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明初的积极防御、攻守兼备的战略思想相比。从宣德年间开始，明朝的帝王基本上采取了保守的北边策略，自废防务，一味收缩，加之朝中内斗不止，军备逐渐废弛，使得明军从建国之初总体防御、有限进攻为特点转变为了被动防御，以致于逐步丧失了战略主动权。
仁宣、正统时期
从明仁宗开始，到后来的明宣宗、明英宗，帝王的职责不再是开疆拓土，多是守成之君，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稳定，几位皇帝表现在北方防务上，就是鲜有积极的措施，这一时期是由积极到消极的转折期，明北边防务一再遭到削弱。
明仁宗虽然在永乐年间监国多年，但在位不到一年就去世，宣宗时期，虽一改永乐年间举国用兵、劳民伤财的策略，主张“守备为上”，要“德治”不要“武治”，放弃北方众多边关重镇，导致明朝北部军事防线进一步收缩。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明宣宗朱瞻基以大宁、东胜、兴和既弃，开平势孤难守为由，派阳武侯薛禄“帅师筑赤城、同鹗、云州、独石、团山城堡(今河北独石口、赤城县一带)”《明史纪事本末·设立三卫》中记载，“弃地盖三百里。自是尽失龙岗、梁河之险，边陲斗绝，益骚然矣”。这种政策导致后来蒙古势力屡犯边关，明朝却无能为力。宣德七年和九年(公元1432年、1434年)，鞑靼军两次攻人偏关，杀死明朝指挥江海、千户包让等人，大掠而去，使原本稳固的明朝北方防务变得十分危险了。到正统时期，明英宗昏庸无能，政治腐败，使北方防务濒于瓦解，在蒙古入侵势力进攻下，明军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瓦剌部自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脱欢袭杀鞑靼部的阿鲁台后，势力逐渐强大。后又杀贤义、安乐两王，统一蒙古帝国。脱欢立元皇室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空有大汗之名），自为丞相。正统四年（1439）脱欢死后，其子也先掌握了实权，成为瓦剌的首领，他向东发展，攻破兀良哈，西破明朝哈密卫，与沙州蒙古、、赤斤蒙古联姻。至此，瓦剌势力极盛，形成对明朝的极大威胁。
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明英宗却一味宠信宦官王振，对朝内正直官吏要求充实北方防务的主张充耳不闻，反而对这些大臣是严酷打击，仍然幻想用厚利来笼络瓦剌。整个正统年间，明朝北方边防几欲废弛，边镇军屯制度也遭到了严重破坏。镇守边镇的太监、将领大量侵占军田，私役士兵，导致各边镇的防务是徒具虚名，直到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土木之变，明英宗亲征被俘。
景泰至正德时期
明军在土木之变后，遭到了极大削弱，其中尤以京营为甚。后来虽在于谦“来则御之，去则备之”的思想指导下严密设防，多方振作，但仍是守则有余，攻则不足，早已没有开国之初再行出塞征伐之故事，逐渐丧失战略主动权。景泰六年（公元1455年），为防止瓦剌势力反扑，明政府开始重新厘定军屯制度，但这项政策在日益腐朽的统治下，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夺门之变”发生之后，于谦被杀，明英宗重新登基，改元天顺，国力的衰退与武备的废弛，使得明廷在这以后便再也组织不起浩大的远征。
《明史》八十九卷记载，到明宪宗成化时期，蒙古族开始大规模地进入河套，相应地对明朝北边的袭扰也就多起来。《明宪宗实录》多处记载显示，仅成化八年、九年这两年多的时间，蒙古军队的大规模入掠已使明朝的陕西三边一带遭受了巨大损失。到明孝宗朱祐樘时期，虽然明朝出现了“弘治中兴”的局面，但蒙古军队的入掠不减于前。到明武宗正德时期，蒙古族的著名人物达延汗统一漠南蒙古，《明武宗实录》记载“正德八年三月十七日，蒙古军在大同一带“大举入寇，由灭胡等墩日渐南掠，遂攻朔州、围马邑、掠东君等村，杀虏居民孳畜甚众。”后来明武宗命人核查，“大同三路地方，达贼蹂践连洽旬日，数百里烟火荡然，盖数十年来未有受祸如此之惨者”。
从地域上来看，整个北边的防御态势仍然是以中西部重而东部相对较轻为主要防御特点。
嘉靖至崇祯时期
嘉靖时期，是蒙古军队对明朝北边袭扰最为严重的时期。从嘉靖到崇祯时期，也是明朝走向全面衰亡的时期。这一时期内，在北部边境地区，北方少数民族屡屡向中原地区发动侵扰，使得明朝穷于应付。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与明朝统治者长期怠政与内部无休止的斗争不无关系。漫长的北部至万历年间已是“边备废驰，不止陕西”，到了天启年间，北部边境更是“边警屡告，沈、辽相继失”。
缺兵、缺粮、缺饷问题。明朝统治者将国防重点放在北部边疆, 曾在九边 ( 甘州、固原、宁夏、延绥、大同、宣府、蓟州、辽东、山西三关各镇) 及其附近大搞农垦, 即分别用军屯、民屯、商屯等措施加强边防建设, 从而支援了塞外的军事活动，但从洪熙年间，屯政就出现了废驰现象。
