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悠悠，这四位百岁军医的故事让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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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有言：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

北京301医院四位百岁军医的故事

北京301医院不乏神医妙手，其中医学的尖端人才更是数不胜数，然而在北京301医院还有四位名医大家，每每提起，无不交口称赞，竖大拇指。他们是老年医学专家牟善初、心外科专家苏鸿熙、口腔医学专家周继林、妇产科专家叶惠芳。

在百姓眼中，他们是一个个慈眉善目、妙手回春的好大夫。

在同行眼中，他们是医学泰斗，是一座座让人仰视叹服的“山峰”。

很多时候大家都忽视了他们最本色的身份——他们是共和国军人，是优秀的共产党员。

他们的大忠大爱、大医大德，温暖着祖国百姓，守护着黎民苍生！

牟善初

（牟善初近照。解放军总医院供图）

一心报国

1943年，医学院毕业生牟善初血气方刚，怀揣着“驱除日寇，还我河山”的信念，如愿奔赴云南腾冲抗日前线，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冒死抢救下多位抗日军人的生命。历经新旧社会的历史变迁，牟善初深知，由于共产党的领导，国内这头东方雄狮才重新站了起来。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这里的小虫，说的是血吸虫。在民间，血吸虫病也被称作“瘟神”，因为从前缺医少药，老百姓对这种病无可奈何，以致不少村落断门绝烟、田地荒芜。

1950年，牟善初受命出征，担任某血吸虫防治站副站长，投入到华东地区抗击血吸虫病的斗争中。他日夜走访病情严重的病人和村庄，认真查阅中外书刊记载的相关病例和治疗措施，攻克一道道药学难题。当时，治疗血吸虫病的主要方法是锑剂疗法。这种锑剂药品虽有一定的疗效，但毒副作用很大，而且，病人需要连续用药21天，对肝脏和心脏损害严重。

为了寻求减少毒副作用的方法，牟善初夜以继日地做实验、分析和总结，成功将对病人毒副作用很大的锑剂使用天数由原来的21天减少到6天。这一结果，使无数病人既免遭了“瘟神”的折磨，又明显降低了锑剂药品的毒副作用。

这场大规模疾病战役，为期数年，大获全胜。目睹了党和政府为百姓健康和福祉付出的艰辛和努力，牟善初以巨大的热情投入 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血吸虫病防治人才，自己也如愿光荣加入国内共产党。

大医至诚

牟善初中学时代的国文老师、国学大师季羡林曾这样评价他：“医德第一，医术深通，口碑载道，举世崇敬。”

一次，解放军总医院临床部一名患者因患急性大叶性肺炎，大剂量用抗菌素后，开始出现严重腹泻，病情危重。来自国内多位专家学者围坐在一起，进行一次又一次病例会诊，难题摆在大家的面前——是先治肺炎，还是先治腹泻。先治肺炎抗菌素必须继续用，先治腹泻就必须停用抗菌素，专家们争论不休。

“停药！”牟善初听取意见后做出的决定，令众人大吃一惊。一时间，有两三分钟竟没有人说话。

“只要是建立在科学认识上的正确判断，就一定要勇于坚持，不要怕担风险。”牟善初的话语铿锵有力。他住进病房，24小时不离患者左右，随时观察病情的变化。一天、二天、三天，病人的病情果然开始好转。此时，已过耳顺之年的牟善初却由于体力消耗过大，加之精神上的极度紧张，昏倒在病人的床旁。

40天后，病人竟奇迹般地可以下床活动了。在场的专家和家属无一不对牟善初表达由衷的钦佩之情。

大爱仁心

在苍生大医眼里，病人永远是第一位的。牟善初要求他的学生：“只要病人有事，随时叫我！”有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那年牟老做了手术，术后住院治疗。牟老的学生因为一位住院病人长期发热不退想请教他，进入牟老病房时，看牟老面色苍白，就把片子藏在身后，不想打扰，谁知还是被牟老发现了。

牟老仔细的看片子分析病情，一阵疼痛袭来，牟老的额头上沁出细细的汗珠。学生当时难过内疚地说：“对不起，牟老我真不该来！”他睁开眼笑笑：“没关系，只要病人有事，随时叫我。”

“我和患者的关系好像大树离不开泥土。”在牟老90岁生日和从医65年纪念会上他如是说。

苏鸿熙

（苏鸿熙近照 解放军总医院供图）

毅然回国

1949年8月，苏鸿熙等4位南京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接到赴美留学通知。时任南京市市长的刘伯承鼓励他们：“建设新国内需要大批人才，你们早去早回。”1949年12月初，苏鸿熙抵达美国芝加哥，开始7年的留学生涯。

