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正猛：南怀瑾传统慈善文化“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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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作慈善公益文章，常常引用南怀瑾先生论述。一则，与公益领军人物徐永光一样，都荣幸与南怀瑾先生是同乡，对南老先生情有独钟；二则，更为重要的是，南怀瑾先生是我们眼中的文化大师、国学大家，在其对国学系统深入的研究、解读中，广涉传统慈善文化，思维开阔，见解深刻，令人格外受益。现借取南怀瑾先生《老子他说》之“他说”一词，试作“南怀瑾传统慈善文化‘他说’”。

（作者系浙江新湖慈善基金会秘书长、浙江工商大学英贤慈善学院特聘教授、红十字国际学院客座教授 ）

文化是一种积淀，一种熏陶。慈善文化的渗透力是慈善发展的重要原因。国内传统慈善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南怀瑾先生非常注重于传统慈善文化的研究、诠释、演绎，成果殊夥，特色鲜明。

其一是视野广阔。传统慈善思想，主流思想理论以及古代民间存在的“下位层次”的观念，南怀瑾先生在讲解国学经典著作中多有挖掘、解读、阐发，着力于灌输“仁爱”的理念，播种“爱心”的种子，培育“向善”的心灵，树立“关怀”的意识。研究传统慈善思想理念，学界专著已经不少，国内慈善史、慈善概论类专著亦多有专章。令人惊叹的是，这方方面面的内容，在卷帙浩繁的南怀瑾著作中，几乎都有涉及，而且总体上时间上比他们要早许多。南怀瑾先生以钩元摘秘、鉴宝识玉的功力，贡献了他的慈善文化见解。

其二是思维贯通。南怀瑾先生对传统慈善文化研究有一个重要认知是：“儒、释、道三家的学说中，以及诸子百家，统统有从‘社会福利’出发的理论和名言。”（《原本大学微言》）因而，在阐述传统慈善文化时，注重于多家思想的贯通。如他自己所说：“读书要通”（《南怀瑾讲演录》）。特别是历史上存在“（儒释道）三教虽殊，劝善义一”的景象，南怀瑾先生的阐述随处体现“揉合”，倡导“仁之修养、佛之精神、道之高处”。这与研究传统慈善的其他学者往往分列表述有很大不同。虽在学术讨论中偶见相左评价，但南怀瑾先生融通诸家给慈善文化带来的汇流聚势作用是客观而显见的。

“他说”，别解也。南怀瑾先生的“他说”，实是独具慧眼的阐述。全面介绍南怀瑾先生的传统慈善文化论述，非一篇文章所能办到。本文对学界已有论述的趋同话题，按下不表，撷取几个视角独特、别有意义的“他说”试作分析。

1、揭示“真儒实学”的标准

南怀瑾先生在《原本大学微言》里，根据对国内历史的全面观察，揭示了“为人民、为社会、为国家‘诚意’‘正心’做实事，泛爱众而亲仁，乐善好施，是‘真儒实学’的标准”。并提出“足以代表真正的儒宗儒者，应当是范仲淹。他以实事求是的作风，力行所知所学，泛爱众而亲仁，乐善好施，博爱他人，爱做好事，肯布施，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为故乡地方族人买田，首先创办社会慈善福利的产业。在他死后，家里没有太多积蓄，仍然保持两袖清风，书生本色”。在解读儒家经典中，如此突出慈善地位，是十分有见地的，也是合乎历史逻辑的。

南怀瑾先生之所以揭示“真儒实学”的标准，我们理解，一是基于仁爱在儒家学说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在《论语别裁》中说：“‘依于仁’，是依傍于仁，也就是说道与德如何发挥，在于对人对物有没有爱心。有了这个爱心，爱人、爱物、爱社会、爱国家、爱世界，扩而充之爱全天下。这是仁的发挥。”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四点是孔子讲学问的中心纲要”。

二是基于他对“仁”分为“体”“用”的特别诠释。“仁有‘体’有‘用’。仁的‘体’是内心的修养，所谓性命之学、心性之学，这是内在的。表现于外‘用’的则是爱人爱物，譬如墨子思想的兼爱，西方文化的博爱。”“佛家的所谓‘菩萨’之道。”“用”就是发挥的作用，践行仁爱。志存经世致用，无负初心。 身体力行慈善才无愧于“儒行”。

2、阐发传统慈善发展的“程序问题”

