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铤？根据早期的文献记载，铤是一种尚未制成器物的铜铁金银。换言之，是一种金属原料。许慎《说文》十四卷止金部载：铤，铜铁朴也，从金廷声。段玉裁注曰：朴，木素也，因以为凡素之称。慧琳《一切经音注》第52卷15 页说：铤，铜铁之璞，未成器用者也。由此可见。铤是经过冶炼后，还没有形成器物之前的金属坯料，而且有一定的形状。由于贵金属金银坯料因其自身的价值，在其形成器物之前，也可直接作为贮藏和大宗支付之用，进而逐渐演变为贵金属称量货币。
铤是什么形状的？许慎注《淮南子》说：铤者金银铜等未成器铸作片，名曰铤。这里只透露了是片的信息，但究竟是什么形状？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中说：铤是一种长方形的东西，多成条形，但也未必固定于某一形式。加藤繁（日）《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中记载：是具有条形的地金，其所以称为铤者，也如木长称梃，竹长称莛一样，故称金属地金之长为铤。……当有长而且正直的意思。古代中国人的习惯凡是长而且直的东西都称挺。这是对铤的字面理解，然而唐代金银铤的出土证实了当时铤的形状是长条形。
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金银铤实物是唐代的，此后宋金时期也有不少金银铤发现。铤的形状、重量都随着时代的脚步不断演进，留下了鲜明的各具特色的时代特征。
唐宋时期，金银铤的形制有了较大的变化，从直形向束腰形演变。
唐代金银铤以直形为主，有平首或弧首。通常体型较大，且有厚有薄，正背面不太平整，和金铤一样也有锤打的痕迹。
唐代银铤还有一种特别的形制，称为船型银铤，唐代船型银铤的造型接近于倒置的小案，弧底，卷腿。通常长18~18、2CM，首宽6、8~7CM，腰宽3、7~4CM，重1795~1805克。
宋代金银铤的形制有束腰和直型两种式样。大型南宋金铤是近几年发现的，有束腰型和直型二种，五十两、二十五两、十二两半、十两等几种。有铭文和素面二类，铭文又有刻字和戳记之分。成色有足金和九分金。大型金铤在使用时，常会根据用量分割使用，就出现被切割过的痕迹，或一半、或缺角等。在发现的大型金铤里有很大一部分的经过切割的，这是古代人们使用金银的真实反映。一两金铤有直型和束腰两种，有铭文和无铭文。铭文有韩四郎十分金、李六郎十分金、武一郎十分金、石元铺十分金、石三郎十分金、陈二郎铁线巷十分金、刘顺造和十分金等多种。尺寸重 量大致相同，一般长10、1~12、6CM之间，宽在1~1、7CM之间，厚0、1CM左右。重量为35、4~42克。
束腰也是宋代银铤的主要特征。考古发现北宋银铤形制有三种，平首束腰、圆首束腰和弧首束腰，以平首多见，1958年内蒙古巴林左旗出土了五件北宋银铤，均为平首束腰形。1959年当地还出土一件北宋元祐四年荆南军资库银铤，该铤长14CM，上端宽9CM，下端宽8、7CM，腰宽7、1CM，虽也是平首束腰形，但形制与直形非常接近。1985年，内蒙古赤峰地区出土了平首束腰铤一件，腰呈弧形。1995年发现的连卅上供银铤也属这类形制。圆首束腰和弧首束腰形，目前仅发现各一件，内蒙古赤峰地区出土一件崇宁四年圆首束腰形，式样很像8字。1976年，湖北襄樊羊祜山出土一件弧首束腰形银铤，式样与南宋银铤完全一样。现发现的北宋银铤都是五十两的大铤，实测重量在1900~2030克之间。
