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亲和我们五个兄弟姐妹
父母亲都快九十岁了，每天都要到田里劳作
我的父母亲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初期，父亲是远近闻名的穷苦人家的独苗，母亲则出生于知书达理的大户人家。生不逢时的他们，在兵荒马乱中都早早失去了父亲，纷飞的战火，让他们的童年东躲西藏寄人篱下，根本没有机会读书识字，文盲是他们心里一辈子的痛。可正是这两个文盲，用他们的勤劳善良和坚韧乐观把我们五个子女都送出农村，考进大学，培养成人，又帮助我们把下一代培养出五个博士，成就了子女们的幸福人生，这又成了他们的骄傲和自豪。
●正是父亲的愧疚母亲的遗憾，让父母亲在我们五个子女上学的问题上，保持高度的一致
不知道奶奶为什么那么有远见，还是坚信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在那个自行车在农村还是稀有之物的年代，让父亲学了一门手艺——修理自行车，父亲也因此成为全镇唯一会修自行车的人，与之打交道的都是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母亲也许是外公的遗传因素，从小就渴望读书，可生活的颠沛流离却无处安放那一颗饥渴的心灵，无奈的外婆把母亲送给父亲家做童养媳，唯一的条件就是让母亲读书。可奶奶并没有兑现当初的承诺，“一个丫头片子，读什么书？想得起来的！好好在家干活。”尽管母亲哭过闹过，最终没能拗过奶奶。为此，父亲一直对母亲心存愧疚。
随着我们五个小生命的降临，母亲只能带着一生的遗憾，一个人在生产队劳动，为全家挣工分。因为工分少，每年年底生产队分粮时，我们家都是最少的一户，母亲有时觉得委屈，但从不计较，总是想方设法发展副业，在村里我们家的猪、鸡、鸭养得最多，也是最好，自留地也比人家种得好。母亲常常是起早贪黑，没日没夜，一门心思拼命干活，还常说：“八败命还怕个死来做，只要有党的领导，就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正是父亲的愧疚母亲的遗憾，让父母亲在我们五个子女上学的问题上，保持高度的一致，始终怀着和一般农村父母不一样的信念：只要有书读，不管男女，不管读到什么时候都全力支持。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他们再忙再苦再累，也不肯让我们休学，特别是对女孩子读书，村里人再不理解，也不会改变他们的初衷。
●大姐成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给了父母亲极大的自信，也为我们兄弟姐妹开了个好头
我的大姐陈文兰是一位妥妥的学霸，上学期间她的成绩一直稳居第一，是众多父母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常常考试后她自己还没知道成绩，镇上却先传开了。有一次，她的物理老师施云斗，一位全县闻名的老知识分子，竟将她的满分考试卷贴到学校的板报栏，还配上毛主席语录作为提示语：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搬经中学作为全县六所老完中之一，曾经有不少高材生考取北大、复旦。只可惜大姐高中毕业时正是高考停考期，没法子，大姐只能带着对前途的茫然，成为千千万万回乡知识青年的一员。
父母亲不甘心让大姐面朝黄土背朝天，学业如此优秀的大女儿怎么能复制父辈的人生？两人商量着，一定要想办法让女儿的才华找到用武之地。好在父亲勤快，为当地有自行车的大大小小的领导都服务过，大家对他印象都不错，父亲就厚着脸皮找大队书记，想让大姐到小学做民办教师。大队书记很为难，想去的人都挤破头了，怎么会轮到一个无权无势的普通人家的子女？父亲极力请求用考试的方式确定人选，在父亲的反复争取下，大姐终于成为搬经小学的一名民办教师，由此拉开了大姐和我们兄弟姐妹用知识改变命运的序幕，也是最关键的决定性的一幕。
