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明丨遥远的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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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友明，河北临西人。中国散文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华当代文学学会会员、河北省散文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协会员、临汾市作协名誉副主席，江山文学网签约作者。作品散见《华夏散文》、《中国散文家》、《散文选刊》、《散文百家》、《散文世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山西作家》、《山西日报》等百余家报刊，百余篇作品获中国作家创作年会交流评比一等奖、中国作家“金秋笔会”全国征文一等奖、中国散文学会全国散文作家论坛征文大赛一等奖、中国散文学会第二届中国当代散文论坛暨散文精英奖评选一等奖、首届全国情感主题散文大赛一等奖等全国各类赛事等级奖，多次获得临汾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出版作品专著10部。获全国百佳新闻文化工作者、首届感动中国文化人物、全国金奖作家、中国散文精英奖最高奖“卓越成就奖”、中国散文华表奖、当代最佳散文创作奖、第二届吴伯箫散文奖、十大临汾人，荣登中国散文排行榜。作品和传略，载入《东方之子》、《中华名人大典》、《中国文学百年经典》、《中国散文大系》、《中国散文家大辞典》、《中国当代散文大观》、《中国当代散文精选》、《2009我最喜爱的散文》、《2010中国散文经典》、《2013年中国精短美文精选》、《临汾市志》、《侯马市志》、《临西县志》等多种选本。

垣曲人家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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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垣曲人家秋季版】

王友明作品

遥远的追思

垣曲人家

说出来不怕诸位笑话，尽管隋朝大儒王通是我的先祖，位列《王氏通谱》第48世。可过去，我对王通是特别的陌生。直到丙戌年春节，我接到陶山（今馆陶县）王氏家族理事会会长下达的考证族谱资料任务时，王通祖的大名才进入我的视野。

一

2006年初春，我披着乍暖还寒的风，带着一套《太原王氏族谱》，驱车前往王通祖的出生地——万荣县通化镇通化村，探寻王通祖的足迹，追思王通祖的生平。通化村位于山西省万荣县北部，距县城15公里，原属河津市管辖，1971年划归万荣县。

走近通化村，迎面是一座高大的牌坊，横板及立柱上方是斗拱屋顶的结构，顶脊上的二龙戏珠，活龙活现。牌坊正中，“通化镇”三个黄色大字，十分醒目。牌坊两侧是两行吐翠的杨柳，紫红色的牌坊，点缀在村口处，让我遥望一眼，便觉得庄重雅致，心旷神怡。

进村一打听，很容易就找到了运城市文联副主席王英的母亲。老人家已经80岁高龄，耳不聋，眼不花。听说我是来寻根问祖的，非常高兴，立即把我让进屋里，又是泡茶，又是倒水，盛情接待。我喝了一口水，轻声问：“大娘，您家保存有家谱吗？”老人家伤感地说：“唉，早先有，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烧毁了，真是可惜啊！”我又问：“您家有没有过年时候供奉的神子？”老人家笑着说：“神子有，在二楼堂屋挂着呢，我这就去拿。”我拉住老人家的胳膊说：“大娘，您不用去拿了，咱们一块上去看看就行了。”老人家爽快地说：“也行，咱们走吧。”

楼梯建在院子的东围墙边上，是用青砖砌就的，外沿边有蓝色铁管护栏。我要搀扶老人家，老人家不让搀扶，说自己的腿脚还利落。我们踏着台阶，走进二楼堂屋。老人家指着北面墙壁上悬挂的一个长长的布卷说：“那就是神子，你取下来看看吧。”我踩着木椅将神子取了下来，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用白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布卷。神子上面清晰地用黑色毛笔书写着：王虬、王彦、王杰、王隆、王度、王通、王凝、王绩、王静、王福郊、王福祚、王福畤、王佃、王俊、王勉、王勔、王勮、王勃、王助、王劭、王劼、王劝等一连串先祖的名字，与我们族谱上记载的先祖名字毫无二致。

不用多问，一看便知，通化王氏与我们陶山王氏是同宗同族，血脉相连，我不由得大喜过望。我紧紧地握着老人家粗糙的手，兴奋地说：“大娘，咱们真的是一家人啊！”老人家听了，笑得合不拢嘴。随即，老人家又笑咪咪地问我：“村里还有一座王通庙，你去不去看？”我毫不犹豫地说：“看，一定要看的。”我让老人家找个年轻人带过去就行了，可她不顾年迈，非要亲自带着我去观瞻。

