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那些为民请命爱民如子的官员，无一不受到人民的爱戴和尊敬，以至于当这些官员被罢黜时，老百姓不是落井下石，而是倾其全力去保护他，让他们柳暗花明东山再起。无意中看到钟叔河编订的《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非常感慨，因为我们从中得知民可使由之，亦可使知之。
近一个月的阴雨连绵，突然有些阳光☀ 的痕迹，于是展卷而读，临窗景色，宛然入目。
卷子是为良吏暴式昭(字方子）画的。 暴方子是一个敦厚的读书人。他的祖父暴大儒做过知县，与晚清大家俞樾是同科的进士。可是到了清末，他只做得一个小吏。
暴方子所任的职务叫巡检。巡检司是清朝府县制度里的基层组织，一般设在人口稠密的乡村聚居地或重要的关隘渡口。由吏部从读书人中选拨聘任，这个职务可以考试选拔、直接任命或花钱捐补。品阶约为九品，是大清公务员中最底层的，却又是吏属中最高的。巡检的工资不高，一年的薪俸为60两白银，如果不想别的办法，日子会很过。巡检任期满5年，考核合格可以升迁。
光绪年间，暴方子先在苏州平望巡检司任职，这是他向吏部自费捐取的职位。巡检的职责主要是“掌管捕盗，诘奸宄”，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所长，但实际权力要远大于它规定的范围。
暴方子工作能力很强，为人又正直，尽管他的位置是捐来的，但他从不与当地浊流勾结。所以，他的辖区内赌博、暗娼、吸毒这些事很少发生。当时的江苏巡抚谭叙初要整顿社会风气，很赏识他的政绩，给他补了正，调他去洞庭西山甪头巡检司任职。
在甪头，他生活朴素，广泛联系乡民，维护地方治安，注意提倡礼教，保护古迹。但是他性格刚直，讲真理，逢事较真。虽然长辈俞樾一再写信提醒他：“足下好事，又好出注意，非下僚所宜。”“百姓之讴歌，万不敌上官之考语，足下宜慎之。” 最终，暴方子得罪了他的上级“太湖抚民府同知”魁元（字文农），知府说他：“性情乖张，作事荒谬。”这应该是个差评。
于是，他“颇蹈危机。”虽然俞樾请江苏布政使易佩绅（清末民初才子易顺鼎的父亲）竭力挽救，但人远天高。终于，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暴方子被免职。
暴方子的《柴米簿》
但是，暴方子的吏治很得民心。他被罢职后，村民蔡剑门卖掉了可以收割菱角的菱荡，一共筹了25个大洋，敲梆集结上百乡众，准备进城为他请愿，以争取暴方子能够留任。但被暴方子劝阻。
暴方子被罢官的时间是光绪十六年十一月，由于俸禄低加上为人清廉，他没钱搬家，只好暂时羁留西山。到了这年十二月，进入隆冬，又下起了大雪，暴方子家断了柴炊。乡民听说以后，纷纷筹粮集柴，自发送到暴家以作接济。
暴方子做事很清醒、上规矩，他按民间的习惯，将村民的捐献都纪录在册并公之于公墙之上。根据他《柴米薄》的记録，我们能看到老百姓都给他送了什么。 从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初十起，到来年正月二十九，共有80余个村，7、8000户乡民持续不断给他接济。种类计有：铜钱、大洋、米、鱼、松柴、松子、茅柴、稻柴、猪肉、猪腿、年糕、橘子、端砚、茶叶、山楂糕、云片糕、长生果、冰糖、皮蛋、酒、炒米粉、糯米粉、鸡．主要财物：计钱6200，洋元14元。米104石8斗，按清代的计量大约16000斤，按清代米价约合200多两白银。 他用这些度过了冬天并得以还乡。
暴方子的《柴米薄》起了作用。在上司进一步加害时成为了化险为夷的证据，同时在友人的帮助下，他的事得以平息。当然，这薄子被有心人沈敬学收在了下来。沈敬学后来成为了晚清上海的报业名人，他的外祖父就是《林屋山民送米图》的作者－－秦散之。