体外循环心脏直视手术，是美国于1953年率先应用的。为了掌握体外循环手术以及体外循环机的性能和使用方法，苏鸿熙夜以继日地学习和研究。天道酬勤，至1956年，他已成为具有一定声望的心外科医生。这期间，苏鸿熙参观了3家开展体外循环手术的医院，自费购买了两台心肺机。这些举动，引起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警觉，并由此判断出他有回国的意图。

赤子报答祖国，不惜磨穿铁鞋。1956年，苏鸿熙夫妇与美国联邦调查局斗智斗勇，想方设法避开特务的盘查，带着省吃俭用购买的两台人工心肺机，辗转六国，耗时52天，行程近5万公里，回到祖国。

百岁入党

2013年7月1日，一场特殊的入党仪式在解放军总医院干休所举行。当时已是99岁高龄的苏鸿熙坐在轮椅上，坚定地举起右拳，面向党旗庄严宣誓。

99岁的苏鸿熙激动地说：“这一天来的虽然有一些晚，但了却了我一生的心愿，此生无憾！”

大医精深

回国后不久，苏鸿熙即开展体外循环手术应用研究。他选人才，建队伍，打造了一支国际一流的心外科医疗团队。

1957年，苏鸿熙利用从美国带回的两台人工心肺机建起实验室。当年5月就在国内首次应用人工心肺机进行体外循环动物实验；次年6月，在国内首次成功应用人工心肺机进行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修补室间隔缺损；1963年，在国内首次成功应用人造血管进行主动脉—颈动脉搭桥术。苏鸿熙这“三把火”，为我国心脏外科的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为无数先心病、大血管病患者带来生的希望。苏鸿熙还在心内直视手术的心肌保护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提出人工心肺机的结构要求和体外循环钾代谢规律及分段补钾方法。由于在心外科领域作出了多项开拓性贡献，苏鸿熙成为我国心脏外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半个“赤脚医生”

作为专家，苏鸿熙抢救了多少垂危病人，谁也记不清，但他当“赤脚医生”的佳话，一直在解放军总医院流传。

那是一个周末之夜，苏鸿熙正准备睡觉，接到病房值班室打来的电话，说科里刚刚收住一位患者，病情很严重，病况很复杂，请他马上到病房实施抢救。苏鸿熙撂下电话，顾不上穿袜子，套上鞋就往外冲。刚出楼门，一只鞋子甩丢了，他顾不上寻找，继续奔跑。赶到病房，他立刻诊断病情，旋即安排手术。更换手术衣时，大家才发现他是光着一只脚跑来的。由于抢救及时，手术顺利，病人得救了。术后，同事们风趣地对他说：“苏主任，你今天可当了回‘赤脚医生’了。”苏鸿熙诙谐地回答：“不对，是‘半个赤脚医生’。”

作为医生，苏鸿熙始终对待患者如亲人，凡是他手术后的病人，都要亲自守候48小时，直到度过危险期。有一位患者刚刚闯过手术关，尚未脱离危险。苏鸿熙对他尽心守候，措施之一是观察他的排尿量，根据尿量的多少判断体内循环等功能是否趋向好转。为了准确了解瓶中的尿量，身高1.8米的苏鸿熙毫不犹豫地趴在地上，目光平视液面的凹线。他数着瓶子上的刻度，对在场的医生护士说：“这样计量液体才是最准确的。”

周继林

（周继林近照 解放军总医院供图）

满怀希望

1949年5月中下旬，上海淮海中路的一户人家，用木板和钉子把大门牢牢封住了，是从内门封住的。此举目的，是让别人进不来，自己也不出去。这户人家的主人是国民党打算送往台湾的重点人物之一，他们是一对夫妇，丈夫叫洪民，妻子叫周继林，两口子是上海著名口腔专家。为了让他们去台湾，国民党官员三天两头入门游说纠缠。面对这种诱惑，周继林态度异常坚决，明确表示“要留在大陆”。所以才有了封门的举动。新国内成立，口腔医学事业也有了勃勃生机，和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一样，周继林充满了奋斗的激情。她时常流露出对党的深情：“我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在旧社会毫无建树......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正因有了国内共产党，才有了我国口腔医学事业蓬勃发展”。

大医至精

“颞頜关节强直”是由创伤、炎症致使关结损坏造成的。是一个危害人类健康的国际性医学难题。传统的医疗方法达不到较好的治疗效果。周继林和丈夫洪民教授为了攻克这一难题，为国争光，为民造福，整天待在病房、图书馆，实验室里，有时连吃饭的时间都忘了，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经过反复的科学实践、经验研究与缜密的科学论证，反复的比较改进，周继林和洪民终于在国内外首次提出了“乙状切骨原则”，使一直以来的医学难题得以更好地解决，实现了治疗“关结强直”质的突破。