行走不到二十分钟，我们便来到坐落于村东的王通庙。这里亦称文中子祠，明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 年）建，属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大门左侧有万荣县人民政府所立王通庙标志碑。听看庙的老者说，过去，庙前台阶下右前方丈余远，有高七八尺的土丘，名叫星星山。丘前朝东有一座石碑楼，碑中间阴镌着隶书“王文中子故里”六个大字。可惜，这些文物古迹在“文革”期间多被破坏，只剩下王通庙屹立于这个高台之上了。

王通庙占地千余平方米，围墙高耸，红砖青瓦，大门庭堂三间，正殿三间。步入大门，院落两边种植着塔柏、冬青和花木，蓊郁葳蕤，气势不凡，辉映得院落既庄严肃穆，又生机勃发。目视苍萃挺拔的塔柏，我仿佛看到了在历史长河中的艰难曲折面前，挺拔起脊梁的王通、王绩、王勃祖的坚贞不屈的身影。在正殿前沿廊下的白色墙壁上，有书法家抄录的王勃杰作《滕王阁序》，笔力遒劲，挥洒飘逸。

怀着对先祖的敬畏、仰慕、崇拜、追思之情，我迈进正殿，映入眼帘的是“三王”塑像，均为坐姿。王通祖居中，右侧是王绩祖，左侧是王勃祖，身着颜色各异的宽袖锦服，腰扎玉带，头戴金冠，双手扶膝，面容慈祥，双目烔烔有神地凝视着远方。唯有王通祖，锦服外披着一件大红色的斗篷，更显得神采奕奕，光彩照人。

王通祖背后，书有“中说”两个黑体大字：《中说》是王通祖和门人的问答笔记，体仿《论语》敷衍成书，由家人定为王道、天地、事君、周公、问易、礼乐、述史、魏相、立命、关朗10篇行世；王通祖弟王绩祖背后，书有“斗酒学士”四个黑体小字：王绩祖是五言律诗的奠基人，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但他性情旷达，嗜酒如命，自称“五斗先生”。《新唐书·王绩传》载：“其饮至五斗不乱，人有以酒邀者，无贵贱辄往，著《五斗先生传》。”只要有人邀他喝酒，无论贫富贵贱，一律奉陪到底，时人称其为“斗酒学士”；王通祖孙王勃祖身后，是一张滕王阁图片，左下角书有“滕王阁序”四个黑体小字：那是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重阳节，王勃祖在洪都（今南昌）滕王阁，挥笔书写的千古传诵的名篇。

殿内的左右立柱挂木上，镌刻有金字对联一副：教衍河汾门罗将相，道存子集名著隋唐。这副对联，颇为引人注目。面对“三王”塑像，我双膝跪地，十分虔诚地磕了三个头，以示景仰追思之意！

祭拜完王通、王绩、王勃祖，走出庙门，天色已晚，我未能再到其他地方考证，便与老人家告别。老人家紧紧地抓着我的手，有点感伤地说：“咱们通化村王姓一支，人丁不旺，男孩少，女孩多，你以后可要常来啊！”我笑着说：“大娘，您老放心吧，如果有时间，我一定会常来看您的，您要保重身体！”

握别的瞬间，我发现老人家的眼睛里蓄满了泪水。顿时，一种亲人别离的感伤之情袭上心头，我的眼睛也湿润了。

二

时隔不久，我到襄汾县广播电视中心考评广播电视工作，顺便探望了山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三晋文化研究会会员、国际晋商研究会理事、襄汾县离休干部、曾被省文史研究馆授予“晋国史专家”称号的邱文选先生。

老人虽然年已86岁高龄，但依然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他随手从桌子上拿起一本《交流》杂志，递给我说：“友明，请你看一看我写的《“文洞墨香”与王通家世辨》一文，也许对你研究太原王氏的历史变迁有所帮助。”我即刻打开杂志阅读起来，当读到“其四代祖王虬，在南齐代宋后投北魏孝文帝任并州（太原）刺史时，家于河汾，即今襄汾西贾乡万王庄……隋开皇四年（584年），文中子始生于故里，即王通”这段文字时，我惊讶得像头顶炸了个响雷。

过了片刻，我又不禁窃喜：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原来，王通祖就出生在襄汾县的万王村。原先固守的王通祖故里在通化的信念，似乎有些动摇了。