北宋银铤的铭文沿承了唐代银铤的风格，采用錾刻方法，文字较长，内容多为进奉，上贡。如连卅上供银铤，铭文为连州元鱼场买到二年，钱上供银五十两，专知官唐莘；内蒙古巴林古旗辽上京汉城遗址出土崇宁四年进奉银铤，铭文为京西北路提举学事司进奉，崇宁四年天宁节银每铤五十两。进奉、上供在北宋很盛行，每逢皇帝过生日，即圣节，各地官员都要进献金银钱帛等财物。《文献通考》中曾记载宋神宗时各路（路是行政划区）进奉金、银、钱、帛共二十七万三千六百八贯匹两，其中金二千一百两，银一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两。银铤铭文中的同天节是宋神宗的圣节，天宁节是宋徽宗的圣节。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各路、州、军也等都要进献，如内蒙古巴林古旗毛布拉格村出土的杭州都税院买发转运衙郊祀银铤中的郊祀就是一例。宋时, 皇帝每隔几年, 就要在冬至那天在京城南郊圜丘祭祀，也称大礼。每逢大礼将至，各地官员争相进献财物，当然也包括白银。北宋银铤铭文格式基本相同，不外乎是铸造时间、上供进奉部门、上供进奉原因、银铤重量、负责官员的职位和姓名等。
南宋银铤的形状变化不大，有五十两、二十五两、十二两半、六两等，束腰形。但铭文却大有差别，可以分为三类，1、用刀錾刻的， 文字内容较长，如全州通判起解宝祐二年冬季银前赴淮西总领所交纳口 从事郎全州军事推官赵崇达一共三十五个字。2、在加盖戳记的银铤上钤刻用项的铭文，如中间戳记是：贾寔李口（押记）沈执中 盛镰 京销 熔铸林伯南，两边刻字是：泉州通判厅起发淳祐六年分称子董成夏季纲银 监官朝请郎签书平海军节度判官公事卓 3、戳记，文字较短，通常有表示银铤性质的京销铤银、京销细渗。表示金银铺金银匠名的周王铺、赵孙宅、苏宅、旧日韩陈张二郎、杜一郎等。有表示金银铺位于地的霸北街西、都税务前、猫儿桥东街东桥西等。有表示成色的渗银、细渗、正渗、真花银等。有表示重量的重五十两、重二十五两、重十二两半、六两等。
我们发现在这些南宋金银铤上常常出现的是地名、人名和铺名，显示了铸造该铤的金银铺名，金银铺主或金银匠名，金银铺所在地名。那么，铸造金银货币的金银铺是一个怎样的铺席？它在南宋时期承担什么样的金银业务？
金银铺在宋代被称作金银盐钞交引铺，是在宋代独特的财政制度下产生的一种具有官方性质的民间金融机构。它的产生和发展是与政府的财赋转输政策密切相连。换句话说，宋代的入中制度催生了金银盐钞交引铺的出现和发展。所谓入中, 最初是宋政府募商人入纳粮草于指定的西北边沿地区,颁发交引或钞引给商人,让商人到京师榷货务或其他州军取现钱,或用茶,盐,香药等充值.后来,入中范围逐渐扩大,无论商人入纳粮食,现钱或官府所需之物,也不论是沿边,京师或其他州军,只要官府允许的这类贸易都称为入中。在入中的过程中,官府将商人入纳的货价以茶、盐、香药等折成现钱支付，叫折中。因而政府在京师设立榷货务,是为了将入中,折中的贸易掌握在官府之下。而且还专门设立折中仓,又叫折博仓。
交引是有价证券,本是由官府直接发行给入中的商人,再由商人到官府指定的地点取茶盐香药等物，榷货务为了防止冒名领取,规定付给入中商人的现金或交引时,必须铺户作保,于是在京城里出现了一种专门从事转卖交引的交引铺。也叫交引铺户,交引户,充作保人。
这种交引铺户为在京富户,他们隶属于榷货务,以物产作抵押,才能充作保人,一旦失保,要向官府赔偿。因此,交引铺和有关机构的官员紧密勾结,官吏不断刁难商人入中,使交引铺乘机牟利。交引铺以贱价取之，坐获厚利。（《宋会要· 食货》三九之三二）可见,交引铺是北宋入中制度下的产物,这种制度使在京的交引铺坐享厚利,成为大商人的一个组成部分。交引铺在入中商人和官府之间是起媒介作用,也与一般行商有业务联系.既发展了商业繁荣,又收获大利。