1891年(辛卯），秦散之已经64岁了，他的画春天就画好了。他表示对暴方子的为人和处世方式很赞赏，他做了长歌题画，还在诗后添跋，说暴方子：“兴利除弊，饮冰茹药，山民戴之。”他把这画寄赠给他，表达一个老资格文人对他的敬佩。
卷子画成后的那年8月，苏州文界宿耆俞樾篆题端首，并补题说这个昔年故交的孙子有骨气，虽然血气方刚，社会经验不足，却是个廉吏，值得赞赏，我要为他打头阵，并钤上了他常用小葫芦印“曲園”。71岁的俞先生意犹未尽，他又写了一首长歌，题在跋卷的首要位置，钤印“茶香室说经老人”。
接着题跋的是俞樾的孙子俞陛云，也就是俞平伯的父亲，和暴方子同辈，从诗里看，他们交情不错。他作了一首题跋诗为兄弟回归河南滑县故里送别。三年后，兄弟二人在北京相遇，俞陛云又为之作诗跋，说“我走红尘，君生白发。”回首往事，真是不堪！到了1947年，暴方子的孙子暴春庭为了将卷子出版印行，又请俞陛云题跋，那一年是丁亥年，俞陛云巳经80岁了。他为这个卷子一共题跋3次，中间跨越了56年。
当时，词学大家郑文焯正旅居苏州。早在春天快结束的时候，他欣然做了一长诗题在卷子后面，为了表示谦逊，题写的位置并不靠前。辛卯年夏天，他画了一个团扇叫《雪篷载米图》，赠别暴方子，题画的诗和秦散之卷子跋尾上的诗是同一首。那年，他35岁。
这张画因为抗战避难，埋于地下，以至于墨迹溃漫破损。1948年，暴方子的孙子暴春霆又请徐悲鸿以同名重新创作了一件。 徐悲鸿还作了题记，态度非常好。与秦散之的传统手法相比，徐的风格显然是时代新样。
转眼到了甲午年，倭寇犯境。暴方子到了北京，苏州人吴大澂率湘军正准备出战。九月，暴方子见到了吴大澂。他的经历，让吴大澂很感动，于是在这个卷子后面题了诗，又说暴方子：“有从戎之志，留之幕府。偶谈往事，出此嘱题，率书一律勉之。” 即使在衰世，根植在文人内心的报国之志是不会减退的。
这时候，吴俊卿似乎也在军营。他是吴大澂的好友，更是俞樾的学生。吴昌硕很给暴方子情面，一共写了三首诗题上，并谦虚地说，因为是草就，不要笑话我。 第二年，吴大澂兵败海城。而暴方子也因病不治而殉身于关外。 但这个文人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
本文上述未提及的题跋者还有：沈铿、陈远谟、祥龄、江瀚、高秀山人、沈敬学、邓邦述、郑文焯、许振祎、马吉樟、陈如升、石芝崦、李鹏程、许佑、曹允源、曹德保、周元瑞。暴方子死后，他的儿子暴采芝分别在1908和1909年请杨葆光、凤竹荪写诗题跋。进入民国时期，1919年薛勉又作题咏。最迟的1946年段凌辰的诗咏题述。 至此，此图共有包括作者在内的27人为《林屋山民送图》题跋咏赞。
抗战胜利后，暴方子的孙子暴春霆决定将它付梓印行，广为流传。又请了： 朱光潜、冯友兰、游国恩、浦江清、朱自清、马衡、于海晏、张东荪、徐炳昶、陈垣、沈从文、黎锦熙、张大千、徐悲鸿、李石曾等人为之题辞，并特别请胡适作序，由北平华彩印刷局珂罗影印出版100册。
一桩跨越世纪的近一甲子的事情，暂时算是作一结局了。
二
暴方子是官洋宦海里的区区小吏，一个小吏被免职只是区区小事；《林屋山民送米图》只是区区一幅文人画，一幅入不了任何囯展、省展甚至地区展的文人画卷。但其广采的题跋之多，集结的名流之广，跨度之长，是极其罕见的。
文人画从其表面上看，是士人精英雅玩的一种生活方式，但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精神价值取向。文人画是重道轻技的，这个道，可以是仁义礼智的精进之道，也是天地大美的自由之道，更是玄之又玄的无为之道。所以，文人画有其特殊的社会功能。
