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不管一个朝代走到最后是如何的颓废，如何的荒唐，如何的羸弱，但是，在其开国初期总是生龙活虎，朝气蓬勃，满含着胜利者的喜悦与自豪的。可是，有一个王朝却不在此列。几乎从一开始，与其开国皇帝一样，如漏网之鱼，张皇失措的只管没命地逃窜，即使是后来好不容易摆脱了追击，气喘吁吁的放慢了脚步，并最终在长江之南苟活了下来，但从始至终都病怏怏的打不起精神，而且老是窝窝囊囊的受人家的欺负，忍气吞声地看人家的眼色，毫无血性、毫无尊严地向人家称臣，又是向人家称侄，其奴颜婢膝把整个帝国的脸都给丢尽了。这个朝代就是南宋。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尽管有宋一朝前后共319年，除去刘汉王朝，它的国祚是最长的，但是，若论国格与尊严，与秦、汉、隋、唐、元、明这些大的封建王朝相比，它却是活得最窝囊最没有骨气的一个王朝，特别是南宋一朝，即便是与鸦片战争之后腐败无能的清王朝相比，也显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道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国家与人一样，也有气节，也有尊严。可是，南宋王朝竟然忍辱偷生到这般地步，也实在是古今罕见，令人叹息。
诚如我们所知道的，南宋是在特殊的情境下分娩的一个特殊的王朝，从一开始，这个小生命就似乎营养不良，而且还带有先天性残疾，这并不奇怪，也很容易理解，甚至，人们对高宗赵构在异常险恶的环境下逃亡与历险、挣扎与奋斗还给予了深深的怜悯与同情。因为毕竟——北宋灭亡不是高宗赵构之罪，而且，当中原沦陷，国破家亡之际，他能够死里逃生，不仅侥幸保存了赵氏王室的最后一支血脉，还使宋室王朝得以在夹缝中继续存活下来，客观公道地说，这本身就是一件非比寻常、功不可没的事情。
可是，读南宋的历史，让人读不懂也想不通的是，绵延苟活了152年的南宋王朝，竟然从始至终都是一个懦弱的王朝，一个没有血性的王朝，一个没有记性的王朝！
就像遗传基因一样，南宋皇帝的懦弱几乎代代相承，从高宗到帝昺，共有9任皇帝，说句不雅或者说是骂人的话，这些皇帝，除了孝宗与宁宗皇帝，当然还有几个少不更事的幼帝，在面对外敌时几乎全都“阳痿”，即便是孝宗与宁宗，虽都曾有过短暂的勃兴与雄起，但也只是“举而不坚”，无果而终。如此一个王朝，纵使有岳飞这样的战神在，也只能感叹回天无力！
当然，懦弱的也不仅仅只是赵宋皇帝，许多大臣也都患上了严重的精神恐惧症，先是恐辽，接着恐金，到后来又是恐蒙，好像老是“恐”个不停，“恐”个没完，也正因此，两宋的上空总是笼罩着恐怖的阴霾，而在这样一种政治大气候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每当外敌入侵，朝廷内求和的声浪总是占据了上风，而屈辱求和也就始终成了宋帝国懦弱外交的“主旋律”。
所以，就这样的一个懦弱王朝，就这样的一些懦弱的皇帝，懦弱的朝臣，也就注定了南宋王朝是一个断了脊梁的王朝，是一个没有血性的王朝，寡廉鲜耻深入骨髓，畏敌如虎浸透血液。而一部南宋史，也便毫无疑问，自然而然，成了一部丧权辱国的历史，一部忝颜偷生的历史。
有这样一个例子似乎可以佐证，说是在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十一月，当一心想收回失地的孝宗皇帝在早朝时又一次对辅弼大臣们谈起恢复故疆的事情时，同知枢密院事刘珙当即表示反对。刘珙的意见确乎代表着当时许多朝臣的观点。
刘珙道：“复仇雪耻，诚乃当今之要务，但臣以为，若非积十年之功，内修政事，恐怕未可轻动。”
如果说，刘珙希望皇上要取法古代的贤王周宣王“侧身修行以格天心，任贤使能以修政事”，这种“攘外必先安内”的观点虽然保守但还相对比较理性，平心而论，也还符合当时的实际的话，那么，在此四个月前，朝廷修治前线重镇扬州的城隍，谏议大夫陈良祐深表反对，其观点说出来让人觉得就不仅是“怯懦”两字可以概括的，而且是非常之迂腐、非常之荒唐可笑了！
良祐出于一片爱国之心，向孝宗进谏，认为备战绝不能招致敌人之疑，而修扬州城可谓完全徒劳无益。而他的这一观点在当时却又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朝臣的意见。
孝宗对此很是不解，他反问良祐：“备战如何无益？”
良祐振振有词：“万一敌人突破时我不能守，则岂非为敌人所筑？今遣二三万人过江治城备战，敌人一旦探知，便有挑衅借口。”