初夏一日，为了对王通祖故里进一步加以求证，我利用双休日时间，和侄子王立贤一起，驱车襄汾，按图索骥。

由于邱文选先生的文中所说地点有误，我们大费周折，于下午五时许，才找到位于南贾镇最边缘的万王村。当我向村党支部书记尚新胜说明来意后，刚刚从地里干活回来的他，递烟又让座，十分热情。他以毋庸置疑的口气说：“王通，确实是我们万王人。过去，这个村子姓王的特别多，才起名叫万王。现在，村子里有700多口人，姓王的仍然很多。万王过去分为十家王，每逢年关或红白喜事，十家王都互相来往。王通庙和坟墓，原来就在村东南方向，可惜早就毁掉了。”

为了说得更清楚些，尚书记打电话把71岁的王中杰老人叫了过来。王中杰沉默片刻后回忆说：“从小，我就听爷爷说，这里就是文中子的家。记事起，村东南方向就有三间文爷庙（即王通庙），庙里还有文爷的泥塑像。西面几十米的地方就是王通的坟墓。小时候，我经常到那里去玩。这么多年来，一直有人盗墓，但没有发现什么值钱的古物。”

问起“文爷庙”和坟墓毁坏的年代，王中杰老人沉思良久，才有些伤感和气愤地说：“那是可恶的日本鬼子，在我五六岁的时候给破坏的。从那以后，那里就变成了地，种上了庄稼，遗迹慢慢也就没有了。”

伤感痛恨之余，我翻开了邱文选先生的文章：“隋仁寿三年（603年），王通已到二十岁弱冠之年，满怀济苍生之志，西游长安。隋文帝杨坚慕名召见王通，王通当殿向杨坚奏陈治世安邦《太平十二策》，论述尊王道推霸略治国安民的政见，谈古论今，运筹天下大事几如指掌之间。杨坚大喜称赞：‘天以生赐朕矣！’即将十二策付于公卿大臣议论，然诸臣嫉妒而不悦。王通恐遭诸臣嫉恨，遂赋《东征之歌》于殿柱，歌有‘怀古人之心兮，将兴太平之基，时异事变矣，志乖愿违。’遂逃归故里，隐居万王庄村南太和洞授业传徒，从事教书育人之业。杨坚见《东征之歌》后，惊讶而言曰：‘此圣人也。’曾谕旨四次征召，王通皆假称‘龙门人’，避躲不应。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杨广即位，又慕王通之才，再次宣召。王通又托病不应。因恐隋室加害受诛，便游学于集贤（今稷山）、通化（今万荣），设帐授课，并教诲受业弟子说：‘我周人也，家于祁……魏周之际，始家于河汾。故有坟垅，于兹四代矣’……大业十年（614年），杨广再以蜀郡司户之官职，十一年更以著作郎国子博士之职征召，王通皆辞却不受。十三年，杨广被杀于江都，时王通病重，召弟子薛收嘱曰：‘吾不起矣。’病七日而终，时年三十三岁。门人弟子数百人聚会商议，以其有‘千载而下，有绍宣民之业者，吾不得而让也’之大志大识，因世乱而不得用的宏图学说，取《易经》‘黄裳元吉，文在其中’之意义，私谥曰‘文中子’。并系麻设位，以礼归葬于故里太平万王庄郊。……文中子虽因设教于集贤、通化，其授业处有所变，但其故里依旧在太平县万王庄始终未变，事属昭然矣。……又考《太平县志·舆地志》：‘万王村，文中子祠墓在焉。’祠在村东，主体建筑有大殿3间，中有文中子塑像，墓在祠西。……惜祠、墓于抗战胜利前夕毁于日寇之手。然遗址犹存，历历可见。”

喝了一口水，我从包里掏出光绪版的《太平县志》，认真查阅起来。第四集确有许多关于王通祖的记载：

明邑令耿儒在《修文中子祠记》中云：“及受职任河津，乃有文中子设教遗址，其地有号为通化者、集贤者，皆当时授教之地也。及复任太平，又为文中子故里。”

儒学训导阎士骧在《重刊文中子中说序》中云：“太平龙门书院，文中子讲学地也。邑东南万王村，即古万春乡，其地有先生坟墓。”

明薛瑄有《过文中子祠》诗一首：“古人不可见，古俗宁复淳。依依万春乡，疏属连清汾。良时旷莫与，鸣鸟寂不闻。悠悠礼乐志，终与麋鹿群。颓波游东极，寒雪满西津。旨哉经世言，淆杂多芜榛。时无伊川子，此意将谁论。”