当时国民党的元老收藏家李石曾也说说：“《林屋山民送米图》兼有群学、伦理、文献、艺术种种价值，非短跋所能尽其什一。”这大概是文人画诗画合一、吟咏性情的审美功能之外的另一个特点，也就是胡适在序中说的“中国民治生活的史料，”胡适之一生忙不叠地给中国故学罩上美制外衣，恨不得要让每一个中国人穿上西装。他能看到《林图》具有史料的功能已经很不错了。尽管他以他的慧眼早早地给齐白石编了年谱，但他只知道齐白石会有成就，绝对不会认识到齐白石不是文人画的典型代表，更认识不到文人画的社会意义，即文人画的社会功能。
当大清朝的在腐败中走向终结，当到民国末年腐相再现的时候，庸官俗吏们占领着舞台而无所作为。哲学家张东荪看到这个卷子感叹说：“黑暗时代，是非善恶之辨，只在人民。”“盖未有贪污横行，是非不分辨，赏罚不明，而能永临民上者。”这个卷子一直在宣扬一个主题，那就是清廉正直，这就走向了道德判断。要正能量，求平等这正是民心所向吧！放到当下，暴方子的做法及卷子的意义，就不言而喻了。也难怪俞平伯1948年再次见到这个卷子，感慨如见“穆如清风”了，正直无私是多么稀罕的一件事儿。
文人画的流传可以是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件，也可以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汇聚的信息是很值得关注和思考的。《林图》的流传有暴家5代人的坚持，作为一个家族的信仰，他和伦理的宣教息息相关，它在社会上延续昭示了56年。无论愿不愿意，看到人都会感怀折服。这一点，《林图》处在历史的峰口浪尖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徐悲鸿在他补画那张《雪篷送米图》上题道：“念此故事足励末世”。诚然，末世危机时不就需要警世的钟声么？虽然暴方子的事入不了历史正传，却有俞樾这样的大家在他的《春在堂集》里为暴方子立传。这不一样名垂后世，垂示后人吗？
我承认文人画的命运可能巳经只剩下最后的一点微弱的光了，在当下商业气息浓厚的氛围里他似乎没有生存的空间。他既不适合参展，也不适应为大众服务的需求。传统文化精英追求的“士气”，从商品经济开始发达的时候就巳经慢慢走向破产。“扬州画派”、“海上画派”都是改头换面了的走向世俗的文人画，而在当下的市场化严重的作者已经没有几个能理直气壮地说自己依然保留着文人画的精神，实际上大部分都是以商品化为目的劳作；即使有，多数也只是穿着文人画外衣的商品画罢了。 而“士气”里浩然正气与骨气，那一点道的精神、求真的理想快走到末路的时候，在当下又有什么更好的“气”可以来叠换他呢？在售买的时代，精神变得那么孱弱，文人画又有多少生存空间呢？在艺术去文学之后，我们除了炫技空谈笔墨之外，似乎找不到什么灵魂。和文人画的没落，他也一样虚脱无力。
这本书是民国影印版的基础上重新印刷出版的，主编是钟叔河。他主编的走向21世纪丛书，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文人的外国游记为主，那时大概是中国向现代化形态转化的一个开始，我读了很受教益。 据钟先生在后记里说，最后这个卷子，以及没有问世的邵力子、章士钊、柳亚子、叶圣陶等人的题记在上世60年代的浩劫中，已经一并付之一炬，灰飞烟灭了。这是这个卷子最终的结局，这大概也是文人画命运的暗喻吧！或许，在1948年这本书出版时，就预示了以精英自居的文人画时代的终结，时代需要另一种方针下的为了大众的艺术样式，这是文人画无法完全担当的。
文尾附上朱自清为暴方子所题的诗，以示对暴君的纪念：
“暴方子先生，
这一个最小的官，
却傻了心眼儿，
偏好事好出主意。
丢了官沒钱搬家，
更没米做饭，
老百姓上万家人，
给担柴送米，
上词训斥说： 老百姓受他讹诈。
他却说： 傻心眼的人有傻报。
这幅画这卷诗只说了一句话，
傻心眼的老百姓才真公道。 ”