传统慈善发展有着自身的逻辑，南怀瑾先生称之为“程序问题”，在《老子他说》中作了精辟的阐述。

“‘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 圣人之道，永远是救世救人的心愿，真正的大圣人，不抛弃任何一个人，对善人要救要度，对坏人也要救要度，这就是圣人之道。‘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圣人不但要救人，并且要救物，但那是有次序的，要先救了人，再救万物，‘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是国内文化的次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先帮助自己亲近的人，仍有余力再慢慢地扩大范围，把人都救了，再救万物，而且要做到没有弃物，这是程序问题。换言之，等于佛家的由小乘而后到达大乘，由个人的自我开始而扩大，而及于‘天下为公’这样的行为，是谓圣人之道，老子为它取个名‘是谓袭明’。‘袭’是延伸的意思，在无形、无声、无色、不着痕迹的情况中，慢慢将光明延伸出来。天地万有的本体，永远是光明的，我们把自己光明的道遮住了，变成无明就黑暗了。‘袭明’引申人类光明的一面，是至真至善之迹，这是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

这里，南怀瑾先生对《老子》第二十七章的“袭明”，作了有别于一般注解的传神诠释。把道家和儒家、佛家三家的慈善理念打通了！ 鲁迅先生曾说过：“国内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南老先生的这一番“打通”，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慈善发展很有启示。

这个“程序问题”，可以说与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一脉相通，也与国外的“道德圈”理论相映成趣。“程序问题”对于传统慈善发展研究具有普遍意义。

3、指出善恶报应观是国内文化的中心

南怀瑾先生在《易经系传别讲》“天将厚其福而报之”一节中说：“孔子在这里提出来噬嗑卦这一爻来解说，这是孔子的名言，是国内文化的中心。孔子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他特别叮咛：“这几句话大家千万要背得来。”说明他十分看重这个观念。他说：“《易经》上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是国内文化四句话的原则。我们国内文化，东方文化，最喜欢讲因果报应。国内过去五千年文化思想的教育、政治、道德等，都是建立在因果基础上。”

他说，很多人以为因果报应是佛家的话，其实国内文化从我们老祖宗开始，第一就是讲因果报应。国内文化讲因果是三世的，这一代，上一代，后一代，是直线的。印度文化讲因果是横线的，是讲个人的，前一生，这一生，下一生。所以印度的文化进来之后，就和国内的文化结合，构成了国内文化的十字架，成了国内因果报应的学说基础。

南怀瑾先生为什么将善恶报应观视为国内文化的中心？在多部著作中他作了研究与思考——

“国内文化对于人伦道德的基本哲学，彻始彻终，都建立在因果报应的观念上。无论儒家与道家，毕竟没有离开这个范围，只有程度的深浅而已。”（《禅宗与道家》）

南怀瑾先生说，孔子在《论语》中提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人要有个可怕的东西在心里，在背后，才可以使他上进向善。宗教也是这个作用。有个上帝，有个菩萨管着你，你就会乖一点。所以如要一般普通人做好事，一定要有个促使他向善的力量在后边才可以。（见《论语别裁》《易经系传别讲》）

南怀瑾先生说，《太上感应篇》中就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 祸福没有一个是命运规定不变的，就是看人自己的作为了。由这种因果观念的推演，发展出国内几千年来一贯的教育目标，教人如何做一好人，做一完人。《易经》说：“天之所助者顺也。”天是顺其善道而助之。（见《易经杂说》）

4、提出“民间封谥”的命题

从善恶报应观而来，传统社会还有一种对于人死后的评价，作为善恶价值的“赏罚”。在民间是非自有公论，老百姓心里有杆秤。南怀瑾先生总结、创设了“民间封谥”的命题。

《禅宗与道家》中说：“国内文化，对于人伦道德善恶价值的赏罚，在民间社会，自有一套自由民主的主张，自有是非的公论。只要多读历史与地方志（省志、县志等），到处可以找出民间社会，对于善恶赏罚封神的公论，这是国内文化、自周制以来，评定帝王官吏与读书人等，死后功过的判例‘谥法’的另一面，是属于民间的封谥思想，非常值得重视。”

南怀瑾先生是十分主张做善事不留名的。为什么这里“非常重视”民间的“封谥”？笔者分析其逻辑是，儒家的报应观是“留余庆”，更多指在今生今世得到报应。但实际上，善恶报应在现世时段里往往很难应验。所以，在历史上是受到质疑的。 儒家就极力强化人的名声，促使人重视自己的名节，让好人流芳百世、让坏人遗臭万年。儒家用死后的荣辱来解开善恶不公的心结。因而，历史上形成了“身与草木俱朽，声与日月并彰” （王充《论衡》）的浓厚观念。有识之士纷纷追求“奋名于百代之前，而流誉于千载之后”（桓范）。牵挂着“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屈原）。

