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企鹅号·小鱼仔仔说历史
除上述收获外，5座墓中共出土随葬器物1000余件。1号墓中残存的随葬品较多，主要为带暗纹的磨光黑陶仿铜礼器。器形有升鼎9件，还有簋、壶、鉴、盘、匜等。南墓道的置车马室中出土有错金银马头形车辕饰等车器。两个瘗[yì]埋祭玉的小坑，出土玉简策50支，玉圭6件，玉璜4件以及玉环、琉璃珠和石圭等。其中一件大玉璜全长20.2厘米，由5块洁白的美玉和两个鎏金的兽头组成，布局匀称，雕工剔透，堪称艺术珍品。其它各墓残存的随葬品以5号墓中的包金镶玉银带钩制作最精，长18.4厘米，中宽4.9厘米，底为银托，面为包金组成的蟠龙，镶以白玉和料珠，钩部则用白玉雕琢成鸭头状，含于龙口之中。为遗物中精品之一。
图片来源▲企鹅号·史上谈宾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丰富的随葬器物，竟然只是盗墓之后遗留下来的一部分，而大部分精品，被盗而去。墓的被盗惨状，让人看后痛心不已。在发掘中得知，为了防盗，当初造墓者在造墓时也曾费尽了心机，采取了不少防盗措施，如深闭固封，深厚积沙，派员驻守等。其中尤以积沙为主，在内椁与外椁之间、外椁与墓室之间的所有空间里，全都填满了沙子。仅以1号墓为例，从墓底填沙开始上封，沙层厚达9.4米，用沙量多达1000余立方米。这样，深达17.4米的坚硬地层，就变成一个外坚内松的方形大块沙土层。沙子极易流散，即便是盗墓者凿洞入室，也因积沙易于聚合而不能直达墓底盗取器物。但即便是这样，也挡不住盗墓者的手脚，他们挖空心思，掘墓盗宝。仍以1号墓为例，盗墓者深知大量的积沙不易进墓，便在墓的四边凿几个一米见方的深井，垂直穿下，一直超过墓底的深度，然后变更方向，改作横行隧道，趋向墓底。根据地面上所测定的尺寸，估计到达墓室的正底下时，再以铁枪头之类的工具，由下向上挖掘、叫做地攻天。土层一经打透，积沙便随枪头流下，沙中所埋的随葬器物，也就随着流沙直泄而下。他们一人负责穿孔泄沙，一人尾随前人之胯下，检查流沙，遇物取出，另一人则装入篮内，转送井上。如此节节上攻，处处后退，物物转递，墓内精华，可以攻取过半。经发掘得知、1号墓的墓底就留有23个这样的盗眼。保存数千年的文化遗产，就这样遭到残酷破坏，使得1号墓变成腹内空空，虚有躯壳之庞然大物了。
图片来源▲小吹秘闻录
2号墓的被盗情况更为严重，据调查了解和实地察看，知悉这座大墓早时曾从顶部揭开，从地面往下挖掘大方坑，深达14米。四周都挖到墓的原壁，然后再打探井，下掘3米之深，穿透石墙，退出流沙，将大量器物掠夺而去。这座墓被盗最惨，且有部分珍宝被卖往国外，其中的漆棺残件被瑞典博物馆所藏（见O.Karlbeck：Notes on the Archaeology of China，BMFEA，NO.2 Stockolm 1930年）；铜铺首被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见帝室博物馆《周汉遗宝》图版七，1952年）。盗卖到日本去的夹纻大鉴，是由北京古董商1930年出售的，也出土于这座大墓。（见梅原末治、水野清一《河南辉县出土の夹纻大鉴に就ひ》，国华，42编7册，1932年）其它如黄金饰物、贝形漆器，也都被日本收藏。（见梅原末治《战国式铜器の研究》，1936年，69-70页，图版一二四）即便是这样，居然还有这么多的发现，还有点使人聊以自慰。不过，每每一想到如果这些墓葬未曾被盗掘，将有何等丰富而重要的收获时，便不禁让人嗒焉若丧了。
章鸿钊▲图片来源：搜狐·地质信息交流平台