明邑令李浒亦有《谒文中子祠》诗曰：“清晓函香出太平，远来祠下拜先生。碑文剥落封苔藓，虚墓荒凉剩月明。千古云山凝眺望，一时人物赖陶成。可怜不见贤孙子，流得汾河一派清。”

卷十四《杂记志》中有载：“文中子土龛，在县东南汾水之西，龙门沟北，昔文中子读书于此，其洞深广二丈余，号文中子洞。白牛溪，在县东三十五里万王村，唐史称王文中居白牛溪，教授门人甚众。今其地有文中墓，墓旁有龙门沟。沟中虽溪流已绝，而流水古迹蜿蜒可寻，则所谓设教地也。忆昔之名白牛溪者即此。”

《陵墓》中有载：“隋文中子墓，在县东三十里万王村北。”

品读着《太平县志》中的那些诗句和资料，得知王通祖祠早已是碑文剥落、坟墓荒凉、苔藓遍布，心中不禁生发出一缕悲伤凄凉之感。

邱文选先生的文章和《太平县志》中的文字记载，均与王中杰老人的述说相吻合，便勾起了我们前往遗址一探究竟的欲望。看到我们如此虔诚，王中杰老人便亲自带路，把我们引到了王通祖庙和墓的遗址。

站在遗址旁的一个土堆上，我引颈张望，不远处就是弯弯的汾河。许是汾河水不大的原因，看不到涟漪，看不到波涛，却明明亮亮，平平静静，从万王村的脚下，缓缓地流向远方。

面对着缓缓流淌的汾河水，思考着悠悠逝去的沧桑岁月，我真有一种“人生如梦”的感觉！在王通祖庙和墓遗址，我们老王家照了几张合影，是想把先祖的遗址，永远留存在记忆的底片。

车行万王村口时，我们又恋恋不舍地背靠村庄留了一个影。那一刻，我的心中莫名地滋生了一种故土难离的感觉。

自此，在我的潜意识里，感觉襄汾县南贾镇万王村，应该就是王通祖的故里。于是，我写出《王通故里在襄汾》的文章，发表在2008年1月15日《山西日报》“黄河文化周刊”。

这一下可是捅了“马蜂窝”，再次把沉积多年的隋末大儒王通祖故里之争拉上了水面，在三晋大地引起了轩然大波。山西《发展导报》专门派出两名记者，深入采访，写出《王通故里论争，勘正还是勘误？》《万荣VS襄汾：王通故里之争》两篇文章，发表在2008年4月14日、15日《发展导报》“文化周刊”；万荣县“三王研究会”专门组织有关人员，撰写出《王通故里在通化》的文章，发表在2009年3月23日《山西日报》“黄河文化周刊”，反驳我的“王通故里襄汾说”。

看了文章，我暗自高兴，因为，真理愈辩愈明。说实话，我撰写《王通故里在襄汾》的文章时，心里也不是拿得很准，曾存有一丝疑虑。之所以要在《山西日报》发表出来，目的就是想引起一番争论，帮我进一步澄清事实。

打那以后，我就更加注意搜集有关王通祖故里和生平事迹的文章和资

料。

王通祖故里究竟是在通化？还是在襄汾？因时过境迁，考证确有难处。但是，经过多方反复考证，我认为，襄汾县南贾镇万王村，肯定与王通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里即便不是王通祖的出生地，也或是王通祖的暂住地，或是王通祖的教授地，或是王通祖后裔避难时的迁居地。否则，一个偏僻的乡村怎么会有王通祖祠、王通祖墓及与王通祖有关的景点？《太平县志》又怎么会重重地记载一笔？

至此，我突然想起了武则天神功元年（公元697年），龙门王氏遭到的灭顶之灾：那是因为受到綦连耀谋反案的牵涉，王通祖孙王勔、王勮、王助均被诛杀。其他子孙为防灭族之祸，纷纷四散逃命，偶有避难于太平县万王村者，繁衍生息。“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悄然逃到太平县万王村的王通祖后裔，怀乡念祖之心未泯，遂在此建祠、修墓，以纪念先祖王通祖，皆有可能。

故而，可以说，太平县万王村（今襄汾县南贾镇）虽不是王通祖故里，也许是王通祖后裔的避难之地。

临汾古为平阳府，当年管辖范围是蒲、解、绛、霍、吉、隰6州28县，为全省最大之府。原河津县（今万荣县）通化镇通化村，便归属平阳府管辖。从这个意义说，王通祖后裔不论迁居于何地，根在平阳是确凿不移的。

