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我们最熟悉的女性形象，也许就是母亲。母亲是一个家庭得以为家的基石，与之相关的，则是长久以来人们连带对于血脉传承、情感纽带的种种阐释。母亲的职能如此之重要，以至于当我们以难抑的柔情谈论这个词时，往往会忽略这样一个问题：母亲从不是天生的，所有人的母亲，在被赋予一切社会属性属性之前，都首先只是女性。
当身处时代洪流中，那些我们所见的光辉母性，那所称颂、赞誉和用无尽文字描绘勾勒的品质，是每一位女性在面对社会、面对家庭和儿女时自内心所作出的选择，和被激发的潜质。所见皆是果，却不知其因，这也许是不少作品写得出为母亲的她，却很难写好为女性的她的原因。
十多年前，退休职工杨本芬决定写一写自己的母亲。她已经活到了当年母亲成为外婆的年纪——而她自己也当了外婆，这世上一位女性会经历的，她大多数已遇见。在厨房间忙碌炖汤的间隙，她找张矮凳坐下，以另一张高一些的凳子为桌，在白纸上写道：
“
下了几天的雨，洛阳市安良街的屋檐下满是积水。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光着脚丫，裤管卷得老高，转着圈踩水玩。水花四处飞溅，女孩一门心思戏水，母亲走近了，她还全然不知。
这是一九一九年，女孩名叫秋园。
”
从母亲的一生，到周遭人在20世纪历史变迁中的命运浮沉、生死遭际，未落几笔纸上已经淌满泪水。她就这样在油盐酱醋的生活中断续地写，躲开孩子写，反反复复地重写一个个发生过的故事，写了很多年，写完了重达八斤的稿纸。
与大开大合的家国叙事不同，如今我们在书中见到的秋园，是20世纪初中国大地上太过普通的一员：缠放小脚，结婚生子，辛勤操持一家人的生活，于时代缝隙中勉力求生。求知、求取个人成长的愿望，在她的生命履迹中不断被外在生活压力所打断，却从未在内心世界里湮灭，她将这微弱的火苗细心呵护着，传递给了自己的女儿，和女儿的女儿。
在评论家丁帆看来，《秋园》“用极尽素描的能事，形象地写出了近百年来自己亲历的历史故事，把一部中国社会史高度浓缩而真实地从一个家庭的变迁中钩沉出来，再现了一个世纪的人性‘活化石’。只此一点，就足以显现出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思想价值”。
秋园的一生，以及为她书写的杨本芬的一生，正如作品折页上所说，是“八旬老人讲述‘妈妈和我’的故事，写尽两代中国女性生生不息的坚韧和美好”。
杨本芬不知道她是否真的写好了她的母亲。但更多人却觉得，她真的写好了身为母亲的“她”。
强向衰丛见芳意
——《秋园》读札
丁帆 | 文
在人类遭受疫情的苦难日子里，我们阅读这种历经苦难而不沉沦的作品，似乎更能激起对生的渴望和死的顿悟。倘若文学能够引导年轻一代正视悲剧诞生的合理性，从而升华悲剧的美学意义，让灵魂的救赎得到平静的安置，这才是对作家最好的褒奖。
丁帆
章红给我寄来了一本小开本的自传体文学作品《秋园》，希望我能够读一读。由于这段时间太忙，便搁置下来了，直到前几天的一个下午，我抽暇拿起它，睡在躺椅上当作闲书来读，谁知道越读越躺不住了，只能坐着阅读了。因为从下午两点钟到晚上八点钟，我几乎是用泪目读完这部作品的，不时要用毛巾擦拭泪水。
起先，一看到书名便会条件反射地将它归于浪漫主义作品之列，不管是柔情还是悲情，它一定是带有罗曼司情结的作品。古人写“秋园”题材的诗歌甚多，似乎唐代的吴融的名气更大一些，然而我却更喜欢司空曙的悲情诗《秋园》：“伤秋不是惜年华，别忆春风碧玉家；强向衰丛见芳意，茱萸红实似繁花。”以此来形容这部作品悲情升华的主题，大凡是不会错的。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都是在歌唱诗意盎然的两首歌曲中长大的，一首是“昼歌”《让我们荡起双桨》；一首是“夜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显然，《秋园》的基调是倾向于后者的，但是，它与后者的历史哲学观和美学观也是不尽相同的，作者需要的是进入真实的百年历史语境之中，进入真理的哲学境界之中，更是需要用悲剧的崇高性的美学原理去陶冶人的性情。当然，这并不是作者的意识到了“历史的必然”，但这些元素却是无意识地流淌在作品之中的。