对人死后的名声褒贬，事实上成为奖善惩恶的一种“机制”。南怀瑾先生说：“我们这个国内历史很妙的，国内历史特殊的地方，有个名称叫‘谥法’，是我们历史特有的精神。不管皇帝大臣名人，一生所做的事对与不对，死后都有一个封号，叫做‘谥法’。古人对这个封号，非常重视。”这是“官谥”。士大夫死后由亲族门生故吏为之立谥，是“私谥”。南怀瑾先生另行总结、提出了“民谥”。南怀瑾先生本意在于，“民间谥法”也起到扬善去恶的警戒作用。

5、别裁孟子的“性善论”

孟子在国内思想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人性善”。“性善论”是一个完整的以慈善之心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在历史上产生很大影响，特别《三字经》开宗明义“人之初，性本善……”之后，“人性善”成为老少皆知的一个观念。我们在没有读南怀瑾《孟子旁通》之时，一定没想过南怀瑾先生用大量篇幅“别裁”了“性善论”——准确地说，南怀瑾先生对亚圣的“性善论”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一是例举前人对孔子“性善论”存疑；二是指出自己目睹的现实状况，有不少与孟子的论证不相符合；三是指出孟子自身逻辑矛盾。他甚至针对其中一段论证说：“孟子这一段话的问题太大了，如果我是孟子的老师，一定用红笔把它勾掉。……法官看了这一条，在判决书上一定用‘显无理由’四个字，批驳回去。”说得颇为严重。

为什么南怀瑾先生对这个历史上影响很大的理念提出深深的质疑呢？

结合上下文和南怀瑾先生的其他著作来看，首先是因为人性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他说，“几千年来都把形而下行为的性善性恶，扯到形而上的本体去讨论的，所以永远说不清。”他分析说，“性无善无不善”是告子说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另一派说的；还有一派说“有性善，有性不善”。其中谁是谁非，很难断言。

更为重要的是，南怀瑾先生一直强调：“道是要修得的。”《话说中庸》中说：“‘修道之谓教’的一句，说明学问修养之道，是要使它还归本净，而合于天然本性纯善之道的境界，这便是教化、教育的主旨。也就是我们平常习惯所说的，道是需要修才得的，所以才有‘修道’这个名词。”同理，善心善念也是要“修得”的。善在于心，心在于修。因而，南怀瑾先生在质疑“性善论”之后，又十分赞同孟子强调良心的修养。他说：“儒、释、道三家，谈修养的学问，观念几乎完全相同，儒家主‘存心养性’，佛家主‘明心见性’，道家主‘修心炼性’，实际上都是由‘心’的修养，进入到‘性’的境界。”

笔者想起，1993年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决赛，辩题是“人性本善”。结果是反方取胜。 反方抓住一个重要的辩点：“如果真的是人性本善的话，那么孔老夫子何必还诲人不倦呢?”（见《狮城舌战—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纪实与评析》）

南怀瑾先生反对简单确定人性本善，强调后天心性教育的重要。在他的著作中，一再阐述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的观点。孔子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性的“质朴论”，这是给教化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如董仲舒所说：“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董仲舒《春秋繁露》）

上述三、四、五部分的善恶之“善”，当然不全是慈善，但慈善是其重要内涵。

6、演绎佛家布施学

佛教慈善是传统慈善的一个组成部分。佛家依照布施原则行善。南怀瑾先生多次演绎佛家布施原则，被认为是南怀瑾先生谈论慈善的突出话题。这方面内容，《国内慈善家》杂志，曾由徐永光老师推荐，以《南怀瑾说慈善：乐善才能好施》为题刊载。该文是南怀瑾先生讲述《毗耶娑问经》，演绎了佛教的布施学。摘要如下——

任何宗教都教人布施，平时将财物施舍给别人，将来就能升天得福报。毗耶娑问什么叫布施，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是施主。佛对布施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既布施已，自食自净，施已报转，故名布施。”

布施必须是把自己的并且自己也需要的东西施于他人，才会有布施的果报。拿衣服、钱财、医药送给人家，是外布施；把自己的烦恼完全清净掉，是内布施；给人以精神上的，乃至生命上的安慰和支持，是无畏布施。布施的信心一生起，就必须马上实行。佛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布施是无条件的，以别人的痛苦和需要为自己的痛苦和需要，这才是布施。