三

2011年，刚刚过完春节，我便装满一腔追思之幽情，和侄子王立贤再次去了一趟通化村。

那天清晨，大地飘浮着一层水雾，沿途的城市和村庄被烟霭弥蒙着，好像沉浸在水里，能见度不到50米。就这样，我们披着浓重的雾气，小心翼翼地驱车170余公里，走进了“老家”通化村。

这次去通化村目的，就是想再好好地探寻和追思一下真实的历史，留下一些珍贵的照片资料。我从河南洛阳族人王彦魁那里，得知了通化村族人王中的电话号码，便提前打电话给他，说明了前去的意图，并告知了几个人。

因而，我们一到他家，王中先生就把热气腾腾的蒸饺端上桌来，让我们吃。他笑着说：“听说你们要来，我们可高兴了，天还不亮，我和老伴就起来包饺子。”我受宠若惊地说：“王老师，真的是打扰您了，进门就吃饭，多不好意思啊。”王中和老们嘿嘿一笑说：“咱们可是一家人，千万不要客气啊！”蒸饺特别大，味道很鲜美，我吃了两个，就有点撑了。感受着王中和老伴的纯朴盛情，我十分感动。

吃完饭，我们围坐在一张圆桌上，研究了一番家谱资料。王中，是王通后裔，大学毕业，机械工程师。曾在工厂工作，任副厂长职务。退休后，收集整理了《中说》《王文中子中说初译》《东皋子集》《王子安集》《元经薛氏传》《河汾通化王氏家谱初稿》等珍贵资料。我把那些资料拷贝到U盘，又把我新近撰写的《太原王氏源流探析》书稿拷贝到王中先生的电脑上，便跟随王中先生去瞻仰王通祖庙。

在庙门口和正殿内，我们老王家照了几张合影。面对“三王”塑像，我们自然又是一番虔诚地叩拜。

在“三王”塑像前，王中先生向我讲述了王通祖的生平事迹：王通祖，字仲淹，生于隋文帝开皇四年（公元584年）。

据说，父亲王隆（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为其卜卦，得“坤”之“师”，祖父王杰（安康献公），认为他未来“必能通天下之志”，于是取名王通。其家世精儒学，自南朝宋、北魏至隋，共经六朝，皆曾出任国子学博士。祖上本居于祁邑（今山西省祁县城赵乡修善村），因遭“愍怀之难”，举家于北魏孝文帝时适居河汾。六世祖王玄则精通儒学，曾任宋太仆与国子博士，学问高深，声名极著，为江左子弟尊为“王先生”。父亲以学术见长，曾任铜川县令，为国学博士。

从小就受到儒家修齐治平思想薰陶的王通祖，年纪轻轻就形成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浓厚的建功立业意识。他秉承家学，精习《五经》，复得名师指授，曾“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华”，颖异勤勉，名动一方。有不少人相从问学。

传说，王通祖15岁时便开始从事教学活动，18岁时参加本州科举，以射策中秀才。有“四方之志，游历访学，刻苦读书，“不解衣者六岁，其精志如此。”学问大有长进。

王通祖处于儒佛道三教争衡碰撞的思想动荡时期，传统儒学教育的正统地位受到严重威胁，而且儒家思想本身也出现陈旧和僵化的现象。

为了振兴和发展儒学，王通祖认为一味地排斥佛道并非良策，而应探索一条融汇三教的合理途径。为此，他明确提出了“三教可一”的主张，以积极的态度吸收佛道思想及方法之长，为儒学的改造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养料。

在哲学上，他提出以气、形、识分别作为天、地、人的特点，含有一定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在自然观上，他对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说及后来的谶纬神学进行了抨击，在一定程度上使汉代以来神学化的儒学向理学天理论转变，成为“前理学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历史观上，他以“道”的主宰取代了“天”的主宰，成为理学天理史观的前奏；在伦理学上，他较早提出“穷理尽性”和“主静”的修养方法，对唐代儒学，特别是宋替代学有着极重要的影响，开了理学某些重要概念范畴，治学方法以及修养方法之先河。

王通祖十分注重教材、教法等方面的改造与发展。他一生著述颇丰，在隐居教授之余“续孔氏《六经》近百余类”（王绩《游北山赋》自注），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经学辅助读物。所论虽然在大的框架上未出孔子思想的范围，但在思想内容上确有不少新的见解，特别是注意了历史变迁给社会各方面带来的变化，读后可以开阔思路，从多角度深入地钻研问题。