当作者杨本芬用了二十年的时间把这本“妈妈写妈妈”“过去的事情”的文本呈现出来，面对自己的女儿和孙女们进行含泪朗读的时候，我不知道朗读者的心境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更不清楚这些倾听朗读的儿孙辈的人，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它用极尽素描的能事，形象地写出了近百年来自己亲历的历史故事，把一部中国社会史高度浓缩而真实地从一个家庭的变迁中钩沉出来，再现了一个世纪的人性“活化石”。只此一点，就足以显现出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思想价值。
而它的美学价值则是建立在重复亚里士多德古典悲剧审美的真理性上，即：“引起同情和怜悯”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倘若人们在灾难面前失去了“同情和怜悯”，那就是把“人类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我们在这一次人类空前的灾难面前已经饱尝了人性撕裂的痛苦。当我看到秋园一次次遭受苦难的时候，当我一次次看到在厄运中那只援助的无形之手时，我在泪如雨注的眼睛中看到了人性的光芒。
另外，特别要强调的是此书的价值还体现在其叙述特征上，作为一个非专业写作者，在没有套路的叙述过程中，完成了无为而为贴近自然的叙事功能。即，用几近白描的手法来叙述“过去的事情”，凸显了“叙述者”的特殊身份：“在场”亲历者第一人称叙述，那个“秋园”即“我”的化身，而“我”的视点就是海德格尔“此在”式的人物，而非“场外”目击的专业性写作“他者”的叙述视角，这更加真实地还原了历史的场景。当然，这与“口述历史”的“叙述者”又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因为“口述者”的背后站着的是一个“潜在的写作者”，“口述者”很会被误读成为一个被牵线的“木偶”，而我们的“叙述者”就是作者杨本芬本人，显然，她扮演的是两个主人公的角色：一个是秋园，另一个是之骅。母女两个角色的互换互动，让我们看到了两代人血脉相承人生理念。
“秋园”不是一个景物的场景所在，她是一个饱经了历史磨难的女人，她不是弱者，她是一个站在战争炮火硝烟里，挣扎在饥寒交迫岁月中，行走在人性的真善美刀尖上，彷徨于生与死的炼狱内的一个既普通又伟大的女性。大起大落的生活，能够让一个女性从罗曼蒂克的婚姻的殿堂中坠入无尽的苦难深渊中，这本身就是一场历史悲剧的开端。如何面对这种落差极大的生活困境，才是这部作品的全部意义：秋园对生活的坚韧性格才是撑起我们这个民族的人性脊梁。甚至我在好几个失去人的尊严的故事情节中不能自已，一边是哗哗流淌着的“同情和怜悯”的眼泪，一边又是对苟活的腹诽，然而痛定思痛，我才又一次体味到了“活着”的意义，才又一次从余华的《活着》里找到了人性密码的答案——生命的终极意义就是在不断追求德行的过程中认识自己并认识世界。