当然，大姐也没有让父母亲失望，五年的民办教师，从教小学二年级到教“戴帽子”初中，从普通老师做到了学校教导主任。当年在学习小靳庄的热潮中，全区教师文艺汇演时，搬经小学排出了《十唱陈文兰》的节目，把大姐树为标杆，大姐成为全镇家喻户晓的优秀青年，也成为父母的骄傲。参加工作后的大姐，更渴望获得继续深造的机会，可那个年代上大学靠推荐，一个大队推荐一个人到公社，公社在18个大队推荐的人选中确定三到五名上报县里，县里统一组织考试、体检、政审，根据省教育厅分配的名额，分别报送各招生学校，由学校发放录取通知书。这每一个环节，一层一级，竞争不是激烈而是残酷，没有相当的后台根本走不到最后，更何况我们家亲戚朋友里都是最底层的平头百姓。大姐想都不敢想，更别提跟父母亲开口，只能常常在梦里过一下大学梦的瘾。尽管如此，那隐隐的一丝希望还残存在大姐心里，她对照推荐条件默默努力，让自己变得更优秀，时刻期待奇迹的出现。那时要能被推荐上大学，有一条硬性规定，就是全年必须挣得500个工分，大姐除了上班，起早带晚，星期天节假日，只要有时间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每年都挣得足足的。
知儿莫如母，大姐的这些小心思，父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们总觉得大姐上不了大学，真的是太可惜了，两人琢磨着该怎么帮助大姐圆这个大学梦。不会写信，父亲就把大姐的奖状和获奖证书带在身上，一有机会就向来铺里修自行车的大小干部宣传，到所有参与投票的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队长、会计家里，一户一户地上门，摆条件讲道理，争取大家的理解和情感支持。大姐终于在1976年冬季招生时被师范学校录取，成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
大姐成为大学生，给了父母极大的自信，也为我们兄弟姐妹开了个好头。特别是毕业后分配到搬经中学做老师，成为父母的左膀右臂，在我们兄弟姐妹上学和考大学上成了我们的又一个“父母”。
●就是不替二姐考虑，也要替二姐的子女着想，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就三年，这个苦他们来吃
二姐陈雨卉高中毕业觉得自己基础薄弱，家里面兄弟姐妹又多，父母负担大，无心复读，回家和妈妈一起务农。当时母亲正承包生产队12间房的蘑菇养殖，每天的劳动量很大，有了二姐的帮忙，一下轻松多了。一次，二姐赤脚在河水里洗蘑菇架子，不小心被锈铁钉把脚戳破，水面上顿时红了一大片，到医院处理后回家休息了一个多星期，父母亲非常心疼。手心手背都是肉，哪个儿女都是父母的宝贝。心疼之余，父母亲决心让二姐学门手艺，父亲凭着自己对自行车修理行业的了解，和多年积攒的人脉资源，将二姐送到南通唐闸，跟着一老师傅学搪大板车车胎，三个月出师后置办了化料炉等全部家当，到镇砖瓦厂上班了。
上班不久，大姐考虑到二姐一个女孩子家在砖瓦厂干这种体力活，整天没有干净的时候，于心不忍，便请自己的恩师帮忙，寻得一个机会，可以帮助二姐另起炉灶，从头开始学习画画，参加美术招生考试。父母亲有过犹豫，二姐复习后能不能考取？要复习几年才能考取？这些都是未知数，再说二姐已经能挣钱贴补家用，当时的家里经济拮据，歇下来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不是傻吗？更何况村里和她同龄的女孩中途辍学嫁人的比比皆是，二姐人长得漂亮，又是高中毕业，加上一门手艺将来也饿不着，找个好人家嫁了应该不成问题。可睿智的父母犹豫以后，还是决定让二姐停业，回家复习。他们觉得二姐如果能考取大学，把农村户口转成国家户口，那是关系到二姐子孙后代的事儿，就是不替二姐考虑，也要替二姐的子女着想，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就三年，这个苦他们来吃！好在二姐争气，复习二年就跳了农门，考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搬经小学当了一名美术老师，和一名医学院毕业的高中同学恋爱成家，开启了不一样的人生。
●当我们五个子女相继跳出农门考入大学，父母亲一生的遗憾和愿望都在子女身上得到了弥补和实现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的孩子根本没有见识过课外兴趣班，也许是天赋，也许是受姐姐们的影响，也许两者兼而有之，哥哥陈蕴新从小就表现出对画画的悟性，高中阶段学校的板报栏和班上的黑板报，都是哥哥负责策划和插图。还记得哥哥高二年级的那个寒假，85岁的奶奶因病离开了人世。我们小时候，父母亲一个忙着自行车修理铺，一个忙着到生产队上工挣工分，根本没有时间问我们，全是奶奶一人照顾，满脑子重男轻女思想的奶奶对她的长孙真是呵护有加，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作为心头肉的哥哥对奶奶的依赖和感情也是至真至深。奶奶的离去让哥哥肝肠寸断，当晚坐在奶奶灵柩旁的稻草上，边守灵边眯缝着哭肿的双眼，连夜给奶奶画了一张60×40厘米的大素描头像，那真是把对奶奶的深情、不舍和无奈都凝聚在画笔上，融进了画像里。所有看见画像的乡邻们都说哥哥把奶奶画活了，特别逼真、传神。