金银铺原本是买卖打造金银器皿和铤牌等。在城市商业中算是上等的店铺,只有富商才有实力从事这一行业。宋代金银的用途扩大，一些距京城较远的州县的赋税，上供物品等都要折换成白银交纳。就福建路而言，在徽宗时期，每年需要折合银两的上供钱多大２７万两，由五等税户交纳。没有白银的农户只能向本地的银铺购买，而银铺豪民就到京城金银铺购买，再卖给当地的税民，从中鱼利。这样一来，白银从京城卖出，再由上供银的身份回流京城．形成了一个循环流通的过程。
交引铺最早出现在北宋雍熙年间，主要存在于京师开封。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东角楼街巷》中记载，北宋时汴京的金银铺已经是相当繁盛和气派，并且出现了以钱易金银和兑换钞引的业务：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九《钱币考》记载了大观三年，当十大钱议改为当三时，宰执等争着将其所有大钱送至汴京金银铺买黄金以免损失之事。
南宋定都临安后，四方之民云集二浙。城区人口的迅速增加，相对扩大了对各种消费品的需求，也促使临安商业经济的繁荣。由于城区扩大，店铺增多，在临安城的御街（今中山中路）形成了南、中、北三个商业闹市区。城南商业中心是以皇宫北边和宁门外到朝天门外的清河坊一带，这是南宋时新兴的商业区，其紧邻皇宫中央官署和贵族豪宅，有极大的商品购买力。自官巷口到羊坝头一带，位于御街的中部，是临安最繁华的商业中心，那里诸行百市，样样齐全，大小店铺，紧密相连。据吴自牧《梦梁录》记载那里有名的大店达一百二十余家。城北的商业中心，是在棚桥到众安桥、观桥一带。
在众多的店铺中，有一种特殊的店――金银盐钞交引铺。其经营范围在保留前朝金银铺的各项业务的基础上新增了兑换政府专卖品钞引的经营业务，是一种带有官商性质的民间金融机构。
耐得翁的《都城纪胜》记载了宁宗端平年间京城临安（杭州）最繁华商业街上有百余家金银交引铺。吴自牧《梦梁录》记录了南宋临安的风俗，包括艺文、建置、山川、市镇、物产等许多方面，记录了临安城各处的一些著名的金银铺名，如沈家张家金银交引铺、李博士桥邓家金银铺。由此可知，金银交引铺已经是城市中主要商业店铺，并逐渐形成了行市。在南宋金银铤中，有很大一部分都砸上的金银铺名、金银铺主人或金银匠名，还有的砸上临安的街巷名，桥名和街区方位，说明该金银铺的位置。现发现的金银交引铺名有石五铺、徐赵铺、顾口铺、苏宅、朱铺、陈曹宅、孙武宅、韩宅、吴宅、丁三郎铺、陈铺、赵王家、沈铺、通泉王家、南银铺刘宅、陈李宅、林铺、左郜宅、赵宅、聂二郎铺、聂宅、王宅、孙宅、屠林铺、苏孙宅、程二郎铺、陆宅、丁铺、顾铺、宋宅等等。金银铺主人或金银匠名的有陈二郎、苏宅韩五郎、旧日韩陈张二郎、相五郎、倪六郎、霸西王二郎、赵宅韩二郎、霸西夏四郎、霸北梁一郎、李六郎、王天锡郎、姚七郎、刘五郎、吴一郎、丁三郎、张百一郎、王六郎等。临安的街巷名，桥名和街区方位的有霸北街西、霸北街东、霸南街西、霸南街东、霸东街南、霸东街西、霸西街南、铁线巷、柴木巷、水巷里角、跨浦桥北、市西、猫儿桥东、都税务前、霸头里角、街东桥西、桥东街西、街东面西等。从这么多不同的铺名、人名、地名中可以看出临安金银交引铺业的繁荣程度，其打造的金银铤的数量是可想而知的。不仅如此，还发现有温州的康乐坊、嘉兴的广平桥、南京的镇淮桥北、安徽光州湖北襄阳等地名。这说明在京城以外也开设了金银铺。
南宋金银交引铺的业务范围主要有钞引的买卖、金银货币的买卖和兑换、金银器饰、金银铤牌叶子的打造与鉴定等。
《都城纪胜》和《梦粱录》都记载金银钞引交易铺内陈列着金银和现钱，是准备兑换、清算盐钞引的。然而，这些引往往不能立即换成现钱，因此，有的就被商人出售。金银交引铺就是承担这类交易的铺席，并从中收取手续费。这种钞引买卖除了用铜钱交易外，还可以用金银交易，而且金银值大体积小，携带方便，是大宗钞引交易的最佳方法。