在良祐们看来，与其备战让敌人抓住把柄，找到借口，还不如不备战，与其修筑防御工事将来万一被敌人夺取，无异于为敌人所筑，则还不如不修筑，这种冬烘先生炮制的近乎束手就擒、坐以待毙的观点真的是让人读不懂也想不通，也由此窥斑全豹，足以看出我们的帝国那些治国理政的上层精英们都是怎样的榆木脑袋？国家大事到他们手里又岂能不被搞得一团糟？
而且，这还是在孝宗一朝政治相对清明时期，若是在其他朝，情况无疑就更糟。如宁宗时期的“开禧北伐”，最后竟乌七八糟，弄成那样一种可悲结局，就很能说明这方面的问题。
有关开禧北伐众所周知，一心想建功立业以光宗耀祖的权臣韩侂胄煞费苦心选择了北伐，可是，韩侂胄的缺点是他虽然精于政治博弈或曰官场恶斗但却不了解北宋的“国情”，对北宋军队的“先天性缺陷”以及长期以来的军队“乱象”缺乏必要的了解，因而在既不“知己”也很少“知彼”的情况下草率发动的北伐注定了要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闹剧”，而结果也自然是以又一次失败而告终。
韩侂胄当时权倾朝野，可谓一手遮天，而且，因为有拥立之功，宁宗赵扩对他也非常不错，极为倚重。再说，受赵氏皇族遗传基因的影响，与他的老爸宋光宗赵惇一样，宋宁宗赵扩也有精神病，所以史书上说他“帝不慧”，因而平时他也很少管事，宫中的大事小事一般都由韩侂胄说了算，按说，在这种情形下，“开禧北伐”即使是失败了，要追究责任，谁也不敢追究到韩侂胄头上。
但是，由于韩侂胄武将出身，头脑简单，在位时犯了三大错误，即与文官势力对立、反对并阻止杨妃立后以及错误地发动了“开禧北伐”，因而在客观上促成了文官势力与杨后集团的联手，这就使他的宦海生涯波诡云谲，暗流涌动，充满了很大的威胁。果然，在他“北伐”失败后，当金朝虚张声势，故意漫天要价，提出“和议”的一项内容是索要韩侂胄的脑袋，而反对派们也早就想要韩侂胄颈上人头，于是，双方不谋而合，都想拿韩侂胄的人头说事，如此一来，韩侂胄的头当然很难保住。果不其然，到最后，韩侂胄“北伐”几乎什么也没“伐”到，没承想反倒把自己的脑袋给“伐”了！
说来，政敌们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通过暗杀行动，将韩侂胄颈上人头砍了也就砍了，封建官场，权力恶斗本就你死我活，水火不容，但让人想不通的是，以史弥远为首的帝国新权贵在暗杀韩侂胄后竟将老韩的人头割下派特使专程送到燕京，向金国交差。
这，真是荒谬之极！卖国至极！
要知道，甭说人家老韩曾是南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家政要，即便是一个小人物，一旦涉及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也断然没有在敌人的要挟下将其送往敌国惩处或枭首授敌之理！
但两宋的事有时就是这么荒唐。想当年，“太有才了”的岳飞在战场上经常不给金人面子，打得人家落花流水，最后人家金人不高兴了，必欲置岳飞于死地而后快，于是派使者捎信给高宗与秦桧，说是岳飞不死，和议免谈。对外敌只知屈膝称臣屁用没有的高宗与秦桧对内却颐指气使很有手腕，最后，硬是让岳飞屈死于风波亭，了却了金人的一桩心愿。
而时隔60多年之后，在我们的南宋帝国，历史又出现了几乎相同的一幕，悲剧竟然又一次重演！当韩侂胄因为“开禧北伐”得罪了金人，金人又传话要韩侂胄的人头时，我们的帝国首脑们又一次唯金人的命令是从，不折不扣地将韩侂胄的人头送给金国，并在金国悬挂于通衢大道供百姓围观。
其实，在金国示众的不只是韩侂胄的首级，与其一起被示众的显然还有南宋的国格与尊严。一个国家或民族遇到大的灾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血性与尊严。一个断了脊梁的王朝是怎么也挺不起胸膛自立于世界之林的。
韩侂胄被暗杀后，奸相史弥远与另一宰相钱象祖合谋写了一封卑恭下辞的“乞表”给金章宗，信中说：“本朝与大国通好以来，譬如一家叔侄，本自协和，不幸奴婢交斗其间，遂成嫌间。一旦犹子幡然改悟，斥逐奴隶，引咎谢过，则前日之嫌便可消释，奚必较锱铢毫末，反伤骨肉之恩乎？”完全是一副没皮没脸摇尾乞怜的丑态。
经过奸相史弥远的哀求，宋金签署了“嘉定和议”，最终，史弥远等人完全答应了金国蛮横无理的“条件”，其主要内容为：一是依靖康故事，世为伯侄之国；二是增岁币为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三是疆界与绍兴时同。此外，南宋另给金军犒军银(赔款)300万两，并割下韩侂胄等人的首级函送金国。