无私奉献

1958年夏天，洪民、周继林夫妇调入解放军总医院，开始新的创业。从初创时借来3张病床组成病房，到如今解放军总医院口腔科驰名海内外，在周继林百岁年华中，她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奉献给了医疗事业，奉献给了病患。

“病人把生命托付给我们，我们绝不能让病人失望。”周继林常说。1996年，年近八旬的周继林光荣退休。本可颐养天年的她，依然像在职时一样，每天照常出诊、查房、组织病例讨论、坐镇手术台、培养研究生、搞科研攻关，即使节假日也很少休息。

80多岁高龄时，周继林还在编写口腔医学专业的专著。“我要把宝贵的经验留下来，解除更多患者的痛苦。”在周继林珍藏的相册里，她保留着有关患者的图片资料。这些患者，都是国内做第一例有关口腔手术的幸运者。周继林救治的患者成千上万，有些称她为“医生大姐”，有些称她为“救命恩人”。为了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她出诊时，主动提出不挂专家号，被患者称颂为“不挂专家号的名专家”。

叶惠芳

（叶惠方近照 解放军总医院供图）

报效祖国

叶惠方曾说：“一个人不能选择历史，但可以选择自己的追求。”她一生追求的，是光明与奉献。

1934年，叶惠方考上燕京大学，后在协和医学院就读。新国内成立前夕，她的一个叔叔找到失散多年的她，要带她去台湾。但叶惠方毅然做出选择：“我要留下来。”

1948年至1953年，叶惠方有幸在林巧稚教授手下做住院总医师，后又出任主治医师。

“惠方，你现在是住院总了，这个‘总’意味着什么，就是要求你每天24小时总是坚守在医院，你的心要总是想着患者，你的手要总是为患者排忧解难。”一次值夜班时，林巧稚对学生叶惠方说。

“老师，我听你的。”叶惠方庄重承诺。

1954年，叶惠方从协和医院来到解放军总医院的前身——军委直属机关医院帮助工作。3年之后，她留在了解放军总医院，成为这个医院妇产科的创始人，一干就是一辈子。

生命如山

在叶惠芳眼里，为了治病救人，荣誉地位皆可舍弃。上世纪60年代，国内妇产医学界认为，患有心脏病的人禁忌刨宫产，否则患者会死在手术台上。1964年，叶惠芳打破了这一禁忌。当时分泌科收治了一位患有严重心脏病的产妇，危在旦夕。为了挽救孕妇和胎儿的生命，叶惠芳决定铤而走险。有人劝她不要拿名声和地位开玩笑，她说：“两条生命啊，眼睁睁开着生命在眼前消失而不试一试，叫什么医生！“对待病人的仁心大爱引领她走向手术台，而胆大心细的她最终带着患者成功闯过“鬼门关”。

甘当人梯

叶惠芳41岁就被称为妇产科领域里的“一把刀”，事业如日中天时，主动把科主任的位子让出来，她说：如果科里长期就只有“一把刀”，那是一场灾难。只有把“一把刀”变成“多把刀“，科室才能发展。她主动推荐年轻医生去山东大学、天津医学院学习。又把亲戚给的外币2000美金作为资金资助院里骨干去学习。叶老说看妇产科后继有人，她感到快乐、充实。

改革开放后，中青年专业干部的外语普遍较低，给出国交流学习和查阅外国文献带来障碍。在这种情况下，英语水平和医学水平都很高的叶惠芳一连当了7期教员，每期学院都是双丰收：既学会了英语，又促进了专业。曾得到她辅导的学生，目前也都是总医院的知名专家，有院士，有科室主任，还有科室学术带头人。

乐善好施 不图回报

1992年，我国开始实行专家门诊制度后，作为全国知名专家，叶惠方坚持出普通门诊。了解她的人都知道，她是想为老百姓省点钱。

1999年春天，已是八旬高龄的叶惠方，接诊了一位从苏北赶来的患有先天性肛门闭锁的小患者。患者家贫无钱治疗，叶惠方就把患者和家人接到自己家里住。孩子做完第一期手术后，在她家里一住就是两个多月。一年之后，孩子做第二期手术，全家三口再次住进叶惠方家，直到完全康复

叶惠方常说：“人来到世上不容易，要多做一些善事。”她一辈子都在做好事，把能给的都给了别人，自己家里却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客厅的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还是当年的嫁妆，椅子的坐板塌了仍一直凑合着用。

岁月悠悠，四位百岁军医的感人故事，一直感动着我们，他们的精神也一直激励着后辈前行。 此致，敬礼！

内容来源：光明日报、301医院

本期编辑：邹兰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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