写完这诗半年后，善于直面人生的斗士朱自清亦病殁。而他诗中说到的暴方子的上司魁元，早己在庚子之乱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全家殉难了。或许，这便是一个单独的历史小事件在历史长河中的因果关系吧！
一切都在“挥手自兹去”，如之奈何？
公元1890年(光绪十六年），也就是我祖父毓舟公出生的前一年，有位读书人名叫暴子方在苏州洞庭做巡检（九品），这个官儿也算是百里侯了，因为不谙为官之道，不屑逢迎，因此得罪上司，被罢官为民，好友俞樾表示不服，老百姓更不服。罢官是十一月的事，到了冬天，暴家断了粮炊，百姓纷纷送米面鸡鹅上门以为接济，送者有七、八七户之多。
送米给什么人呢？是给当地的巡检（相当于今天的一个镇长，最低的一级公务员）暴方子。为何要送米给他呢？原来这暴方子是河南滑县人，也是一个读书的士子，为政清廉，刚直不阿，光绪十六年底（1890年），因得罪上司而遭罢官。暴方子丢了官后境遇窘迫，“债累满身，一钱不存”，不但无钱搬家，甚至连下锅吃饭的米都没有。林屋山当地的老百姓得知内情后，很替他打抱不平，便出来援助他，有的送来几斗米，有的送来几担柴，一月之内竟“蔓延至八十余村，为户约七八千家”。老百姓的这种自发行动，不但是对一个清官的同情支持，也是对腐败官府的一种抗议，更是一次民意的大展示。为此，太湖厅、苏州府和江苏省各级政府大为震惊，要求“严密查访，从严惩办”。可暴方子却不惧怕强权，认为“山民馈送柴米，此乃万众心情所愿，怨者不能阻，爱者不能劝”，自信这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情。
《林》一书，或者称卷子更贴切，本就是一幅长卷，由多位名家为文、题签。卷子的主人是晚清的暴方子，为了将此卷存世，其孙子暴春霆携卷到北平（现北京）重新印存。为了让此卷更有意义，他找到了当时的名家胡适之与俞平伯题签，俞平伯是俞樾的曾孙，与暴家是世交，于情于理，俞平伯都会鼎力相助。
有意思的是，暴春霆先找到胡适，然后由胡适写信给俞平伯推介，其后徐悲鸿、朱自清、沈从文、冯友兰、陈恒、黎锦熙等人参与题签。
俞平伯在卷子中题记的时间是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元旦，题记中有“……去岁除夕，春霆世仁兄以胡适之先生之介，赍其先祖方子世丈旧藏……”字样，文中所说的除夕，并非是我们传统所说的除夕，而是指1947年最后一天，对照书后暴春霆所附的胡适写给俞平伯的信可验证。为了弄清真相，我查看俞平伯所写日记，但其所留的日记并不多，时断时续，比较随意，让我失望的是，这段时间竟没留下记载。
可喜的是，俞平伯存世的集外日记（1948年12月14日至1949年3月7日）里，有与暴春霆交往记录，也就是说，自题签后两位相识，其后来往甚多。《林》书印成之后（共100册），暴春霆只赠送了相关题签人士，即便是胡适出面帮友人购买，暴春霆也婉拒。因北平解放，暴春霆将多余的书交俞平伯保存，赵国忠师所得该书，就是俞平伯所藏。
钟老还说，该书的序文是胡适所著，可能是胡适在大陆最后的一篇文章。其实从胡适日记所知，其后胡适在报上还发表了文章，他平时在家基本围绕《水经注》校注，从出版书籍的角度来说，说是最后一文还是有道理的。
后来，俞樾、秦散之为这事写了长歌表达民意之重要性。秦散之画了一个卷子叫《林屋山民送米啚》，俞的学生吴昌硕等名流纷纷题跋，到民国末年，计有30人之多。1948年出版时，胡适作序并题。
时光过去了那么多年，看到这些文字和题签还是感到心里暖融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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