何为施主？必须是自己的东西，而且自己也需要，但看到别人更需要，就无条件地布施出去，这才是施主。拿着人家的东西去布施，施主是物主，不是你。

佛告诉毗耶娑真正布施的原则：第一，要自己真有心帮助人，而不挟带任何别的思想。第二，布施不能怕将来的结果。常言讲，做好事“善门难开”，真要做好事，自己就要真心当傻瓜。第三，不要轻毁任何一个人，这是大乘佛法的菩萨戒。

佛告诉毗耶娑：有十种布施，能使施主在布施后心里非常高兴，并使布施的功德圆满。第一是“时施”。恰到好处、恰如其时的布施。有句我们从小就会背诵的格言：“求人须求大丈夫，救人须救急时无。”时施，就是要做雪中送炭式的及时布施。第二是“施行人”。帮助旅途中处于病苦急难的人。第三是“施病人及瞻病者”。世界上的病人都很痛苦，所以要帮助病人。而且，对看望病人给以安慰者，及医护病人以解除其痛苦的医生、护士，也要进行帮助。第四是“施法器”。帮助有资格修道、今后会有所成就的人。第五是“施欲行异国土者”。比如资助想出国留学求法而没有盘缠者。第六是“法施”。给人以智慧的布施，给你解答问题，传授给你知识，培养你的学问，乃至教你佛法，这叫做法布施。第七是“资生施”。帮助人维持生活的必需物品或谋生手段。第八是“屋宅施”。让无房屋者有一安居之处。第九是“灯明施”。给处于黑暗的人送去光明。第十是“香施”。指能生起宗教心并净化环境的香料。比方发水灾了，给灾区送去卫生用品。

前后各五种真正布施，即净施。佛在这里回答毗耶娑的提问，对“净施”作了一个概括：真正纯净的布施，就是要有爱心，尊重人家、信任人家，乐意帮助任何一个人，乃至一切有生命的生物。“慈心”，即对一切众生生起慈悲心。“常心”，不是一时冲动，这是理性指导下的恒久的爱心。“喜心”，对人家的幸福生起由衷的喜悦感，乐于做好事。

7、揭秘佛寺可持续慈善的基础

国内化佛教在古代慈善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南怀瑾先生在《原本大学微言》等多部著作中揭示了古代佛寺可持续慈善的主要成因。他说：“唐玄宗中期，禅宗大师马祖（道一）禅师和他的弟子百丈（怀海）禅师，在江西开创国内佛教特色的‘丛林制度’，不顾原始佛教不事生产的戒律，提倡以集体修行、集体耕作、生活平等、劳逸平均的原则，制定了‘百丈清规’，以替代原始戒律而适合时地相宜的信守。而且百丈禅师，年过九十，还以身作则，天天领众劳作，留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风范。当时百丈、马祖师徒的作风，被信守原始佛教戒律的僧众，骂为‘破戒比丘’。可是从此以后，禅门丛林风规便大行其道，大多数的佛教僧众寺院，都以‘丛林’相标榜，而称为‘禅寺’或‘禅林’的，甚为普遍，因此使佛教能在国内的土地上生根立脚，并且为后世历代的社会福利慈善事业，有形无形地做了许多功德。因为‘丛林寺院’，兼收并蓄了‘鳏、寡、孤、独，老无所归，幼无所养，贫无所依’的我们。可以说百丈师徒是国内宗教革命的先驱。”

南怀瑾先生说，百丈禅师创建丛林以来，他的初衷本意，只是为了便利出家僧众，……所谓“君子爱人以德”则有之，他的一切措施，自然而然的，便合于儒佛两家慈悲仁义的宗旨了。（见《国内文化泛言》）

诚然，我们从国内佛教发展史和古代慈善史可知，在南北朝时期，寺院经济已经迅速发展，早期佛教慈善也逐渐开展。 丛林制度对于佛教的发展，对于寺院施行社会福利慈善事业，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学界认为：“丛林制度体现了农禅制度自我发展、自给自足的精神。它改变了以往寺院经济对于国家社会捐助赏赐的依赖性，增强了自我生存发展的能力和独立性。”（刘小平《中古佛教寺院经济变迁研究》）任继愈先生则说，丛林制度使禅宗“在经济上立于不败之地。”南怀瑾先生说他在早年就作过丛林制度的研究，这个学术成果是得到学界研究印证的。而丛林制度对于佛教慈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是南怀瑾先生独到的知见。（见《禅海蠡测》《<国内佛教发展史略>附录:禅宗丛林制度与国内社会》）

