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是中国文化最古老、最神秘的经典，大概成书于商末周初，一般认为是周文王姬昌在被纣王囚禁时所作。最早系统解读《周易》得大概是孔子，孔子50岁时开始学习《周易》，孔子及其门徒弟子作《十翼》对《周易》进行解释，认为其中包含丰富的儒家哲理，并将《周易》作为儒家经典六经之一，尊称《易经》。孔子奠定了后世《周易》研究的主基调。普遍认为《周易》原本为上古时的卜筮之书，经周文王整理和注述而成书，是孔子及其门徒弟的解释使《易经》的文辞发生了质的提升。后世儒家学者将孔子与始画八卦的伏羲、周文王合在一起尊称为“易更三圣”。
《周易》真是上古时的卜筮之书吗？绝不可能，因为：
（1）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看，商朝占卜主要是吉凶、是否，远没有达到“《周易》六爻”所谓的神算水平。
（2）商朝是一个神权至上、神权王权合一的社会。周文王身处商末，如果他敢说或有人传说他的《周易》能占卜，那周文王绝对会被认为是在公开和商王叫板，争夺天神的代理权，明目张胆挑战商王王权。结果周文王必将会遭到无情地镇压。
（3）郭沫若认为“周人根本在怀疑天”，周朝已开启中国的理性社会时代，那样周文王就不可能去写占卜类书，周人也不可能对占卜的书推崇备至。
（4）如果《周易》原来是用来占筮，那么为什么其占筮方法却不见后世采用和推广。
（5）《周礼·春官》记载，“凡卜筮，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这也就是说，周朝时占卜也不是很准确。《周易》被后世敬若神明，被认为是天人之际，而周朝后期人们还认为占卜不准确，于理不合。
（6）占卜的最大功能是决断。如果说《周易》是临事占卜用，那么每卦结果将有六十四种可能性。这让人如何决断？
（7）周文王之子周公在建洛邑之前为确定建造位置，对各候地址也是逐一占卜吉凶。如果《周易》是占卜书籍又被推崇备至，为什么放着《周易》不用，而劳心费力逐地占卜？，不怕人说闲话吗？
（8）如果周文王编著的《周易》是占卜算命之用，而周文王之子周公和召公却都认为“天不可信”，那么他们父子之间的思想就有很大反差。如此周公和召公还对周文王大加赞颂，实在让人无法理解。
（9）“上恃龟筮，好用巫医，则鬼神骤崇”，如果周文王喜好占卜，西周一定会有很多臣民跟风喜好占卜，西周并没有嗜卜的风气。
想当然地认为《周易》是卜算命之书可以说是漏洞百出，是孔子及其门徒根本就没看懂《周易》而妄下的错误结论。儒家认为《周易》包含丰富的儒家哲理，大家也不必过于认真。周文王占据商殷三分之二天下，表面上仍服从商王，明明是周文王为减少与商殷直接冲突损失而采取的计谋策略，在孔子看来却是 “周之德”，而且是“至德”，可见孔子对仁义道德的痴迷，已达到人有亡斧者的程度。在孔子眼里，象周文王这样的圣贤无论采用怎样的智谋，看到的都是静态的仁义道德。
那为什么人们会将其看成是卜筮之书，或许从下面两件事可以看出端倪：
其一是《说苑·权谋》关于商朝开国君王成汤伐桀的故事：成汤打算讨伐夏桀王，军师伊尹献计说：先停止给桀王纳贡，试探下他的反应。结果桀王大怒，召集各部族九夷之师来讨伐成汤。见此伊尹说：机会未到，桀王尚能调集动九夷之师，这是我的失误。于是成汤向桀王请求臣服谢罪，再次缴纳贡品。第二年成汤又不纳贡，桀王再次大怒，起九夷之师，但九夷之师未听从调遣。伊尹看到桀王已众叛亲离，说：可以讨伐了。于是成汤兴师讨伐，将桀王击溃，推翻夏王朝取而代之。
其二是《史记》周武王观兵孟津的故事：即位九年，周武王东进挥师至于孟津。他自称太子发，奉周文王讨伐纣王。武王告诫诸将要小心用命，自己会按功决定赏罚。当时，自发而来会盟的达八百诸侯，诸侯都说：可以讨伐商纣王啊。而武王分析形势说：你们不知“天命”，还不到讨伐的时候。于是撤回军队。
对比以上两件事，我们可以看到，武王观兵孟津和成汤阻止纳贡很相似，都是在决战前试探旧王朝的虚实，只不过周武王做的更决绝，采取武装反叛，没给自己留后路，但也更能看出诸侯对自己的态度，这应该与当时周族“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强大实力有关。联想到《尚书•召诰》周公“我不可不监（借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的言论，有理由认为周武王所谓的“天命”实际上是对当时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判断结论，其做法与商朝成汤和伊尹有神相似，只不过说的有点故弄玄虚罢了。
基于以上原因，我认为《周易》绝不可能是占卜算命的书籍。说用《周易》算命的只不过是后世拉大旗作虎皮而已，我们决不可听信。
另外，既然《周易》不是占卜算命的书籍，它必然有它自己的思想内容，那些连《周易》符号都没搞明白的儒家妄称它是在宣扬儒理，我们也不可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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