南宋京城临安工商业繁荣，百姓生活富裕。而政府在征税、支付军费、赈灾、赏赐、官吏薪俸等多采用金银，这势必导致作为贵金属称量货币的金银大量留入民间。相对而言白银的使用更为广泛，人们甚至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也直接或间接使用白银。由于民间使用金银时多需要换成铜钱，因此，作为兑换和买卖机构的金银交引铺就成了最佳交易场所。加滕繁（日）《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中谈到：金银铺对于品位特别高贵的珍奇金银评给特别的价格，对通常的金银则视其金银的品种重量按时价计算，再加以一定的手续费，然后换算钱币。差不多近于机械的，不但钱币如此，欲金兑换银，银兑换金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情形办理。加滕繁所言的特别高贵的珍奇金银应属于铸造特别精良的器饰，理所应当是高价的。而普通的金银器饰和作货币用的金银的价格就要视其成色、重量按时价来计算价值了。这种钱与金银，金与银之间的交易可以说是一种售买与兑换。当把金银当作财物买卖时，它是一种商品。当把金银当作一种媒介互换时，它就是一种货币。
据《梦粱录》记载的茶酒可掌管筵席合用金银酒茶器可知南宋民间用金银做日用器皿已十分普遍，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临安城中金银交引铺的繁荣，金银铺设置工场打造金银器饰及金银货币是金银铺的重要业务之一。《梦梁录》中的诸作打及炉鞲和《都城纪胜》中的并诸作匠炉鞲就是讲的金银打造。诸作匠意为有好几个打造工场和工匠，及 即 镂，指的是金银雕刻，鞲即风箱，是打造金银器饰和金银货币时不可缺少的用具。可见，当时金银铺中的金银打造业已具有一定规模了，所打造的金银器饰以已具有一定的水准。
京销铤银是南宋银铤中最为常见的戳记铭文，意思是京城金银交引铺销铸的铤状白银。在南宋白银货币被铸造成铤的形状。胡三省《通鉴释文辨谈》中记载：今人治银，大铤五十两，中铤半之，小铤又半之，世谓之铤银。此外，还有少量的京销渗银、京销细渗、京销正渗等。与之相伴的戳记通常还有临安城的地名，金银交引铺名，金银铺主或金银匠名、纪重等。金铤的铭文也大致相同。这是因为当时京城临安有一百多家金银铺彼此间都有竞争，标明成色、铺名、工匠名不仅可以提高金银铺的信誉，显示其成色的可靠性而且有彰明店名、扩大知名度，具有一定的广告效应。由于金银是贵重物品，当时对金银的打造、买卖管理非常严格。金银器饰及货币的打造多是官府征召民间工匠到文思院冶铸。由于文思院的工匠工钱较底，手艺高超的工匠往往不肯前来就雇。因此，淳熙年间，曾改由临安的百姓作匠或金银铺户承揽金银的打造，并规定支应官府差役的金银工匠，要有一定数量的财产和两名金银铺主作担保，以防作弊，并负责赔偿责任。庆元年间还规定上贡金银须刻上金银铺名工匠的字号和监铸官吏的姓名和职务等。南宋金银铤上的石五铺、苏宅、陈二郎、韩五郎等名号显然是受了这一规定的影响而钤上的。同时这样做的也是受这一保证质量、提高信誉的必要手段。除了砸石五铺、徐赵铺、顾口铺、苏宅等铺名，还有表示金银铺所在地的街巷名，如铁线巷、霸头里角、霸南街东等。