8、融会儒释道三家“为善不求人知”观念

南怀瑾先生始终倡导“为善不求人知”“阴功积德”。“真正的行善不是为名，国内文化叫阴功积德，阴功是人家看不见的。”在多部著作中阐述儒释道三家论阴功积德，并予融会贯通。

《论语别裁》中说，子张问怎样才是善人，孔子的答复是：“不践迹，亦不入于室。”“不践迹”，就是说做一件好事，不必要看出来是善行。为善要不求人知，如果为善而好名，希望成为别人崇敬的榜样，这就有问题。“亦不入于室”，意思是不要为了做好人，做好事，用这种“善”的观念把自己捆起来。“何必为自己树个‘好人’的招牌！所以国内人讲究行善要积阴德。”

道家是什么观念呢？《老子他说》中说，老子曰：“善行无辙迹”。真正做大善事、行止高洁的人，他所做的好事，完全不着痕迹，你绝看不出他的善行所在。所以，真正为善的行为，不像车辆行过道路一样，留下痕迹，如果有了轮印的痕迹，等于自挂招牌，标明去向或宣扬形迹了。

南怀瑾先生又将老子与佛家理念进行了对照。他说，“善行无辙迹”不容易，却与佛家对于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的大乘说法不谋而合。例如佛说布施必要做到三轮体空，所谓三轮体空，就是说当你在布施帮助别人的时候，“施者”的我相与“受者”的他相，以及“施事”（布施行为的事实），这三种心理和行为现象都必须当下皆空，彻底不留痕迹，才能达到渡过彼岸的真空正智而得大解脱的境界。如果有一个境界，那就是着相留迹了。

在《庄子諵譁》中南怀瑾先生又分析了庄子的观念。他说，庄子曰：“为善无近名”，等于他的格言，就是说做善事应该做到没得名气，人家不晓得你在做善事。

他说，不仅庄子的思想如此，诸子百家都是如此。庄子发挥“善行无辙迹”的意义说：“绝迹易，无行地难”。一个人的动作行为要想不留痕迹，虽然已经很难做到，但也不算太难。这也不算太难的事，挖空心思，还能做到。虽然只求“阴功积德”，可是仍有心理上善行的痕影。这也是“绝迹易，无行地难”的最难之处。

杨朱学派在战国时代独树一帜。南怀瑾先生在《列子臆说》中说：“……杨朱就说，‘行善不以名’，一个真正做好事的人，不是为了求名，为了别人表扬、宣传才去做好事，这不是好事，因为这是有目的的。”

南怀瑾先生还指出，国内古代民间也是一样提倡“行善不为名”。他说，历史上有几句很要紧的话：“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像我们桌子上一定摆两部书，一部是《文昌帝君阴骘文》，还有一本功过格，一定摆在那里，专门劝人家做好事，都是课外读物啊。还有《朱子治家格言》。所谓行善要阴功，大家看不到的，这个累积下来才叫功德。这是我们过去道德的标准，“积阴德于子孙”的概念，因此普遍留存在每个人的心中。

值得一提的是，南怀瑾先生主张，对于别人行善恰恰要大力宣传。“可是话又说回来，还是要行赞叹功德，因为某人原来只有一分好处，宣传他十分，某人经这么一宣扬，不好意思，一定要做到那个标准。”（《药师经的济世观》）如莫言所说，善要人知为了扬善。

笔者曾有一个观点，雷锋做好事不留名，但社会需要大力宣传弘扬雷锋精神。南怀瑾先生两个视角看问题，阐述十分辩证。

关于传统慈善文化，南怀瑾先生著作中还有许多阐述，需要我们不断学习研究，获得启示。如果把南怀瑾先生慈善理念归结到一点，可以说是“为善最乐”。南怀瑾先生不仅以经史合参的方法诠释、阐述传统慈善文化，更是以大德之心身体力行慈善之举。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家乡温州捐资设立了南氏科技医药和南氏农业两个公益基金，资助卫生和农业事业，后两个基金合并为永乐公益基金，在温州眼视光医院的运作下，实施“明眸”工程，专门为贫困群体中的白内障患者提供无偿手术治疗，甚至远赴非洲，把光明带给许多非洲大陆的贫困患者。2012年10月，南怀瑾先生子女根据父亲的遗愿，捐资与桂馨基金会合作，设立“南怀瑾乡村教师计划”项目，并向社会募资3000余万元，资助奖励长期工作在农村的中小学教师。南老先生深情地说：“一个人想要得到身体上的快感，是有好多方法的，但真正的得至乐是为善最乐，上善成就了，它由内而外发出的快感是永远不退，昼夜都在快感中。”（《维摩诘的花雨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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