首先，在教法上的改进。王通祖认为，教学和研究必须要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并可以不断充实和改善教材的内容。否则，不纵观历史和现实的全面，只限于一孔之见、一家之言，不变通而只钻牛角尖，就会在治学和教人时处处碰壁。

为了适应他自己提出的“三教可一”思想，在教学中他注意吸收佛、道等其他教派和学派的思想，以佛道的某些可借鉴的内容来丰富和充实儒学，调节思想界长期以儒学为一统的单调乏味的情况。

其次，在教学中，王通祖注重因材施教与兼收并蓄。对于不同的学生，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他的讲说和论证就会有所变化。因人而异地加以解释，效果是很好的。

他坚持把求学的重点放在在野的学者、隐士以及佛道高人之中，从他们的各家之言里吸取营养，丰富自己的思想，充实自己的教学。通过这种兼收并蓄，就可以适应各种各样学生和朋友所提问题的挑战，在论道教学之中立于不败之地。

再次，王通祖提出了穷理尽性的道德修养方法。在一生为振兴儒学奋斗的同时，他非常重视道德伦理方面的建设，尤其重视道德修养问题，并提出了有关的原则和方法。

在他看来，人的道心即是人类性善的本源，由此善性便可派生“仁、义、理、智、信”五常。在道德修养方面，王通极力提倡“穷理尽性”的理论，把“知命”→“穷理”→“尽性”看作一个完整的修养过程。

此外，王通祖还提出了与“穷理尽性”相一致的其他修身要求，即主张“正心”、“诚”、“静”、“诫”、“敬慎”、“闻过”、“思过”、“寡言”、“无辨”、“无争”等。

王通祖有关道德修养的主张是其为实现王道而进行的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他儒家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其中的不少概念和提法是有创造性的，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影响，并为后世学者广泛地借鉴。和一般佛、道之人不同，王通祖并非不识人间烟火之徒，而是比较实际的学者。他所提出的理论既有时代特点，又可避免偏差。

王通祖在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后来成为理学思想的观点、范畴和命题，为隋唐儒学从传统的汉魏南北朝经学和玄学中脱胎出来，成为探讨新问题、运用新方法、适应时代需求的“新儒学”，打下了多方面的基础。

王通祖思想的产生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不仅顺应了国家统一，民心思治的历史趋势，而且在思想上接受了孔孟以来的儒家传统和佛道的某些主张。

听完王中先生的讲述，我心潮起伏，一股崇敬之情蓦地涌上心头。我以仰望的姿态，面对“三王”塑像，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

走出王通祖庙，我们驱车直奔村北的王通祖墓。通往墓地的路，全部是田间土路，路面窄而坑洼不平，小车驶过，后面便卷起一股烟尘。

冬日的田野是静寂的，小路两边，没有成行的树木，偶有一两棵，也是枝头光秃秃的，只有几片枯黄的叶子，随着寒风翻飞，显得极其沧桑悲壮。唯有那不规则的一小块一小块绿茵茵的麦苗，像是给田野铺上了一层绿色的地毯，为肃杀单调的冬日，平添了一抹亮色和生机。

车行2.5公里，我们便来到了紧靠小路边的王通祖墓地。只见旷野上仅有一座用青砖砌起的两米多高的墓碑楼，碑楼内镶有石碑一通，正面书写着“隋儒王文中子墓”七个白色大字，背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难以辨认了。碑楼后是一个又窄又长的大土堆，厚厚的枯草覆盖在上面，一派苍凉萧疏，我的心不由得一紧，隐隐地疼痛起来。转念一想，自从王通祖故去至今，已经历了1394年的风雨侵蚀，坟墓依然能够保存的这样完好，也算是一种幸运了。这样一想，心便释然了。再一想，一代大儒留给我们家族的是引以为荣的骄傲和自豪，更感到由衷的欣慰了。

沿着时光的隧道，我的记忆又进入到一千多年前的隋末时期。王通祖隐居河汾的十余年间，尽管朝廷曾经四次征召，他均不应，不是他无意于天下，而实在是未遇其时。这一点，王通祖异常清醒，他说：“治乱，运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穷达，时也，有行之者，有遇之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一来一往，各以数至，岂徒云哉？”就在他三十三岁那年，隋炀帝江都遇难，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他意识到澄清天下的机会来了，可是他却卧病在床，不得不含泪道：“生民厌乱久矣，天其或者将启尧、舜之运，吾不与焉，命也。”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五月甲子，王通祖卧病身亡。