哥哥高中毕业因为文化基础薄弱，没能考取大学，回家后到镇上电影院当起了美工，以画电影海报为主，那真是一份美差事，也是兴趣爱好和工作的完美结合，哥哥很开心，整日乐此不疲。但是父母不这么想，姑娘都培养进了大学，端上了国家的铁饭碗，儿子还能就让他在家做这么一个行当？父母决意要把这个不甘心变成现实，要儿子也考上大学。可是哥哥考虑的是自己非常喜欢这份工作，如果辞职了又考不取，到时候这份工作也做不成，那就真是人财两空了。在父母亲和大姐的反复劝说下，哥哥走上了复读之路，后考入南通师专，毕业后分配到搬经中学当了高中美术老师，并成长为南通市的学科带头人。他带的艺术高考班，曾连续18年保持专业上线率和本科录取率在全南通名列前茅，也因此获得各种荣誉和表彰。
我是父母的三女儿，排行老四，那时农村物质匮乏，家里吃饭的人多，劳动的人少，加之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已有两个女孩，全家人指望的是再生一个男孩。我的出生在家里最不待见，后来母亲常跟我开玩笑，说奶奶到医院一看是个女孩，“又是个丫头片子。”说完掉头就走，再也没到医院看一眼我们母女。小时候我是最自由野蛮生长的一个，既没有管束也没有宠爱，我也是最渴望上学最想读书的一个，上学就可以逃避做家务和干农活，那时最大的梦想就是逃离农村过上城里人的生活。我上初中时，大姐已经在搬经中学立足且小有名气，在大姐的关心和一路安排下，我顺利考取了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弟弟陈益峰一出生就受到奶奶的宠爱，是最调皮机灵的一个。高中毕业时家里已经开了蛋行粮行，他不想上学一心想做生意，父亲看出苗头，语重心长地对小儿子说，做生意赚点钱是眼前的事，上大学是一辈子的事。弟弟则认为哥哥姐姐们都上了大学，家里总要有个人照应。母亲告诉他：娘有爷有不如自己有，他们个个都上了大学，就你一个要捧个泥饭碗过一辈子，将来你的子女抱怨你，你怎么办？经不住父母和大姐坚持不懈的思想工作，弟弟通过复读也考取了扬州师范学院。
当我们五个子女相继跳出农门考入大学，父母亲一生的遗憾和愿望都在子女身上得到了弥补和实现，那一年父亲53岁，母亲52岁，他们成为全村人的骄傲，也成为全村最令人羡慕的家庭，他们心底里的那份快乐和满足是无以言表也无可企及的。
五个子女相继考入大学，成为全村人的骄傲
●父母亲虽然是文盲，可骨子里的那种“不安分”让他们活成我们的人生榜样
父亲的修车铺就像一个信息集散地，最新政策、社会新闻、家长里短等等，小镇上几乎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正是这股强大的信息流，让我们家也随之花样百变。他们常常是赶着政策做事，一有机会就想着怎么改变现状。那时候父亲经常跑上海，找厂家，拿些城里人不愿干的活回来做，常年帮人家组装自行车车轮子，母亲白天到生产队干活，晚上回来再帮着父亲干活，我们几个孩子也帮着穿钢丝套螺帽，做些简单的事，我们家夜里常常是灯火通明，谁困了就到床上小睡一会，起来继续干。
随着政策越来越放开，我们家养过水貂，种过蘑菇，还破墙开店做起了买卖鸡蛋、粮食的生意。这些都引起村里人的跟风，父母亲都是毫无保留地传授经验，带领村里人共同发展。因此，父母亲成为村里人的主心骨，大家有事都喜欢来找他们商量。正是父母亲这种骨子里的不安分和始终想着改变现状的理念，让我们这个家的房屋不断出新，从土墙茅草房到大瓦房再到带院子的楼房，刚盖起大瓦房时大队的会议经常借我们家的房子开；也让我们家拥有了全村第一辆自行车，村里人有个大小事情急需用自行车时都到我们家来借；还让我们家较早地拥有了缝纫机、电视机……
现在，父母亲都快九十岁高龄了，可他们一点不闲着，依然不服老。每天两个人都要到田里劳作，几处菜园加起来有一亩半地，全是两人侍弄，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蔬菜齐全。不服老的父母，俨然活成我们子女的人生榜样。（摘自《扬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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