虽然在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来说，活着就是为了家族的延续，是为了后代的幸福，亦如秋园在一生中遭受了人生三大悲剧：少年丧父、中年丧偶、晚年丧子，但她还是在险些自杀的境遇中觉悟了：“我不死了，我一定不死了！鬼，你去吧！我想通了，就是不死了，你能把我怎样？我死了一个儿子，还有三个女儿。四儿死了，我痛不欲生，我死了，我的儿女也会痛苦不已。我要为他们着想，决不能给他们带来痛苦。我要活下去！”也许这就是中国普通百姓“活着”的哲学，但是我从作家的笔下看到了历史逼着我们意识到了的哲学内涵，正如作者女儿章红在“代后记”中引用福克纳小说《我弥留之际》里的一句话那样：“活着的理由，就是为了过那种不死不活的漫长日子做准备。”其目的就是见证这个世界与我“同在”（存在主义哲学），“在”就是为了“思”，“我思故我在”。
从作者所描写的时间跨度来看，她是将一个家族的盛衰融入了中国近百年历史背景之中。我坚信，只要一个人还有对真善美、假恶丑的分辨能力，他们就会从人类的苦难历史中找到救赎的答案。这也是本书作者想要达到的目的，她借用女儿的话表达出来了：“外婆、妈妈这些被放逐到社会底层的人们，在命运面前显得如此渺小无力，仿佛随时会被揉碎。然而，人比自己想象的更加柔韧，她们永远不会被彻底毁掉。当之骅——我的妈妈——在晚年拿起笔回首自己的一生，真正的救赎方才开始。”
是的，救赎的时间开始了，然而这样的救赎理念能够被传导到下一代的灵魂中去吗？
《秋园》杨本芬/著 乐府文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节选
秋园未及与杨参谋谋面，董太太就领着四个人送来了聘礼，他们每人头顶一张小方桌，鱼贯走入葆和药店。小方桌是从喜店租来的，专门用于送订婚大礼，桌子由竹子编成，边长一尺五寸，中央安一个碗口大的竹圆箍。桌面上铺着红绸布，聘礼就放在红绸上，计有四件旗袍、一对金戒指、一对秋叶金耳环、一双金镯子，还有四双缎面平底布鞋。
秋园出嫁那天，看热闹的人山人海。送亲的和迎亲的分乘八顶蓝色大轿，这叫双娶双送。新娘子坐一顶花轿，吹鼓手在一旁奏乐，这种出嫁场面当时在洛阳算得上高规格了。结婚典礼在河洛饭店举行。主婚人是国民政府参军处的参军。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送了贺喜对联。
秋园躲在红绸布后面，对外面的热闹心不在焉，只是迫不及待想看看自己的丈夫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便偷偷地掀起盖头来。新郎一副文官打扮：头戴礼帽，脚蹬圆口皮鞋，胸前戴朵大红花，国字脸白白净净，面相诚笃忠厚。此时此刻，秋园才算放了心。
仁受在洛阳安家的承诺却没有兑现。一九三二年底，国民政府回都南京，秋园也跟着仁受到了南京。
秋园一心想读书。那时正值阴历十月，没什么学校可考，她就参加了妇女职业补习班，学习缝纫、刺绣、编织。周围同学多半是结了婚的妇人，其中最大的有三十岁，秋园年龄最小。
仁受在南京大沙帽巷租了两间住房。他的薪水并不高，每月九十块银元，碰上国难当头，薪水九折，每月实际还领不到九十块。两个人生活很是节俭，每天早上一人一个烧饼、一个鸡蛋，再加一壶开水。饭后就各干各的，仁受上班，秋园去妇女补习班。晚上，仁受教秋园写字、读书、念诗，待她就像个小妹妹。逢仁受休息，两人常去夫子庙玩耍，秋园总会买上一盆小花带回家养。不久，租屋过道里就高高低低摆了一溜儿花，不名贵，倒也煞是好看。
仁受是湖南乡下人，幼时母亲即过世，父亲做点小本生意——挑着货郎担子走村串巷，卖些坛坛罐罐之类的窑货养家糊口。由于四十岁才得仁受这一子，父亲下决心要送儿子读书。
仁受很快显出聪慧资质，吟诗作对都有模有样，还写得一手好字。教书先生叫李经舆，是地方上有名的文人，颇喜欢仁受。李先生有很多学生在外当官，待仁受长成少年，李先生便让一个在国民政府做官的门生将他带了出去，以免乡下地方埋没人才。
