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起源」儒家的良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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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二字，最早来自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孟子：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孟子·尽心章句上》。

孟子认为，人人天生都是“性善”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良知，是天赋人类生命中不学而知的、不学而能的、先天具有的判断是非与善恶的能力。这种良知体现在人的不忍之心中：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把“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视为人的善端、天性与本能的良知，是人性中本自具备和天然具有的。比如，我们每个人发自内心的对自己亲人的爱。比如，你看到一个老人在路上摔倒了，你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想冲上去把老人扶起来出来，不管这个老人是不是你撞倒，不管你认不认识这位老人，你都想这样做，就是来自于人与生俱来的恻隐之心。再比如，你做了一件错事，对周围的人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或对集体的利益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他人并没有看见，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尽管只有你自己知道，但是你的内心仍旧会为之忐忑不安，睡觉也睡不踏实，心中似乎一直被一个东西压着，这就是知善知恶的是非之心。善恶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与生俱来。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对自己的错误与过失有认知，而且为之痛苦自责，这是人的是非之心在起作用，是人的良知、良心在发挥作用。再如，一位原本非常柔弱的母亲，但是看到自己的孩子处于困境之中，她会迸发出超常的力量去想方设法地救助自己的孩子，为孩子承担所有的痛苦，那怕牺牲自己，这份能量就来自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所向往的“大同世界”：“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这都是一种以己度人、将心比心后内心情感的真实存在，都是良能、良知，都是天赋所能，不学而知，藏于人人心中，是天地之间万物生生不息的支撑！这种天赋在与人的生活、社会环境、道德法律标准结合后，会形成我们对良能、良知在社会层面意义的认知和体现，即成为一种与社会大众约定俗成的道德观，我们称之为良心。良心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性的道德价值，是一种非纯粹个人性的思想观念，是人行为、行动的心理基础。良知和良心都是道德领域的心理活动和思想，从良知到良心是人基于大众道德观念对自己这种天赋内容认识上的提升，二者都不是人意识的终点和目的，人意识的最终目的就是知行合一，用这种良知、良心指导、控制自己实际的社会活动，成为良行。

• 儒家的良知说

在儒家看来，良知，是一切伦理实践的出发点。每个人修身的功夫就在于用自己的良知去有意识地修养心性、去恶从善。甚至可以说，国内人历来所信奉的孔孟儒家之道，其实都是建立在“良知”二字基础之上的，离开了“良知”二字，儒家之道就成了无根之基、无本之木。其后的秦、汉、唐、宋等朝代，人民一直信奉的仁义礼智信，一直追求的道德完美和至善至诚，都是对良知的信仰，始终与良知一脉相承。

作为儒家“亚圣”的孟子，他在良知上的认知代表了儒家主流的良知思想，为后人所遵从，但实际上，此前儒家“至圣”孔子在孟子之前亦有他的良知学说，之后的大儒荀子也有他的良知学说，孟子的良知思想与孔子、荀子对良知的认识并不完全相同，即儒家内部的良知思想也有不同版本。

孔子所说的“生而知”也被称为良知，它与孟子说“不虑而知”的“良知”既有相同处又有不同处。二者相同处是，他们所说的知识都是关于人生和生活的这个世界的知识，是实践的知识。不同之处在于，孔子说的“生而知”旨在说出“学(修德)”的重要：圣人可以“生而知”，多数人不及于此，只能“学而知”，因此“学才是多数人”获得“知”的途径，不“学”则无“知”，舍“学”便无“知”。孔子认为良知是“学而知之”，孟子认为良知是“生而知之”，他们差异的根源，我认为在对人性、人心本源理解的深度上，孟子的“良知”说主要是指人的本性、本心中不虑而得的那些“知”，就是针对孔子的思虑之“知”、后天之“知”的知，但孟子也并非排斥后天之学，“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孟子·告子上》）就是提倡即使有先天之知，仍要注重后天之学，因为经思虑的“知”是人性本属以上的知识，必然要“学”才行，“学”才可以虑，虑才更会去“学”。同样，孟子也认为不虑的“知”未必就不需要再“学”，如“孩童知爱其亲”是出生就天然如此，但并非知道如何孝敬父母，爱到孝是在父母的关爱下耳濡目染下习练的，不虑而“知”和不虑而行也要通过后天学习达到，“孩童知敬兄长”更是如此，所以，孟子认为“学而知”也是“良知”的一部分。