嘉靖年间，明朝的北部边境是屯政败坏，军士逃亡严重，边防守卫力量严重削弱。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八月，修撰龚用卿、给事吴希孟出使朝鲜，所见辽东情况是“迩来行伍益缺，又借马队余丁以抵操备”。不仅如此，在西北边境，屯兵逃亡现象亦是如此，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宁夏都御史王崇古上疏称“即今一岁中，各卫屯堡逃丁已到千余，年复一年，不尽不止”。万历年间以后，这种现象有增无减。另外由于盐法、屯田的破坏，边关军士粮草不足，极大影响了边军士气与防卫作战。到明熹宗天启年间，边军缺粮甚至影响到了每天的伙食，“边兵壮士，日夜荷戈寝甲，弗获一饱”，当年强大的明军成了一支连吃饭都成问题的军队。
而明朝后期的几位皇帝，虚耗国库，奢靡无度，中央财政亏空到根本无法承担起巨额的边防开支。在明穆宗时期，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七月，户科给事中魏时亮称将边饷缺乏列为了天下三大患之一，即“藩禄不给也，边饷不支也，公私靠匮也。”到崇祯皇帝朱由检时期，他曾经力图扭转危局，下决心整顿边防，但国库已虚，其纵然雄心万丈，对此也是毫无办法，边境的军械、屯堡等根本得不到修缮，根本适应不了边境作战需要。在整个明朝后期与女真族作战过程中，鲜有胜果，东北地区对于明朝来说是有边无防，加之民族、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从而使这一地区成为晚明时期北边的战乱之源。
边军管理的混乱。明军边防将领多不以加强防守为务，以投机专营，谋取私利为业。对下是克扣边饷，奴役士兵，导致边兵暴动，常常是敌兵未至，自己先乱；对上是谎报军情，弄虚作假，邀取军功。而当北方少数民族大举入侵之时，则是个个畏敌如虎，龟缩城池，不敢一战，导致明军与敌接战，败多胜少。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十二月初，西北边镇将领宁夏将官杭雄、李勋等人是“贼来既不敢阻截，贼去望尘下营，不敢出奇一战，套虏常年侵夏境，官军不敢御”。在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的庚戌之变中，蒙古鞑靼土默特部领袖俺答率军南下进犯大同，大同总兵仇鸾惶惧无策，竟然通过贿赂俺答，请求勿攻大同，导致俺答直趋北京城下，明廷一时极为震恐，手足无措。这时的北京城防务空虚，战斗力很差，明世宗朱厚熜急召兵民和应举武生守城，并召诸镇兵马来京师勤王。援军虽到，仇鸾被任命为平虏大将军，他与保定都御史杨守谦等，却恇怯不敢迎战。兵部尚书丁汝夔将京营五六万士兵驱出城外作战，“他们皆流涕不敢前，诸将领亦相顾变色”。明军这种表现，使得俺答的军队在北京城外肆意劫掠三日。后来，鞑靼兵退后，明世宗开始追究责任，兵部尚书丁汝夔成了严嵩、仇鸾一党的替罪羊被处斩。这种边将无能加之将领间不和的局面，更是导致治军无方、军纪败坏。一直到明末，在与后金军队的作战中，明军更是无法承担御守城池的责任，接连丧师失地。
以东北防御为重点的战略转移。如果说之前，明朝以中西部为主要防御重点，那么在明万历年间的的朝鲜之役后，后金崛起，东北已成兵连祸结之势。其实，早在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即丁亥年，明政府就曾因为女真贵族“屡为边患”，从辽东地区掠取人财物，拒不服从朝廷招抚，发动了对建州女真等三卫的征剿，又被称为“成化犁庭”。此役过后，强盛的建州三卫由盛转衰,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女真与明廷的矛盾,反而激起女真更大的仇恨。
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朝鲜战争爆发，这场历时七年的战争，最终中朝两国击败日本取得了胜利。但也牵涉了明帝国大量的兵力投入到战场，造成战力大损，北疆空虚，原本财政紧张的国库也遭到了严重消耗。这一尴尬局面恰恰为努尔哈赤所趁机利用，促成了东北边疆女真部族的兴起。随着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明军萨尔浒战役的失败，东北沈阳、辽阳等重镇相继丢失，导致辽东形势危急，明政府才将北部边境战略重心完全调整到了东北一隅，考虑去如何恢复辽东，剿灭女真。虽然如此，但明军总体仍然是以防御为主。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八月，孙承宗任辽东经略实施其欲保关门，必先固辽西，欲复辽东，亦必先固辽西的战略计划，积极部署宁锦防线。孙承宗去职后，已积功升任辽东巡抚的袁崇焕又提出了“虏利野战，惟有凭坚城，以用大炮一著”。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七月，袁崇焕入京诏对，提出“计五年，全辽可复”的军事计划，不过其“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仍然是以守御为主导的战略思想。在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八月，袁崇焕被处死以后，明军基本已再无收复辽东之可能了，仅仅是依靠孙承宗所谓的宁锦防线被动防御了。崇祯十二年（公元1642年），明军在松锦大战中战败，宁锦防线瓦解。
之后，明政府依靠着山海关防线暂时抵挡了清军入关步伐，一直到堡垒从内部被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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