十六岁的仁受便离开了家，独自在外闯荡，当了上校参谋，如今又给自己娶了亲。
在南京安家后，仁受就惦记着要把老父接来一起生活。不久，由堂弟杨均良护送，八十四岁的仁受父亲来到了南京。老人家已双目失明，仁受请了个保姆专门侍奉他。尽管仁受百般孝敬，父亲还是想回老家。老人家天天哭，怕自己死在城里，说要死在乡下、要睡棺材、要埋在山上。仁受万般无奈，只得又写信请堂弟来把父亲接回老家，并让父亲寄住在堂弟家里，每月给堂弟三块大洋作为生活费。算了算，老人家在南京只住了八个月。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军攻陷南京。
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日军占领南京前，不时派军用飞机到城市上空侦察。虽然飞机飞得很低，但日军既没遭到防空炮火阻击，也没遭到军用飞机拦截，有时连防空警报都没响。更可笑的是，一些南京市民竟然在街上摆了桌子，拿根长竹竿去戳飞机。
数月之后，南京大屠杀发生了。
一九三七年深秋，一艘轮船停泊在汉口码头上等待靠岸。浓雾笼罩着宽阔的江面，看不到江水和天空，也看不到不远处的其他船只，天地之间只剩浓白的雾。远方，一小片浓雾深处闪烁着淡白的光亮，那是太阳在照耀，可灼热锐利的阳光亦穿不透浓雾。间或有汽笛鸣响，那声音孤单、凄清，如盲人般在雾中胡乱摸索、碰撞。
仁受、秋园和他们五岁的儿子子恒正在这条船上，船将开往重庆。自十月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将其作为战时陪都起，国民政府大小官员便陆续撤往重庆，仁受也在其中。
仁受像头困兽，一会儿到甲板上加入同仁对时局的议论，一会儿在舱室里心神不宁地踱来踱去。战事越打越艰难，这一去就很难回头了。他没有别的牵挂，只想再看一眼又当爹又当妈，将他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瞎眼老父。战事发展非人力所能控制，微弱的个人就像一段浮木，在时代的滔天大浪里载沉载浮，不知会被浪头打往哪一个驳岸。倘若这次见不到父亲，也许就永远见不到了。此地离湘阴甚近，不如带妻儿下船，看眼老父亲再走……一路上他都举棋不定、心事重重。
秋园忙着哄逗五岁小儿子恒，母子俩常常无知无觉地咯咯欢笑。秋园这年二十三岁，她北人南相，长得白皙、窈窕，身上那件深蓝底缀银色梅花的缎子夹袍更衬得她面目清丽。自打结了婚，仁受就是她的天，她依他如父如兄。秋园想得很简单：仁受说去哪儿就去哪儿，仁受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仁受看着秋园母子俩，愈发感到身上责任重大。时局如此混乱，一下船恐怕前途未卜；可此番若不见老父一面，今生或许再难相见……他在两种思绪中挣扎无果，索性出了舱室，径直走到甲板上向一位张姓同仁请教，此人素有“张半仙”之称。
“你替我算算，我究竟该下船还是跟着船走？”仁受焦急地问道。
张半仙回到舱室，郑重地替仁受打了一卦。卦象显示，仁受该下船，回湖南乡下看望老父。既然天意如此，不妨遵从。
仁受回到舱室，匆匆对秋园说：“把东西都收拾好，船一靠岸我们就下去。”
船在大雾中等待了三个小时，浓雾在阳光的驱赶下总算渐渐散去。船只鸣响汽笛，小心地向岸边靠去。
这艘船只是中途停靠武汉，下船的只有仁受一家。仁受拎着皮箱走在前面，秋园牵着子恒跟在后面，两名勤务兵挑着四个大箱子尾随其后。
过吊桥时，年轻的秋园抱起子恒，迈着轻捷的步子走了过去。从前的生活，也远远地留在了吊桥那边。
来源：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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