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一百年以来，我们一直有这种看法，即古希腊人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民族，一个为知识而知识的民族，甚至为了真理不惜牺牲宝贵生命——就像苏格拉底那样。这里存在很大的误解。事实表明，希腊人固然有理性的一面，但求神问卜即封建迷信的习惯与其他古代民族相比，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法国思想家库朗热在《古代城邦》一书中说，斯巴达人绝对不会在月圆前出征，他们不厌其烦地杀牲祭祀，以观可否开战。若出现不祥之兆，会马上取消制订完善的计划。那么雅典人怎样呢？ 要知道，雅典在希腊世界工商业最发达，人们的思想最开明，产生或活跃过很多哲学家。可库朗热却这样评论雅典人，说他们无论在性格和思想方面，都与罗马人和斯巴达人相去甚远，但在畏惧诸神方面他们之间没有什么不同之处。雅典军队在每月初七之前不出战。每当海军出征时，他们必要重新给帕拉斯神像贴金。事实上，整个雅典城遍布庙宇。其中有城邦神祗的神庙，有部落或城区神祗的神庙，还有属于家庭的神庙。每个家庭都会拜灶神，同时还祭拜其他只属于自家的神。雅典各类神祗的香火如此旺盛，以至于古典世界的头号哲学家，非常开明、非常理性的柏拉图也骄傲地宣称：要说祭神次数之多，迎神赛会之瞩目神圣，当推我们雅典！
对于死者，雅典人是要祭祀和崇拜的。他们的每块田里都有神圣的坟。雅典的法律规定，雅典人每年都得向祖先献上新谷。这是因为凡是古人的定制都是神圣的；记载古礼的书，是不能有背离的。如果祭司们在祭祀过程中自以为是，发挥过度，会被处以死刑。让人无法理解的礼节，被被代代遵循并相传下去而不忙乱。比方说一年中的某一天，雅典人为阿里昂举行祭祀，只因她死于难产，所以祭拜时人们必须仿效产妇的挣扎和呼号。
雅典人最热心的宗教，莫过于祖先崇拜和英雄崇拜。希腊人的传说或神话中，有许多半人半神，他们也被叫作hero。在整个希腊世界，有点名堂的部族和家族，祖先一定是神；不仅如此，人是可以变成神的，不是象征意义上的神化，而是实实在在地变成神。某人因他的英勇和机智而打败了敌人，挽救了城邦，或要人在奥林匹克赛会上得了冠军，他所在的城邦就会立即宣布他是是神！不仅要给他塑一尊大理石像，还要给他提供够吃一辈子的物资奖励，如粮食和橄榄油。人而神的转变随时可能发生，且人变神的例子非常多。
除此之外，雅典人在收获时要祭神，在初雨时要祭神，在初晴时也要祭神；在病愈时要祭神，在饥荒时要祭神，在瘟疫退去时也要祭神。除了在很多情况下必须祭神以外，希腊 社会还有忌日。在这天，是不可举行婚礼，或召开会议，或进行审判的，甚至连大家聚在一起制订计划也不行。在泛雅典娜节日（注意，雅典娜不仅是雅典人所独有的城邦神，也是其他许多希腊城邦共同祭拜的神，因此有泛雅典娜节一说）里，希腊人会抬着蒙面的雅典娜神像巡游，全城公民不分年龄和贵贱都必须从行。
在雅典街头，随处能看到巫人、祭司、占卜者和释梦者。这是因为，雅典人与其他希有城邦的人们一样，还相信预象。在他们看来，耳鸣是不祥之兆，必须停下手上正在进行的工作；上船出海前必须占卜问吉凶；在结婚前要进行鸟占，即用鸟作牺牲，剖其腹观其内脏以问吉凶；举行公民大会时，如果有人说天上显示着凶象，人们便会立即散会；祭祀过程中如果有坏消息传来，必须立即停止仪式，或者放弃已经进行的祭仪，重头举行新的仪式。此外，雅典人也相信符咒，一个人生病了，会在颈子上戴护符保佑平安。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人在是否出兵远征西西里岛的叙拉古的问题上迟疑不决，犹豫再三，自然又得靠求神问卜来做决定。当时极有影响的温和派代表尼基阿斯在公民大会上发言说，他家的巫人所看到的预象不利征战。同样极有影响的主战派代表亚西比德却说，他家的巫人看到的预象却是利战的。雅典民众无所适从了。这时，忽然有人从埃及来了（注意，在古代地中海西亚世界，埃及长期以来是文化最发达之地，希腊文化从埃及文化借鉴颇多，如数学、雕塑、绘画；连城邦名也会用埃及的，如底比斯[Thebes，也译作忒拜]），说他们请示过那时在雅典已有不少人信仰的埃及太阳神阿蒙，阿蒙神曰雅典人将克叙拉古人。于是公民们又情绪高涨，立即重新投票，决定开战。尼基阿斯虽不同意这一决定，却得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甚至不得不率领远征舰队前往西西里。
在希腊军队中，照例养着大量巫人、占人和照看牺牲的人。为什么还有照看牺牲的人呢？这是因为，在一场战事的每个环节，都必须求神问卜，而求神问卜就必须使用牺牲。尽管阿蒙神喻为吉兆，虔诚的尼基阿斯却说他对远征军的前景不报希望。在他看来，这么多灾异难道不预示着失败——有乌鸦弄坏了一座帕拉斯神像；有人在祭坛上受伤了；出发那天又恰恰是忌日。后来，雅典人果然久攻叙拉古不克，再后来战局被叙拉古人反转，雅典人遭受了严重伤亡，不得不撤军。准备撤退时，海面尚未被叙拉古人封锁。但这时恰恰发生了月蚀，尼基阿斯又急忙问随军卜人，卜人说预象不吉，三九二十七天之后才宜撤军。于是，尼基阿斯按兵不动，每日杀牲祭神以平神怒。最后结局如何？雅典人全军覆没。五六千名雅典远征军被俘虏，其中三千多人被立即处死，剩下的人被关在一个不透气的采石坑里，只给极少量的水和食物，最后大多数人被虐待至死。为了防止雅典人东山再起，叙拉古人把雅典远征军统帅尼基阿斯和德莫斯蒂尼立即处死。自此，雅典元气大伤，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败局已定，丧失了在爱琴海地区的霸权地位，尽管此后又有过一定程度的复苏。
事实上，古希腊文明的精神水平受制于古希腊世界较为低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同时代其他文明大体上处于同一个层次；古希腊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理性，甚至可以说很迷信。即便在被很多人视为高度理性的希腊哲学中，也不难发现大量怪力乱神的东西。希腊哲学研究者应知道，柏拉图著述中一方面有大量可称为哲学的东西，有精深的理性思维，影响了后来整个西方文明的演进，另一方面却又非常神秘主义，有大量可视为神学的东西。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更是如此。在柏拉图的许多对话中，苏格拉底总是宣称心中有个神灵在不断跟他对话，不断向他发出指令，他完全是听从这个神灵的。更何况他开口宙斯，闭口阿波罗，这神那神的，很像是一个神学家。
阮炜：1955年出生于四川省南江县。1982年赴英留学，1983年获曼彻斯特大学语言学系硕士学位，1986年获爱丁堡大学英国文学博士学位。[1] 1998-1999年访学哈佛，2007年访学剑桥，曾任教于北京大学任教，目前任教于深圳大学。 出版了《文明的表现》、《地缘文明》、《不自由的希腊民主》和《科学与宗教》等多部著作译著， 阮炜教授[1]在《外国文学评论》、《国外文学》、《外国文学》、《读书》、《书屋》、《鹅湖》（台北）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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