族所围绕，称东边的少数民族为“夷”，南面的为“蛮”，西面的为“戎”，北面的为“狄”，四夷的文化都比较落后，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并受到中央政权的主导。因此，中国人很早便形成地理上及文化上的优越感，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西方学者也就顺理成章地直译为Middle Kingdom 或Central Kingdom。
“中国”观念在越南的形成，与其儒学背景和史学上的正统观念有密切关系。越南的史学虽然早已产生，但越南是到十五世纪陈黎之际，正统问题才开始引起学者的普遍关注。
越南史籍中，运用史学的正统概念去谈论“中国”“华夷”问题的，首推吴士连的《大越史记全书》。其目的，依吴士连所说，是为了“垂鉴戒于将来”。《大越史记全书》卷首的《纂修大越史记全书凡例》二十四条，便充分反映了吴士连的正统观念和修史立场。二十四条反例中涉及正统立场的有以下数条：
每年甲子之下分注，止书历代继正统者，其余列国不书，无接我也。如吴、魏、南汉、事有接我则书某主。
北朝历代主皆书帝，以与我各帝一方也。
凡我越人愤北人侵暴，因人心甚恶，攻杀郡守以自立，皆书起兵称国。不幸而败亡者，亦书起兵以予之。
简定即位，建元在丁亥年十月，而称一年者，尊正统黜僭伪，与绍庆元年同。
陈末二胡之后，明人并据凡二十年，止以四年属明者，盖癸巳以前，简定、重光犹系陈绪，戊戍以后，我朝太祖高皇帝已起义兵，故不以属明书，正国统也。
凡例中所指的“北朝”即指位居越南北面的中国，“北人”即指中国人，因为抵抗北人侵略，不管胜败，均称为“起兵”，以肯定其正当性。其中尤以对明朝派兵越南，谴责最为严厉。虽然明朝统治越南二十年，《大越史记全书》的处理，只承认四年的时间属明，其余时间授予陈朝余绪或起义政权，以示正统仍在越人手中，谴责入侵政权。文中称明朝为“虐贼”“夷狄”之处，比比皆是。
我们可以从《大越史记全书》对黎季犛事件的处理，来说明越南史家对“中国”“华夷”问题的解读和处理。黎季犛事件发生于明永乐年间，时陈朝权臣黎季犛废少主自立，谓出帝舜裔胡公满后，改姓胡，国号大虞，并传位其子汉苍，自称太上皇，向明朝奉表进贡，称陈氏子孙已绝，请求承袭封爵。当时明成祖一时不察，诏封为安南国王。后来有陈朝大臣到明廷申诉，要求明朝协助，明成祖才明白真相，遂兴问罪之师。
越南史家本于名分大义，对黎氏父子的篡位行为无不加以口诛笔伐。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论曰：“昔夏征舒弑陈灵公，中国不能讨，楚子入陈，杀而缳诸栗门，《春秋》与其讨也。胡氏杀陈顺宗而篡其国，陈沆、陈渴真诸人谋诛之而不能克，身死之后，七、八年间，无有能再举者，自谓国人无敢谁何。然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而天讨之，在天下不容一日舍也。国人诛之不克，邻国人诛之可也。邻国人诛之不克，夷狄诛之可也。故夫明人得以诛之也。至于假仁义，荼毒生灵，则是一残贼尔。故我太祖高皇帝，又得以诛之。呜呼大恶之罪，岂能逃天讨之诛哉，天理昭昭如是，吁可畏也。”吴士连称黎氏父子为“乱臣贼子”，其“国人”不能诛之，“夷狄”也可以诛之。其所指的“夷狄”，就是外国的明朝。而明人“假仁义，荼毒生灵”的行为，被视为“残贼”，其黎太祖亦可以起义诛之。
黎季犛事件牵涉明朝的军事干预，“中”“外”关系难以避免成为讨论的焦点，而“中国”的定义，便在历史讨论的过程中反映出来。《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10记黎太祖起兵抵抗明军时，有如下的记载：
帝姓黎，讳利，清化梁江蓝山乡人。在位六年，寿五十一，葬永陵。帝奋起义兵，削平明贼，十年而天下大定。胡篡陈祚，明人南侵，郡县我疆域，臣妾我兆庶，法峻刑苛，赋繁役重，凡中国豪杰之士，多阳假以官，安插于北。帝智识过人，明而能刚，不为官爵所诱……奋起义兵，欲除大乱。尝谓人曰：“我之举兵讨贼，非有心于富贵，盖欲使千载之下，知我不臣虐贼也。”
文中所指“中国”，实越南自称，并非指明人政权。当时越人采用汉人政权惯用的“中国”，是有特别的用意。此举一方面否定明朝的天朝和政治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则将“居天下之中”的中国观念，据为己有。其实早在十三世纪当蒙古入侵越南时，陈朝君主便呼吁其将领说：“汝等为中国之将，待立夷酋，而无忿心。”有关越人自称为“中国”的做法，Alexander Woodside 对此曾经加以分析，他说：
The Vietnamese did not believe that it was an eccentricity for them to argue that a Son of Heaven in Hue could exemplify unique imperial virtues. But the price of consistent defense of this position was the artificial devaluation of China in the Vietnamese mind. In 1805Gia-long referred to Vietnam as the “middle kingdom” or trung-quoc. The conventional Chinese term for China thus became, in Vietnamese hands, an abstraction devoid of any one geographic reference. It changed into a phrase capable of being used to refer to any kingdom, founded upon the principles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which felt itself surrounded by unread barbarians.
文中指斥明朝“南侵”，称明兵为“贼”，其严内外之辨和攘夷思想，颇为明显。故《凡例》中有“凡我越人愤北人侵暴，因人心甚恶，攻杀郡守以自立，皆书起兵称国”之条，足见越人对明人的仇恨。《凡例》中特别强调：“陈末二胡之后，明人并据凡二十年，止以四年属明者，盖癸巳以前，简定、重光犹系陈绪，戊戌以后，我朝太祖高皇帝已起义兵，故不以属明书，正国统也。”充分反映正统思想在其史学中的重要地位。
越南虽然在文化上是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在政治上却对中国政权有所谴责，甚至称之为“北寇”，对政治和文化的归属有不同的立场。黎季犛的篡位，明朝派兵讨伐，并统治越南达二十年之久，后来的越南史书有承认这段时间为明朝统治时期，但《大越史记全书》本着正统的观念，有不同的看法。明宣宗三年（1428）安南弃守，明朝放弃越南的统治，黎利正式登位，为越南黎朝太祖，改元顺天元年。《大越史记全书》记载该史事：“春、正月、明人既还国、帝遂混一天下、以是年为大定之年。”并附评论：
论曰：自天地既定，南北分治，北虽强大，而不能轧南，观于黎、李、陈之时可见矣。是以三国之末，虽既衰微，然徒内乱而已。至于闰胡暴虐既极，而致国亡身辱，北寇凶残，南民困屈。幸天心有在，禀生圣主，以义而征，以仁而讨，山川以之改观，日月以之复明，生民以之奠安，国家以之顺治，由君臣同德，上下一心也。噫，乱极则治，于今见之矣。
明显可见，越南史家是并不承认明朝统治越南的合法地位，指明军是入侵的“北寇”，对越南民生有害无益。 这种在政治上反对中国的情绪和民族意识，与文化上的认同和紧密联系，成了强烈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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