金银鉴定是金银铺诞生以来的一项不可缺少的业务。买卖、兑换金银都必须要鉴定其真伪和优劣。自古以来鉴定金银就有许多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方法是备有各种金银成色的标样，以比较观察之标准。同时，在打造金银铤牌时，也必须鉴定其成色。金铤金牌金叶子上的十分金十分赤金、九分四厘，银铤上的真花银、花银、渗银、细渗等铭文都表示了金银的成色。有时还会写明验定成色的人员名，如烧验讫康端义验讫、烧验讫 叶师武验等。
金代银铤的形制采用与宋代相同的束腰形。重量为五十两，有民间铸造和官府铸造之分。民间铸造的银铤铭文比较简单，通常是钤有重量、行人、称子的名字。官铸银铤的铭文相对比较复杂，在银铤上往往表明用途、重量、铸造工匠和保铺、引领及较验者的姓名。因为金代是沿用宋代的用银制度，应征的金银匠需要有金银行的引领、行人、铺户作担保，以防作弊并负责赔偿。因此，在解读银铤铭文对正确鉴别银铤尤为重要。另外，金代银铤上常有代有金代特色的民族文字和画押戳记。
金代银铤出土不少，在陕西、内蒙古、河北、北京、黑龙江、山东等地均有出土，较有代表性的是１９７４年１２月在陕西临潼出土了３１件，根据铭文主要有两类：1、秋税银铤，纪年为金章宗泰和六年。金代田税制度有女真户与汉户的区别，女真户所纳税名为牛具税，或称牛头税，是以丁口牛力多寡为征税依据的，带有畜牧民族的习俗。而汉户所纳的田税为夏、秋税，是源于唐代的两税法。《金史、食货志二》记载：今南路当输秋税百四十余万石、草四百五十余万束。这证明金代夏、秋两税应该是实物田税，金代秋税银铤的发现说明金代也有将粮草折纳为钱或折纳为银的存在。这多半是官府转运方便将实物兑换成轻便之物的缘故。这四件银铤的铭文、戳记叠压，说明凿刻与打印的时间有先有后，应该这样理解：秋税银铤不是专门铸造的，是在原有的银铤上錾刻秋税的字样。这似乎告诉我们金代用银依然是兑换为主。２、盐税银铤，这些盐税银铤是明昌元年到泰和七年的税银。铤上錾有解盐使司或分治使司等官职名，同时还有盐司官员的结衔署名，可见是解盐税银。解盐是指山西解州解县、安邑两池所产之盐，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以后，金政府置山东、沧、宝坻、莒、解、北京、西京七盐司。解盐供应范围甚广，《金史、食货志》记载：解盐行河东南北路、陕西东及南京、河南府、陕、郑、唐、邓、嵩、汝诸州。金代盐税缴纳，是通过国家对盐业专卖进行的。
这些盐税银铤铭文显示了金代盐司机构、职官的名称，如盐司、盐使司、分治司、盐判苑、承直郎盐判、文林郎盐判、榷盐判管勾等，金代被称为使司的机构有转运司、盐使司、劝农使司、鞠使司等，是掌管朝廷收税的。转运使司负责税赋钱谷，仓库出纳、权衡度量之制。盐使司掌管各地的盐税。分治司属解盐司分支机构，盐判、管勾是分治司的官属，盐判前面的承直郎、文林郎为盐判官员名，为吏部的下属官员。盐税银铤上还有引领、行人、称子、客人、店户等铭文。引领是为榷货务或盐司服务的牙保或保识牙人，也称盐牙子，其职责是引导客人到监务处办理入中贸易并承担某种介绍和保识任务。行人和称子是金银行铺的工作人员，行人即银行铺人，是金银行行会的头目，专门负责鉴定银铤及其实价而承担责任的人；称子是掌管称盘、收支官物的官府差役。店户是向盐司入纳铤银、买盐转售的店铺，也包括专业的盐店户。客人是商人的代称，有区别于本地商人的意义。通过对这些铭文的解读，可以看出金代政府通过盐专卖，收取高额盐税，并将其税收的银钱托付给金银铺户，兑换并铸造成银铤。这些盐司银铤是属于国家专卖榷货收入。
