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稻的记忆，更多是关于父亲的记忆。
小时候我在滩上生活。滩上紧邻汉江，地势独特，隔壁两个小队都有水田，唯独夹在中间的滩上都是旱地，无法种水稻。每当水稻收获的季节，我们就非常羡慕他们，羡慕有新米吃。那时天天吃红苕、苞谷和洋芋的我们，对大米是多么的热爱和渴望。
父亲那时在汉中工作，一年回来一两次。父亲每次回家就会扛一袋米，那时从我家到县城的公路还没修好，父亲每次到达汉阴县城后，往往会在县城的三叔家休息一晚上，第二天天没亮就扛着大米翻山越岭，步行上百里路，往往天快黑时才能到家。大米得之不易，一大家人吃饭，大米在我家便显得特别珍贵，每次做米饭，婆和母亲就把苞谷米和大米融合在一起，当然更多的是苞谷米。只有到逢年过节或什么重大的日子才能吃上纯大米饭。
后来，我们长大了，记得父亲每次过年前回来，就要提前打电话到漩涡镇上的一个朋友处，让我们提前去接他。那时，大伯的儿子万安和我就翻山越岭，穿过一道道山谷，甚至有时走到了堰坪、凤江，才接到父亲。如今我也为人父了，常常想起父亲独自一人扛着大米走在空旷寂静的凤凰山上的情景，我深深体会到了，父亲肩上扛的不仅仅是大米，而是责任和爱。
滩上没有水稻，仿佛少了点什么，有点名不副实。后来，安康准备修水电站，我家属于淹没区，要搬迁。当时有外省和本县几个地方可选择，父亲和母亲选择了去县城附近的月河川道。因为月河川道有水田，可以种水稻，天天可以吃大米，再加上父亲的工作已调回到了汉阴。就这样，老屋土墙房拆了，我家搬到了月河川道。
父亲和母亲从没种过水稻，一切重头学。买稻种，选秧田，犁耙秧田，育秧苗，父亲每样都要请教村里的老农。父亲每天都去田里几个来回，去秧田看嫩嫩的青苗一点点从土下面拱出来，在初春的风中长高。等到四五寸的时候，就可以从秧田里扯脱栽种到稻田里去了。我家有三亩八分水田，水田请人犁好后，母亲在队上请人插秧。母亲也提前买好了酒菜和肉，仿佛过年一样。插秧这天，父亲也早早去了田里。插秧的情景很美，十几个男人站在水田里，你追我赶，笑声不断。排在前面的一般是手艺最好的，如果插得太慢，被后面的追上，就会被嘲笑，这是很没面子的事。父亲有时也加入他们的队伍，由于插得慢，歪歪趔趔，不是直线，成了他们嘲笑的对象，只好坐在田边看着他们插秧或运送秧苗。等他们在田间休息下，父亲笑呵呵地忙前忙后给他们递上烟倒上水。
插完秧苗后，父亲就更没有歇的时候，每天下班都要朝田里跑，看着秧苗一天天长高，父亲的脸上总是洋溢着笑容。每年夏季村里大人晚上都守在田里放水，有时还为争水大打出手，打得头破血流。好在我家的田地南边是月河，东边是小河。水渠虽然只有三四家共用，但一旦下暴雨，小河暴涨，拦的闸就会被冲毁，有时河堤旁的水渠也被冲毁或滑坡。在我记忆中，每次下暴雨，父亲总是穿着雨衣和长雨靴，肩扛着铁铲去田里，他担心田埂被冲毁或田里的水溢出来。雨过天晴后，父亲带着母带和我开始重新在小河截留修闸。闸修好后，但水渠滑坡了，水无法进入稻田，父亲就在单位借来两根十米长的粗钢管，把水渠两段连接起来。水通了，慢慢流进田里，直到这时父亲才松了一口气。
秧苗越长越高，就要薅秧，父亲、母亲和我拄着木棍，用脚一行行把田里的杂草踩死，把抢肥料的稗子拔掉，这样才能使秧苗更好地吸收阳光和养分。水稻抽穗了，父亲每天去田地跑得更欢了，不时请教老农。叶子发黄发卷，父亲知道有虫子就急了，买来农药和喷雾器，全副武装地直奔田里，喷洒农药。而我往往又帮不上忙，只能在田间看着父亲。打完农药后，父亲依然每天都要去水田，风雨无阻，观察着水稻的变化，颗粒是否饱满，叶子上是否长虫了，田里的水够不够……不知不觉，水稻熟了，沉甸甸的稻穗弯着腰，似乎在向父亲鞠躬。
邻居开始打稻子，父亲也跃跃欲试，那时好像还没人使用打谷机，全靠手工操作。选好收割日子，请好干活的，这天对我家来说是个好日子，拌桶和遮挡抬到了田里，几个小伙子轮流把我们提前割好水稻朝拌桶上敲打。我和妹妹参与用镰刀割水稻，父亲把打好的稻子朝回挑，母亲负责在家做饭。那时奶奶还健在，奶奶负责在院坝里晾晒，用钉耙翻动着稻子。
稻子堆满了房间，父亲捧着金黄的稻子开心地笑了。有了稻子心不慌，从今以后天天可以吃香喷喷的米饭了，再也不用扛着大米翻山越岭了，好日子即将开始了……
一年又一年，儿女大了，父母却老了。家里的水田早已租给了别人，退休后的父亲闲不住，就在房后的一点点空地种上了小菜，过着悠闲的生活。
又到水稻收割的季节，网上看到了凤堰梯田金黄金黄的水稻，情不自禁地想起了父亲，想起了一个男人的责任和义务，想起了一个老人暖暖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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