不管是孔子、孟子，我们看到他们都认同本心、本能、本知的存在，他们各自所主导的“良知”其实都是“生而知之”、“学而知之”两者的融合，只是各自对本性、本心所“知”的强调程度上有不同，孟子更强调“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这些先天性的“知”而已。一个人只要本心未失，本心就能够在正常的环境下不断得到发展，自然就会不断地去学习和养成良好的习惯，在做事上就能达到自然而然的地步，这既是“生而知之”，也是“学而知之”。 孔子、孟子在良知起源上没有本质的分歧。

孟子提出的良知思想，是基于其“性善论”理论基础的，对于以“性恶论”理论为基础思想的荀子来说，并不接受这种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能、良知的思想，他认为人先天具有的能力、认识都是恶的、不良的、非善的，都是恶能、恶知：“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他认为，人最后之所以能够具备良能、良知、善心、善行和具备良心，都是后天学习的，是通过后天学习过程所形成的新思想颠覆、掩盖了先天那些恶能、恶知，即“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故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苟于·性恶》)。他也认为这种恶能、恶知永远是存在于人内心深处，永远不可根除，人只有靠后天不断地学习、修养持续来掩盖、饰伪，这种良知本质上是一种外在而来、后天而学的“伪”，这种“伪”却是善、良和正义。孟子主张“内发”，荀子主张“外铄”，这是他们对良知起源的根本分歧。

两位大师虽然对于良能、良知、善性、善心的本源认识有截然不同、大相迥异的差异，但他们在良知之路上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良知、良能的最终落脚点那就是都遵循“内圣外王”这个来自道家的由内及外的思想、行为之道，即首先重视人内省的修养，形成对世界的正确认识，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然后是对外的行为和行动。所谓“内圣”，是指主体心性修养方面的要求，主要表现为良善的德行。良善的具体内容是广义的人道精神，其基本观念则是儒家的仁，不管是早期“恭、宽、信、敏、惠”这些被孔子视为内圣的品格，还是后来儒家一再强调的“仁、义、礼、智、信”和“克己复礼”等等这些人格内在的规定，都是仁的范畴。所谓“外王”，是指社会政治教化方面的要求，以实现王道、仁政为目标。儒家把内心的道德修养与外在的政治实践融为一体，建构了一种独特的人格理想。内圣在某种意义上还表现为仁与知的统一，外王则表现为知和行的结合，即知行合一。正如孟子的“修身”、“立命”，养“浩然之气”与倡导实行王道仁政的“内圣外王”理想一样，荀子在“内圣外王”上也主张“志意定乎内，礼节脩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此君义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则天下应之如讙（huān 音欢，喧哗，形容齐声回答）。”（《荀子·儒效》），也非常推崇内有意志、外用法理的儒家“内圣外王”理想。“内圣外王”的本质什么？就是《大学》所开宗明义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和“古之欲明明镕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就是格物致知、知行合一。

所以说，在儒家内部，孔子、孟子和荀子良知思想在起源和主干上是总体一致的，三大儒对良知的终极都是“内圣外王”理想之下的格物致知、知行合一而止于至善，只是各自的偏重点不同，即枝叶上有别。

在随后的数百年里，儒学在西汉时期取得了正统思想地位后风光了几百年，但在魏晋、五胡乱华时，由于起四平八稳的主张在频发的战乱中发挥不了军事指导作用，于是便销声匿迹了，直到南北朝结束时期和隋唐大统一了华夏中原后，儒学才再次被唤醒和进入到国家统治者和文人的视线中，但并没有大的兴盛。因为此时的佛教、道教正处于高度繁荣时期，使得儒家思想与之竞争的力量有限。北宋统一国内后，第一人皇帝赵匡胤主张“抑武扬文”，于是儒学在消失了近七百年后终于迎来了复兴的时刻。虽然儒家的社会影响力此起彼伏、此消彼长，但对于良知、执行合一的追求却丝毫没有停止过。

我们就聊到儒家良知之学说，下篇说道家‬的良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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