金代银铤中还有一种小型的法定白银货币——承安宝货, 是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为解决财政经济危机而铸造发行的。金章宗统治时期（1189-1208年）是金代由兴盛走向衰落的转折了时期，在金章宗在位的二十年间，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经济危机逐步激化，北方有蒙古兵起兵反金，南方有南宋发动的抗金战争，内部有契丹人和其他民族的不满与反抗，时时危机着金代的统治。同时自然灾害也不断发生，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和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决口，两岸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政府税收逐年减少，而军费开支却日益增加，国家财政出现了危机，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让金章宗忧急万分，他几次采取变革币制的办法，企图改变岌岌可危的经济状况。然而废除旧铜钱，铸造新铜钱，非但没有挽救通货紧缩的矛盾，反而造成了铜钱被当作财富贮藏起来，铜钱流量大量减少的局面。继而又不得不扩大纸币的发行，但又引起了新的通货矛盾——通货膨胀，纸币的滥发使得纸币信用急剧下降。在纸币贬值和铜钱匮乏的双重矛盾下，金章宗于承安二年（1197年）推行新的币制改革，即将原来铸造的每铤五十两银铤，改铸成面值为一两至十两的承安宝货新银铤，每两折钱二贯。在银铤上表明币值，并分为五等，是起到了取代碎银、筹措军费的作用，成为投入流通市场的银铸币。其与原有的白银称量货币有本质的区别，是对白银货币的第一次变革，尽管其存在的时间只有一年半，但在货币史上地位不容忽视。
至今发现的承安宝货只有一两和一两半两种，一两铤长4、25CM，两端宽2、7CM，腰宽1、9CM，重40、2克。一两半铤长4、7~4、85CM，两端宽3~3、35CM，腰宽2、1~2、2CM，重58~60、5克。成色95%以上
承安宝货是正直意义上的白银货币，并与铜钱、宝券保持兑换关系，是金代政府的法定货币。承安宝货的用途广泛，史书记载金章宗时期曾用白银作为供给官兵薪俸和边务军需，奖励南粮北运等，承安宝货是取代旧例银的白银货币，其使用范围比旧例银更为广泛，除了赋税、军费、俸禄之外，还用于商业流通。金代旧有的银两，重量都是五十两的，值钱一百贯，民间使用时常常要切成小块，称量交易。现改铸承安宝货，面值有一两到十两五种，每两折钱二贯。由此可知，铸行承安宝货是为了取代碎银，并与纸币、铜钱相对应，是直接进入流通领域的白银货币。
承安宝货在铸行初期，得到了金代政府的扶持。《金史、食货志》记载：所支官钱，亦以银、钞相兼，银已零截者。令交钞库不复支，若宝货数少，可浸增铸。可见金代政府对承安宝货的呵护。然而民间私铸泛滥，造成承安宝货成色下降，信誉受到严重破坏，于是不得不于承安五年（1200）停止铸造发行。 以私铸宝货者多，杂以铜锡，寝不能行，京师闭肆。 《金史 食货志》的这则记载写明了承安宝货停铸的原因。
随着近年来收藏古物风气的升温。古代白银货币的历史价值、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逐渐被人们所认识，越来越多的收藏爱好者加入到收藏银锭的队伍中来。中国是一个向来用银的国家，国家收支皆用银两计算，因而白银货币可以说是国家的财富。作为文物它反映历史上各个王朝的国家财政收支状况，如专卖制度、赋税制度、上供制度，是记录当时经济状况的最直接历史遗存物。同时，白银货币属于称量货币，千百年来的熔熔铸铸使其存世非常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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