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这个称谓并非一开始就确定的，而是经历近百年的讨论，最终才形成共识。早期注意到这个概念是因为西学东渐之风的影响，正常的文化学术交流理当是有来有往的。而近代史上这是不太正常的一种存在，绝大多数的西方学者是看不上东方文化的，甚至认为早期对中国的美化和赞誉是不实的。研究哲学的说中国没哲学，研究宗教的说中国没有宗教。得出这些观点，并不能完全怪罪他们。
意识到君主集权专制对文化、科学等领域的阻碍之后的清政府也做了一些改变，虽然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总体上是失败的。国学便是出现在这一时期，历史上也有外来文化的传入，比如东汉后期的浮屠，唐代的大秦景教，明代的天主教；但是从来没有一次比近代史上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影响力更大，甚至威胁到了本土文化。于是有人高举传统文化优越论，抵制西方的一切；后人鼓吹西方文化先进论，扬言要废了传统文化。历史上的实践证明这两拨人都错了。
在江户时代，一部分日本学者提倡对他们的传统文献典籍进行整理研究，于是有了“国学”这个名称。大约五六十年后，中国掀起同样的风潮，我们无法排除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早期不少“国学先生”均有留学日本或逃亡日本的学习背景。当然这个可能存在的事实，很多人在情感上是不愿意接受的，也就没有必要深入的考据研究了。总之中国整理传统文献典籍的活动开始了。
章太炎在日本东京开班了国学讲习班，这大概是最早使用“国学”这个概念的人了。回国后又很一帮“保守主义”者厮混在一起，号召“发明国字，保存国粹”，提倡文言文写作，反对白话文。他们的组织叫做“国学保存会”，创办的期刊叫做《国粹学报》，后来改成了《古学汇刊》。
将传统文化与儒学混为一谈的“激进派”的号召者们，他们甚至无法区分儒家学说和康有为孔教会的区别，也不能区分传统经学和儒家的区别，对待传统文化一竿子打死。在新文化运动中，他们讲封建社会的原罪定给了四书五经，将矛头直指儒教主孔子。采取绝对对立，完全批判，提倡用拉丁文取代汉语的措施。这是文化领域的革命者先驱，他们敢于打破，但是缺乏建设。
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利，打破了中国人的最后一丝单纯。原本他们认为与虎谋皮是可行的，至少在参与合会之前是做了充分准备的，事实再次证明了两个道理，一是弱国无外交，二是靠人不如靠自己。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将思想领域的革命推到了高潮，缔造了直接影响革命进程的五四运动。
以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为目的新文化运动逐渐显现出对文化建设的思考，首先是确定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主导地位，接着提出“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继而学习外国革命经验，传播先进思想。《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犹如远方摇曳着的一盏明灯。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国学”都叫过那些名字？国粹是最不贴切的，他们认为国学只有精华，没有糟粕，很显然这已经不是传统学问中的易经思维了。阴阳是不能单独存在的，精华和糟粕是既对立又互根的，糟粕中有精华，精华中有糟粕，古话说是药自带三分毒，便是这个意思。“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本身是个伪命题，没了糟粕，精华也就不复存了。在此之下，有另外的一种极端主义。
不管精华不精华，糟粕不糟粕。只要是传统的东西，全部都有整理出来，他们称之为“国故”。粗略看起来是比较客观的，将旧的，传统的，以往的文化思想学问统统都归于其中。就词义而言，侧重于过去，而缺少了做学问、做研究的指向。于是“国故学”便成了相对合理的定名，简称“国学”。
中国传统固有的称之为国故，以国故为研究对象的学问称之为国故学。这样的论述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但是“学问”这个范畴还是比较局限的，以学术规范来论：书画、数术、风水、音乐、武术等内容是不构成学问的，但确确实实是传统的而且是固有的，于是有人提出“国学”、“国术”的概念来，国之术，修身之艺也，做学问而修技艺。也有人提出“大国学”的概念，首先要突破民族上的概念，汉满蒙藏等56个民族的学问要全部容纳进来，其实是将五术六艺等国术内容也容纳进来，以五四运动为时间界限，之前的统统是大国学。
值得注意的是老外还有一种叫法是“China Studies”，翻译过来是“中国学”，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哲学、宗教、历史、政治、经济、艺术、语言等各门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从具体内容上来讲，“中国学”并不能等同于“国故学”，虽然都可以简称为“国学”，彼此的治学目的也不同。也有不少国内学者本着“刨根问底”的学术精神，要证明“国学”是传统历史中早已存在的，附会出来“国子学”的说辞，国子学属于统治者阶层内部教育，本质上跟普通人是没有关系，不具备国故学的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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