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林出来，没想到之前送我们过来的那位小面包司机还真在门口等着呢。看天色尚早，我们决定再去看看周公庙。对于我们的游览意向，小面包司机好像不太认同，但欲言又止，估计是怕丢了生意。孔林到周公庙只有两公里多一点，小面包司机收了我们20块钱，多少都不和他计较了，携妻带女出来，就是图个方便、快捷。
周公庙门前很是寥落，除了几位晒太阳的老者，没有一个游客。售票处找不到人，一位晒太阳的老先生告诉我需要到旁边的一座小房子里去找人。小房子里只有一位工作人员，对我的到来甚至还有些诧异，在抽屉深处翻出一叠门票。门票和“三孔”的门票样式相同，50块一位，有点小贵。售票员同时兼检票员，一人多责，看样子这个景点真是少有人来。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的四子，武王的同父异母弟。其在辅佐成王东征灭掉伙同武庚叛乱的奄国之后，受封于奄国故土，也就是“少昊之墟”。因周公需要留在成王身边辅佐，周公长子伯禽代父就封，建立鲁国，都城即设在今天的曲阜。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周公的知名度要远远逊于孔子。说起周公，人们首先会想到“周公解梦”，想到算命先生。而实际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周公是具有非常崇高地位的。西汉初年大思想家贾谊如此评价周公：“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春秋以来，直至唐高祖一朝，周公一直被奉为圣人，地位在孔子之上。唐玄宗时期，周公的地位突然被孔子所取代。究其原因，恐怕和周公功高盖主、并曾一度代成王称王有关，因为自负的李隆基不可能喜欢这样一位雄才大略、功德均在君主之上的辅政者。
曲阜周公庙位于鲁国故城遗址内，其前身为鲁国太庙。太庙本为天子规制，但因周公辅佐周王功勋卓著，成王在周公去世后，特许其子伯禽在鲁国设立太庙、“郊祭文王”、并祀周公，“奏天子礼乐”。此为曲阜周公庙之始。由于没有直接的文献记录，鲁国太庙建立的时间只能依靠各种旁证来推断，一般认为在鲁公十四年（约前十一世纪末），距今有3000多年的历史。汉、唐两代均有帝王到周公庙亲祭。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真宗追封周公为“元圣文宪王”，并在鲁国太庙旧址上重建周公庙。清顺治年间，曲阜世职知县孔胤淳曾主次周公庙扩建。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对周公庙进行大规模增建，使周公庙达到历史上鼎盛时期。
曲阜周公庙整个建筑群大致呈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共有三进院落。大门为一座四柱三间三楼木质坊门，始建年代不详，现存建筑系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重建。坊额“棂星门”三个金漆大字，古朴、敦厚，很有历史感，当为他年旧作。但头脑里突然觉得这三个字似曾相识，找出孔庙“棂星门”的照片仔细对照，发现此“棂星门”与彼“棂星门”为同版，应属互相借用，而孔庙“棂星门”的书写者可是乾隆皇帝。
和大门旁晒太阳的老者们搭话的时候，就注意到大门前偏东立有一通碑身已经折断但又修复的“辇路”碑。辇路碑和下马碑相类似，也是提醒官员人等至此下马落轿，以示对尊者的恭敬。门前广场上与“曲阜鲁国故城”标志碑并排，有一通黑色大理石碑，走进一看，发现上面镌刻的就是前文提到的“鲁国之图”。这幅图对城郭、殿宇、山川、河流的描绘非常详细，图注清晰，是一份非常宝贵的鲁国历史地理图。
在第一进院落的东西两端，各有一座建于明嘉靖三年（1524年）的四柱三间冲天式石牌坊，东坊额为“经天纬地”，西坊额为“制礼作乐”。前者是说周公有治理天下的经世之才，后者是说周公有制定礼法的旷古之功。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周公之所以更被推崇，应该和他既有前无古人的思想贡献，又有成功的治国安邦实践有关。相较于周公，孔子一生基本为“述而不作”，以古人的思想精华为我所用；坐而论道，很少有机会去进行政治实践。周公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而孔子更像一位出色的大学教授。
走过一段林荫蔽日的青砖甬道，即来到了第二道门“成德门”。
“成德门”建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面阔三间，悬山顶，明间辟门。
