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著名汉学家魏斐德先生所著《大门口的陌生人》，发现书中一则骇人听闻的历史片段：
“公元758年，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攻击、蹂躏了这座城市（广州）。
“一百多年后……黄巢让他的部下抢掠、焚烧了这座城市（广州）。总共有12万外国人被杀，广州城几乎被毁灭。”
魏斐德著《大门口的陌生人》
这段并不详实的描述让我注意到了三个信息点：第一，广州城在唐代曾遭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洗劫；第二，唐朝末年，广州城又几乎被屠城；第三，唐朝年间，一座人口总数20余万人的广州，竟然有12万外国人？
这到底怎么回事？查阅《旧唐书》和《资治通鉴》，果有其事：
“癸巳，广州奏大食、波斯围州城，刺史韦利见逾城走。二国兵掠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见《资治通鉴》卷二二0）
“癸巳，广州秦大食国、波斯国兵众攻城，刺史韦利见弃城而遁……”（见《旧唐书》卷十《肃宗纪》）
那么，当时的广州哪来那么多外国人呢？事情还得从广州崛起为一座商贸城市说起。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重要的城市，有的以政治中心闻名，比如汉唐都城洛阳、长安，明清两代定都的北京，六朝古都南京，又或者，以文化而名扬四海的苏州杭州扬州。而广州，但凡谈及它，谁都知道，它以商贸闻名天下。
不过，说起广州的通商贸易，很多人会误以为是1840年英国人炮轰中国国门之后，清王朝不得已开埠通商，于是广州成为封闭的天朝上国的南大门，从此一崛而成中国最重要的商贸城市之一。
事实上，广州的商贸，要从公元公元7世纪说起。我们知道，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商贸最发达的王朝，最为今人所知的就是丝绸之路，经长安、出玉门，到中亚、西亚，一直抵达地中海诸国，乃至罗马。
但是呢，广州是中国通往东南亚的大门，所以，对唐朝来说，尽管广州同中原之间横亘着一连串的高山，唐王朝依然打通了梅岭、建立了通畅高效的驿道，于是，广州的贸易突飞猛进，其中就包括能让岭南的荔枝一骑红尘妃子笑。
最了不起的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茶叶、瓷器，以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为起点，从这里运出国门，漂洋过海，抵达抵达南洋、阿拉伯海等国家，同时呢，阿拉伯人、犹太人、锡兰人、印度尼西亚人、波斯人，他们也把印度、波斯等国的宝石、木材、药品，香料贩卖到东土大唐。
所谓开元盛世、物华天宝，无数外国冒险家、商人、旅客，纷至沓来，据史料记载，唐朝年间，广州城内的外国人口，很可能比中国人还多。这中间，主要是大食、波斯商人多来唐经商。于是，就有了《旧唐书》记载的：大食、波斯两国兵围广州城，广州刺史韦利见弃城逃跑。两国兵遂入城大掠仓库，焚烧房舍，然后乘船浮海而去。
又过了一百多年，唐王朝政权行将就木，黄巢叛乱，一举攻陷广州，杀人如麻的黄巢命令手下大肆屠杀广州城内的外国人，一时间，回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穆斯林教徒被杀者达12万人。由此可见，唐朝年间，广州城内的外国居民人口比例之大，更从侧面说明，广州在唐朝的商业之发达。
然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唐朝年间，广州城发生的大劫难、大屠杀，并不是终结。类似这样的血腥杀人，至少还有两起：
“1650年秋末，清军突破明朝在广东和广西的防御。11月24日，尚可喜终于攻克广州，他使这座城市（它顽强地坚持了八个半月）遭受一次可怕的大屠杀。”（《剑桥中国明代史》）
魏斐德在《大门口的陌生人》一书里援引史料，写道“人们怎能忘记1650年对广州长达11个月的围城？怎能忘记鞑靼军队终于用大炮攻破城门，他们狂怒的血腥报复杀死了十余万人？”
这便是对岭南历史发展影响深远的大屠杀事件，史称广州“庚寅之劫”，其惨烈程度，不亚于“扬州十日”。
无独有偶，清朝咸丰四年（1854年）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广东爆发了天地会叛乱，因叛乱者头戴红巾，故又称红巾军，1855年，红巾军从水陆四面围攻广州近三个月之久，广州城沦为一座孤城，在越秀山五层楼督战的两广总督叶名琛被吓得“一夕数惊”。清政府调集江西、福建、湖南、浙江四省兵力围剿叛乱，到1855年夏天，两广总督叶明琛下令士兵将叛军：“悉数歼擒，搜捕净尽”，“务期净绝根株”，据史料记载，仅广州城就斩杀俘虏七万人以上，死尸堵塞了河流。叶名琛甚至得意洋洋地称亲自下令杀了10万“叛匪”，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将“这群人斩尽杀绝”
骇人听闻至此！
然而，又有几人记得广州城内一度血流成河呢？或许只有外来游客走到广州东山区，看到一个叫发场地的地址，心生疑惑，此地为何叫“发场地”呀？殊不知，一百多年前，此地正是杀人魔王叶名琛行刑处——“流血长渠，无头尸体，纵横遍地，时值盛夏，尸体腐烂，空气腥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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