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乩（fú jī），是中国道教的一种占卜方法，又称扶箕、架乩、扶鸾、挥鸾、飞鸾、拜鸾、降笔、请仙、卜紫姑等等。在扶乩中，需要有人受到神明附身，这种人被称为鸾生或乩身。神明会附身在鸾生身上，写出一些字迹，以传达神明的想法，做出神谕。信徒通过这种方式，与神灵沟通，以了解神灵的意思。
扶乩时必须有正鸾、副鸾各一人，另需唱生二人及记录二人；合称为六部（三才）人员。运用一Y字型桃木和柳木合成的木笔，而在预设的沙盘上，由鸾生执笔挥动成字，并经唱生依字迹唱出来，经记录生抄录成为文章诗词，最后对该讯息作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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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扶乩得到的结果，都是极为古典的诗词或文章，那些讯息是由神明发出的。一般来说，道经的撰写，或与神仙的问答都常采取此法，现在流行的善书如《地狱游记》、《天堂游记》、《阿鼻地狱游记》和《新阿鼻地狱游记》等都是扶乩的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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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珂的《清稗类抄》中对扶乩的描写
"术士以朱盘承沙，上置形如丁字之架，悬锥其端，左右以两人扶之，焚符，神降，以决休咎。即书字于沙中，曰扶乩，与古俗卜紫姑相类。一曰扶箕，则以箕代盘也。"
扶乩的记载最早见于刘宋刘敬叔的《异苑》：时人通常在正月十五，在厕所或猪栏边迎紫姑神，凭偶像的跳动，卜未来蚕桑。
宋代沈括《梦溪笔谈》也有提及扶箕，当时迎厕神紫姑已是风尚，降神日期亦不只限于正月十五晚。
到了宋代降笔的不限于神仙、道士，也可是古代名人，洪迈的《夷坚三志》‧壬卷三《沈承务紫姑》写召迎紫姑之法：“以箕插笔，使两人扶之，或书字于沙中。”扶箕渐成文人闲暇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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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紫姑卜信仰仍普遍，盛行于士大夫之间，崇祯八年六月叶绍袁曾为亡女叶小鸾招魂，当时文学大家钱谦益亦在现场，后来钱谦益曾记录小鸾“矢口而答，皆六朝骈俪之语”。明末清初诗人方文的《嵞山集・续集・徐杭游草》附有潘江《和方文降乩诗》。清初的金圣叹，除了文艺活动外，扶乩更是其所擅长，一样被钱谦益认证。
在《红楼梦》第九四回：“我在南边闻妙玉能扶乩，何不烦他问一问？” 清 昭连 《啸亭续录·彭氏科目之盛》：“余素恶扶乩之事，以为假鬼神以惑众。”
而鲁迅的《花边文学·偶感》也有出现扶乩：“五四时代，陈大齐先生曾作论揭发过扶乩的骗人，隔了十六年， 白同先生却用碟子证明了扶乩的合理，这真叫人从那里说起。”
清朝《阅微草堂笔记》记载扶乩之事不下百次，作者纪昀本人则表示了一定的思考与怀疑：“惟扶乩一事，则确有所凭附，然皆灵鬼之能文者耳。所称某神某仙，大属假托；即自称某代某人者，叩以本集中诗文，亦多云年远忘记，不能答也。其扶乩之人，遇能书者则书工，遇能诗者即诗工，遇全不能诗能书者，则虽成篇而迟钝。”与纪昀同时期的江南才子袁枚，其书《子不语》中亦不乏扶乩事，如其中名篇“关神下乩”，记叙了关帝君借由乩笔，以幽默的口吻，责备士人不够尽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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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中期名臣叶名琛之父叶志诜笃信道教，爱好扶乩，叶名琛特建长春仙馆（今广州市应元路市二中附近），供奉著吕纯阳、李太白二仙，事无大小都要问于乩手。第一次英法联军之役叶名琛亲自扶乩，得吕洞宾语“十五日后便无事”，因此既不与联军交涉，也不防守，最后战败被俘，时人讥之“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六不总督”。箕仙不单预告事情，更能与文人对唱。近代文学家巴金在《家》《春》《秋》中写道：“觉新由于思念亡妻作扶乩，所思之事得以慰籍。如今扶乩已近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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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以来，也有人以言语试探扶乩真伪之记载。清朝纪晓岚《槐西杂志》里曾有记载，汪旭去看扶乩，乩童自称张紫阳，有人以张紫阳所作之《悟真篇》问道，乩仙只答：“金丹大道，不敢轻传”
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十记载：“海宁陈文勤公言：昔在人家遇扶乩，降坛者安溪李文贞公也。公拜问涉世之道，文贞判曰：‘得意时毋太快意，失意时毋太快口，则永保终吉。’公终身诵之。”由此可见，扶乩有时并不全是迷信的。扶乩在明代最流行。《山西通志》记载：“太原府纯阳宫在贡院东天衢，明万历年建。凡起造规划，偕仙乩布置。内八封楼、降笔楼，亭洞幽雅，俱非人思意所及。即对额皆乩笔所题，碑记乃李太白乩笔也。用醉翁亭体，文甚奇俊。”乩仙成了建筑师，李白成了乩仙，亭宇成了扶乩的产物。
可见扶乩还教人们如何处世，戒贪、克淫，以谨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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