东西次间内各立有一通明碑，东面这通碑上记载了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曲阜县为周公庙始置祭田祭器的情况；西面这通碑是明嘉靖年间整修周公庙的记事碑。
第二进院落中最显眼的建筑是康熙御碑亭。
“御制祭周公庙文”碑
相比孔庙中御碑亭的比肩接踵，周公庙中的这座一枝独秀的御碑亭显得格外珍贵，就像一个不招人待见的孩子收到的第一份礼物。御碑亭为方形重檐歇山顶，内置清康熙二十六年（1688年）满汉两种文字的“御制祭周公庙文”碑。在此之前的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帝到曲阜祭孔时，曾经派人到周公庙祭祀，并赐周公的后人东野沛然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关于“东野”姓的来历，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鲁公（伯禽）有三子，长子袭，次子熙，三子鱼。鲁公赐三子鱼东野田一成以自养，故以东野为姓。前269年，鲁灭于楚，鲁国公族500余人被杀，唯有东野二十一世孙东野质携子得脱。因此后世周公之后皆为东野之姓。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乾隆帝东巡至鲁，曾经到周公庙拈香，并赐铜质供器5件。
御碑亭侧后，是周公庙的第三道门“达孝门”。“达孝门”和“成德门”同年建造，面阔三间，悬山顶，明间辟门。
西次间立有一通残缺不全的碑石，从碑阴仅存字迹可以知道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鲁国故城”标志碑。碑阳新刻文字为：“万恶四人帮，十年逞凶狂。少昊头颅碎，鲁城被拆光。三孔大殿毁，周庙受遭殃。贼罪臭千载，历史诛巨奸。首凶陈伯达，作伥谭厚兰。留此残碑在，铁证永相传。”
碑文里提到的陈伯达，大名鼎鼎，曾经名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文革”中的显赫人物。谭厚兰则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在她45年的短暂人生中，让曲阜以“三孔”为代表的文物古迹惨遭涂炭是她最大的恶行。其实，作为一场“革命”的马前卒，谭厚兰不应该受到太多的指责，因为没有谭厚兰，还会有“李厚兰”、“王厚兰”，悲剧仍然会发生。
“达孝门”内墙壁上嵌有三块诗碑，一块为邓直卿的《谒周公庙》诗：“笃篚弧忠贯古今，监殷二叔自商参。流言西土闵王室，问罪东山岂圣心。显赫风雷昭帝鉴，恢宏礼乐被人深。古城东北祠前路，白日青天世所钦。”
另外两块，一为“曲阜城东古庙凉，数株老桧俨成行。春秋俎豆仍平藻，岁祠蒸尝侑乐章。一代经营赞文武，百年制作迈虞唐。姬周锡土酬功德，千载令人仰不忘。”一为“鲁国周公庙，荒冈积雨深。乾坤经世业，文武宪天心。尚忆封唐叔，尤怜挞伯禽。灵光隔秋草，伫望欲沾襟。”均已感觉到周公受到的冷落，慨叹之情跃然纸上。
三碑石都刻于明嘉靖年间，分别为楷、行、草体，书、刻皆佳，是难得的明碑佳品。
过“达孝门”，即进入了周公庙的最后一进院落。庭院内，沿甬道两侧排列着十数通古碑。
在这些古碑中，最有名的当数“金人铭”碑。
相传，伯禽就封鲁国时，周公恐其有失，亲书铭文于老管家金人的背上，并叮嘱老管家要经常背对伯禽，以免伯禽忘记自己的训诫。这篇写在老管家金人背上的铭文就是后人所说的“金人铭”。据学者考证，《金人铭》即为《黄帝铭》六篇之一，通篇意旨即少言慎言，韬光养晦，与孔子的“敏于事而讷于言”不谋而合。现存的这通“金人铭”碑刻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其中还记载了孔子“金人铭背”典故的来历。
有资料介绍说，周公庙里还有一通碑非常有名，那就是宋真宗的“御制文宪王赞”碑。但仔细查看路边的这十几通有的已经漫漶不清的古碑，终未发现，有可能是视而不见，对面相逢不相识。在网上搜索“御制文宪王赞”碑的有关情况，发现好多贴文、百科都把文宣王的“宣”字错弄成“宽”字，估计是以讹传讹。
“元圣殿”是周公庙的主殿，面阔五间，单檐歇山顶，顶覆绿色琉璃瓦。
殿内正中神龛上塑有头戴旒冕、身着衮服、手执镇圭、红颜白须的周公坐像。
梁枋上的匾额“明德勤施”雕龙金匾和两侧抱柱上的对联“官礼功成宗国馨香传永世；图书象演尼山绕绪本先型”均为乾隆帝亲题。但匾额和对联的制作显然不太认真，衬底油漆剥落严重，让人对其质量不敢恭维。院内两庑奉祀历代鲁公，可惜并未开放。
在我们一家三口游览周公庙的一个多小时里，整个景区只有我们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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