“嘉定和议”是两宋历史上又一屈辱的条约，相比“隆兴和议”，南宋吃了大亏。但只要花钱能买到苟安，帝国的统治者们也就心满意足，在所不惜。
由韩侂胄一手策划与发动的“开禧北伐”就像在帝国的上空刮起了一阵台风，台风过后，南宋国内出现了暂时的“平静”，以奸相史弥远为首的投降派们把几乎全副的精力都用在了国内的政治博弈与巩固自己的政治基础上。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尽管南宋的统治者们偏安一隅，虽然“伤疤未好”，但确乎早已忘了疼痛，对于恢复中原故地的事并未真正放在心上，只是想及时行乐，过“太平日子”，然而，无论他们多么不想痛苦与烦恼，可痛苦与烦恼却总是不时地会缠上他们，就像西方希腊神话中的两条巨蟒死死地缠绕着特洛伊城的祭司拉奥孔以及他的两个儿子一般。而两宋也真的就好像被金和蒙古这两条巨蟒给活活缠死了！
“嘉定和议”后，南宋总算花巨额代价买来了屈辱的和平，但还不到20年，由于这期间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帝国的上空便又开始电闪雷鸣，乌云密布。
原来，就在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二月，蒙古乞颜部头人铁木真剪灭兼并了蒙古草原诸部族以后召开各部联盟议事大会，宣布正式称帝，号曰“成吉思汗”(成吉思是蒙古语“强大”“坚强”的意思)。关于“成吉思”一词的解释，《蒙古源流》一书记载有这样一则传奇，说是在铁木真宣布称帝的前三天，每天清晨都有一只五色鸟落在他屋前的方石上，清脆嘹亮地一遍遍鸣叫着：成吉思，成吉思。于是，称帝后的铁木真便以这只神奇鸟的叫声“成吉思”作为自己的帝号。
说来，成吉思汗就像是一台战争机器，他的极具传奇色彩的一生真的就好像是为战争而生。在他称帝后，很快，那些长期经过作战训练的蒙古马便驼载着那些舞枪持刀的蒙古大汉在呼伦贝尔与鄂尔多斯大草原上刮起了一股令整个世界为之感到震撼与悚然的“赤色旋风”，或名之曰“蒙古旋风”，同时也注定了十三世纪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血雨腥风。
大蒙古国建立后，为了夺取更多的土地和财富，很快，成吉思汗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西征和南伐。有关成吉思汗的西征，在世界历史上都是非常出名的，且不去说它。而他的南伐则主要是指对南方的西夏、金和南宋的侵略。
在南伐时，成吉思汗所采取的战略是先易后难，各个击破。在进攻金国与南宋之前，他先小试牛刀，先拿最为弱小的西夏开刀。
诚如我们所知道的，西夏是党项族建立的政权，先后与北宋、辽、南宋以及金鼎足而立，虽说其国力远不如宋辽两国，甚至也不如后来崛起的金国，但它却很善于在夹缝中生存，也正因此，才能够割据西北长达两个世纪之久。
然而，蒙古建国后，在“战神”成吉思汗先后六次亲率大军的全力攻击下，西夏，这个曾经让原本小兵一个的狄青成为北宋名将但却一直让北宋非常头疼的蕞尔小国尽管软硬兼施，最后还是未能阻挡住蒙古的铁骑，最终于公元1227年被蒙古所灭。
据史料记载，西夏灭亡的这一年是农历丁亥年。在成吉思汗攻打西夏的时候，曾派人送了两块金牌到南宋四川制置使，明确要求南宋臣服于蒙古。为了炫耀武力，他还派了一支骑兵进入宋境，先攻下阶州(今甘肃武都)，随即进围西和州(今甘肃西和)。当时的四川制置使名叫郑损，当敌骑来犯时，他不思抵抗，而是继承南宋传统，奉行逃跑主义，竟然将四川外围的要塞轻易放弃，使武休(今陕西凤县东南)、七方(今甘肃徽县与陕西略阳之间)和仙人(今陕西略阳北)三关几乎兵不血刃便落入敌军之手。幸好，当时蒙古军队只是试探性进攻，目的只是大肆掠夺财物，没有趁机攻城略地，加上不久成吉思汗病死，这只蒙古军队才撤出宋境。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丁亥之变”。
“丁亥之变”可以说是蒙古军队侵略南宋的前奏曲。于此可以看出，蒙古对中原繁华的觊觎，也充分暴露出蒙古军队的侵略本性。
可是，在后来蒙金之战中，南宋朝廷对此不仅没有引起高度警觉，反而还在后来与蒙古军队联合起来，即历史上所谓的“联蒙灭金”，竟然再一次犯了与北宋几乎如出一辙的悲剧性的重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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