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柳莺
《责任》，这部拍摄于巴勒斯坦，集结了挪威、法国、德国、哥伦比亚等几大团队的精巧电影，将故事集中在沙迪和他临近退休的父亲一整天的生活上。沙迪的妹妹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为了参加婚礼，在意大利当建筑师的他回到家乡拿撒勒，准备和父亲一起按照传统，将三百多份请柬亲自送到宾客手上。老旧的汽车行驶在家乡熟悉而陌生的街道上，沙迪和父亲也在奔波的间隙，在个人生活、国家大事等诸多方面产生了分歧。
《责任》以小见大的创作手法算不上特别新颖，以移动的车辆为戏剧空间的尝试，也早已经在阿巴斯、帕纳西等伊朗导演的电影中出现。但影片仍然努力在旧瓶中装上了新酒。汽车挡风玻璃的后方端坐两人，一边是传统保守的父亲，一边是追求自主的儿子。前者以女儿的婚礼为话题，对后者成家立业的打算进行小心翼翼的试探，是典型的家长代表。而早已在异国他乡过惯个人生活的沙迪，则百般抵抗着父亲对他的规训，不想结婚、不愿归乡。谈话间，两代人之间的隔阂不言自明。而在全片中始终没有登场的母亲，则是家族最讳莫如深的芥蒂。父亲口中的她，是一个不懂得感恩，抛家弃子的人，而儿子却更能理解母亲当年追求个人幸福的渴望。家庭内部的观念，在时而争吵，时而平和的对话中抽丝剥茧地展开。
随着送请柬的行程，车厢外部的世界也得以在镜头前一一展开。导演安娜玛丽·雅西尔带着前所未有的耐心，让观众跟随沙迪和父亲借着送请柬的由头，敲开拿撒勒亲朋好友的大门，在小坐片刻的同时，短暂地倾听这些平凡个体对生活的感悟、唠叨，甚至抱怨。每一扇房门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具体而真实的生活——长辈无尽的嘘寒问暖，老友依旧不忘攀比，旧爱回忆从前的动容，也有个别讨人嫌的亲戚，仅用五分钟，就能让你耳朵生茧……家长里短，悲欢离合，生活中最常见不过的片段，被导演编织进《责任》的电影文本中。婚礼，这项无论在哪个国家都令人劳神的社交活动，成为在庸常中激发意义的最佳手段。
影片在个人和家庭维度上，通过一次次的拜访过程中片段式的对话，对沙迪一家进行了全面的刻画。除此之外，故事的发生地拿撒勒同样是影片的主角，镜头不时扫向车窗外，为观众勾勒这座城市风貌：这里是一个混乱而有序的地方，有着一套自己运行的法则。当然，婚丧也好，嫁娶也罢，柴米油盐之下，拿撒勒更为复杂的历史背景，成为影片人物互动和聊天中隐约的大背景。
电影中的人物们，能够让生长在东方文化下的我们感同身受：婚礼要严丝合缝地遵循传统操办，否则免不了周遭的嚼舌。过于稔熟的人情社会，如同车水马龙的街道。紧凑的故事被压缩在一天一夜内，经历了白日奔波和争吵的父子，在逐渐柔和的夜幕下，举起酒瓶达成了短暂的和解。
看完《责任》最大的感触，是“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家庭，都有一对闹矛盾的父子”。人性的共同特征，在这部影片描摹的情景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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