不过，有一个划时代的重大发现，使这座魏王墓室在严重被盗的情况下仍然没有丧失其重要身份，这就是铁质生产工具的发现。在墓的椁室外壁和墓道中，发现了93件铁质生产工具，有铲、锄、犁、镢、斧、削等。据推测所知，应是当初造墓者在大墓造好后，将这些工具统统弃置于墓室和墓道中了。至于弃置原因，或是认为这些工具为死者造过墓，再携带而归是为不吉不祥；或是因为为贵人造过墓，携归之后有亵渎贵人之嫌；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不管什么原因吧，它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关于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铁的问题，在此之前，学术界没有一个一致的看法。有人根据《尚书·禹贡》中厥贡璆[qiú]、铁、银、镂……（意思是那里的贡物是美玉、铁、银、钢铁……）这句话，断定铁的使用开始于夏朝；（《尚书·禹贡》里记载的是夏朝之间的事）有人根据《诗经·公刘》取厉取锻和《诗经·驷铁》中驷铁孔阜两句话，认为铁的制造始自西周。这些说法，有的是根据后来伪托的文献，以讹传讹，如驷铁的铁字，原是驖[tiē]字，意为赤黑色的马，因音与铁同，被后人误传为铁，又误作为用铁之始的依据；有的是单词孤证，如取厉取锻中的锻字，原意是捶物的大石，后用作锤炼金属用的砧石。以此为据，可信程度微乎其微，都不能正确解决这个问题。惟有章鸿钊所著的《中国铜器铁器时代沿革考》，（章鸿钊，我国地质事业创始人之一。该文附录于他的著作《石雅》之后）根据文献史料记录，旁证博引，断定春秋战国之间，是中国始用铁器时代，自战国到汉代初……农具及日用诸器，已盛用铁，惟兵器尚兼用铜。所记内容谨慎翔实，有一部分推断较为可信。但是，亦因苦于无实物证据而成一面之词。这一次出土的93件铁质生产工具，据墓之时代，断定其年代为战国时期，经金相学鉴定，系用固体还原法冶炼而成，而固体还原冶炼技术即成熟于战国时期，这是经多方考究而证实的。（固体还原法即块炼铁，是把铁矿石和木炭一层夹一层的从炉子上面加进去，生火加温，因当时炼铁使用木炭，温度不高，为1000摄氏度左右，矿石不可能充分熔化，被还原的，也就是去了氧的铁从炉中出来时，是海绵状态的熟铁块，表面粗糙，夹有渣滓，经过锻打，才为纯铁）这样，这一批铁器，就和章鸿钊的推断相互印证了。又由于这一批铁器是中国第一次成批出土的战国铁器，因而，它就成为中国铁器史研究中战国时代铁器使用情况的第一个实物证据，它第一个以其自身的真实雄辩地证明了我国在战国时代已经能够成功成批地使用铁器了。从这个角度上讲，它的作用与价值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图片来源▲《共城史话》
这一批铁器的出土，不仅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铁器时代的诞生，给研究中国社会发展史增添了一个可靠的实证，而且又推翻了上古铁器腐蚀不存之说法。此批铁器出土之前，曾有人推测，上古时期不要说还没有铁，就是有铁，也早已腐蚀，不会保存到今天。因为铁的腐蚀程度，与年代的久远、湿度的高低成比例。时间久了，湿度高了，铁的寿命也就随着消亡了。但这一批铁器的埋葬时代，距今已有2200多年，而观其腐蚀程度，最严重者尚不超过十分之三。以此为依据往前逆数，假设再上推数百年或千年，到商末或周初，如有铁器埋藏，最多也不过腐蚀到十分之六，极言之，也决不至于氧化净尽。但在现实的发掘当中，从商到周，以至春秋遗址及墓葬中，截至20世纪70年代，还未有片铁发现。（70年代末在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中仅发现一件铁九。其它数座墓中也仅发现数件铁制工具，但器类简单，形制薄小）以此证明，在春秋中叶前，铁器尚未流行，已是既定事实。而此批铁器的发现，其冶炼技术，已有相当的进步，它的前奏，还应该有一个发展阶段。由此而论，章氏的断言加上固圉村战国魏王墓室出土的铁器的有力证据，春秋战国之间，为中国始用铁器时代，已是确信无疑了。
资料来源：《共城史话》 张有新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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