同一天，李渊于太原兴兵起义。

王通祖的确是隋朝大儒，是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与宋明理学之间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

其孙王勃祖在《倬彼我系》中说：“伊我祖德，思济九埏……其位虽屈，其言则传。”

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说：“在隋朝诸儒，唯（王）通能明王道。”

宋代理学中道学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程颐盛赞王通说：“隐德君子也。当时有些言语，后来被人傅会，不可谓全书。若论其粹处，殆非荀(卿)，杨(雄)所及也”。

时人邵博亦记载：“程伊川亦曰：文中子格言，前无荀卿、杨雄也”。将王通的地位摆在荀卿和杨雄之上，直承孔孟，充分肯定了他对儒学发展作出的贡献。

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称赞说：“王通极开爽”、“王通见识高明”。另一位代表人物陆九渊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孟子之后，以儒称于当世者，荀卿、扬雄、王通、韩愈四子最著。”

明代著名心学大家王阳明对王通也极为赞赏，认为王通是远远超过韩愈等人的“贤儒”。据《传习录》记载，“(徐)爰问文中子、韩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他认为《续六经》“未可尽非”，若不是王通早逝，定可“圣人复起”，对儒学作出更大贡献，明确了王通的重要历史地位。

王通祖在世时被人称作“王孔子”、“王圣人”。他读书教书的地方临近河汾，后人便称此为“教授河汾”，也称王通祖的学问思想为“河汾之学”。由此可见，王通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非同寻常。现在，在台北孔庙和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东庑中，至今均供奉有先儒王通祖的牌位。如此才华横溢的王通祖，却英年早逝，不能不令我深深地惋惜和痛心。

王中先生告诉我说：“当地人都管王通祖墓叫‘圣人坟’，每年春节、清明节等大的节日，王家人都会来这里拜祭。”我由衷地说：“应该拜祭，因为王通祖是咱们王家人的骄傲！”

说完，我们扑通一下跪倒在了王通祖的墓碑前，郑重地磕了三个响头。

站在王通祖墓地，我纵目远眺，巍巍吕梁山像一条长龙，时隐时现；七拐八弯的汾河水，静静地流过；滚滚黄河水，就像一条黄色丝带，缠绕着这片沃土。我不禁感慨：“这里真是一片先贤圣哲辈出的风水宝地啊！”

离开王通祖墓地，我们便驱车前往坐落在通化村偏东部的“三王”亭。

“三王”亭，也叫享亭。据说，这里是王通、王绩、王勃祖经常读书的地方，有《重修通化享亭碑记》为证。

享亭是木质结构的四角亭，四角上翘，亭脊上雕刻有花木鸟兽，栩栩如生，蕴含着深远流长的隋唐文化意味。

目视着结构精巧的享亭，蓦然间，王通、王绩、王勃的朗朗读书声，穿越千年时空，传进我的耳鼓。

久久地徘徊于享亭边，追思着王通、王绩、王勃祖的丰功伟绩，我的胸中泛起一种流连忘返的情愫。

在恋恋不舍中，我握别了王中先生，心底深处却又涌出一缕凄酸的感觉。

出了通化村，穿过公路西行不远，我们来到了王通学校。

学校坐北朝南，是一所公办的中学，因处于放暇时期，校园内异常安静。可我的心情却不平静，面对教学楼前王通祖的半身塑像，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信步校园，我发现右侧有王绩祖的半身塑像，左侧有王勃祖的半身塑像，我均深深地三鞠躬，表示景仰和敬意！

来到学校南侧，我看到墙壁上，悬挂有王通祖故事牌，简要记载着王通祖的生平事迹。我们一点一点地观看，一点一点地记录，一处一处地拍照。我由衷敬佩万荣县“当家人”的聪明之举，能够充分利用“三王”的文化效应，进一步把教育工作做大做强。

最后，我们又驱车来到万荣县文化广场，这里依然有王通、王勃祖的半身塑像。我不禁感叹：“万荣县委、县政府，真是把‘三王’文化体现得淋漓尽致啊！”

在这次探寻王通祖的点滴痕迹，追思王通祖丰功伟绩的过程中，我思想上产生了一个坚定的想法：王通祖故里在通化，不在襄汾！

四

从万荣县返回家后，我立即取出《河津市志》《万荣县志》，翻阅起来。

光绪版《河津县志》载：“文中子故里在县南通化村”；“文中子墓在通化村东北。”

新版《河津市志》在“概述”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述：“河津文化发达，名人辈出。隋代大儒王通，幼而好学，博通经史，弱冠之年，怀抱救国之志，曾漫游长安，向隋文帝敬献《太平十二策》，陈述他的治国方略。后因未果，返回故里，潜心教育，受诲者达千余人。魏徵、房玄龄、杜如晦、李靖等一代名士皆出其门下。其弟王绩、王度皆有文名，其孙王勃，更是少年成才，能诗善文，被誉为“初唐四杰”之一。”在卷三十七“人物”第一章“人物传”中，有王通、王绩、王勃的生平和功名介绍。

《万荣县志》第二十八卷“文化”中，有王通、王绩、王勃的著述记载；第三十六卷第一章“人物传”中，有王通、王绩、王勃小传，皆称其故里在通化村。

在网上，我又查看了原河津市政协委员、万荣县“三王”（王通、王绩、王勃）研究协会主席苏振宏先生（已故）对王通祖故里的看法。

他说：“我们肯定说，原太平县万王村虽不是王通故里，却是王通近族逃难徙止定点里居。”

苏振宏还这样解释说：“据《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六》记载，公元697年正月，有人密告冀州刺史刘思礼与洛州录事参军綦连耀谋反，武则天命武懿宗去查办。武懿宗过去曾答应刘思礼只要他‘广引朝士’就免其死罪。凡平时得罪过武懿宗的人，武懿宗都让刘思礼检举揭发。结果，刘思礼检举宰相李元素、孙元亨及王勃兄泾州刺史勔、弟监察御史助等凡36家，皆海内名士，都被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皆族诛之，亲旧连坐流窜者千馀人。’‘王勔、王勮、王助皆王通次子王福畤之子，均括于族灭的三十六家内，……一旦案发很难幸免……但不见得通被逮捕受刑，事发闻风趋避者有……而万王村位当曲沃、新绛、太平三县交界处，早年建村于崖下，易于匿迹敛声。’‘王通后裔怀乡之念未泯，为图精神慰藉……遂将该村村东一土沟壑名之为龙门沟，其余文中子读书洞、培墓、建祠无论时间早晚，归根结底是眷恋乡情、崇仰圣祖。’当紧张空气缓解后，则王氏原初近逃者，即可探风还乡，通化村迄今仍有王通后裔者，根因正在于此。”

我又前往襄汾县，索要了一本2011年4月由《方志出版社》出版的《襄汾县志》，查阅了有关王通祖的资料。

第三十五编“丁陶文化”第四章“著述”第一节“古代著作”中，有王通、王绩、王勃祖的著作记载，称其为唐太平万王人。

第四十一编“人物”第一章“人物传”中，为王通祖立了传，称其出生于太平县（今襄汾）万王村王族世家。

可我查阅旧版《襄汾县志》时，对王通、王绩、王勃祖的情况，却没有一个字的记载。显然，王通、王绩、王勃祖的资料是新版《襄汾县志》加上去的，不足为信。

至此，我依然觉得心里不踏实，便又找来了清康熙版·孔尚任总纂的《平阳府志》，详细翻阅。

卷十“祠祀”“河津县”条中，有“文中子祠在县南三十里通化村。明嘉靖十七年建。三贤祠在县治西南。祀卜子夏、司马迁、文中子”的记载。

卷二十“宦绩”中，有“王隆，龙门人。文中子父。开皇时为昌乐、猗氏、铜川三邑令，有善政，祀名宦”的记载。

卷三十一“古迹”“河津县”条中，有“文中子故里，县西南三十里通化村。所谓疏属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庐在，可以避风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即此地也。又太平县亦同名”的记载。一个“又”字，让我看出了端倪。

另外，我还查阅了清光绪《山西通志》。卷167《裥庙》河津县条有“文中子祠，在县南三十里通化村”的记载。《辞海》之中，亦有王通“绛州龙门人”的记载。

抱着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我于不久前，又第三次去了通化村。一番详尽考证和追思之后，我更加坚信：王通祖故里在通化。

这个问题弄清了，我觉得能够坦然面对先祖，坦然面对族人了，心里一下子畅快了。可想到对现存王通祖遗迹的保护和对王通祖遗志的继承，以及对王通祖思想体系的弘扬与拓展问题，我的心情又不由得沉重起来……

文字：　　王友明

编辑：　　姚普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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