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舞团纪事

来源：农民日报

与“解散事件”几乎同时，杨丽萍导演的生肖系列舞蹈艺术片《虎啸图》上线，其中运用的数字化传播技术，被她称作是“新物种的尝试”，“想用另外的一个艺术形式，在没有舞台的情况下，找到一种可能性。”

7月1日，昆明艺术剧院。

正对大门口的广场上，人群排成久违的长队，有秩序地扫码、验票。佩戴口罩的人们形色各异，但几乎每个人都很兴奋，几个年轻女孩扎堆聚在一起，大声讨论着、笑闹着，像是等待一个盛大的仪式，互相传递着期待的信号。

剧场已经座无虚席。晚上八点整，观众席骤暗，灯光打在舞台上。在寺庙“铛铛”的钟声里，一位僧人弯着腰踱步上台。在他身后，头顶光环的“众神”坐定，演出开始了。

在国内外巡演100多场之后，这部诞生于云南的现代舞剧《春之祭》时隔5年再度回归昆明，回归剧场。演出结束，当总编导杨丽萍带着她的“孔雀舞团”再度出现在舞台上，沉浸了一个半小时的观众沸腾了。

舞者们依次谢幕，压轴出场的杨丽萍依旧身着大红色，头戴小帽，还是一贯的优雅从容，微笑着向台下观众致谢。而这一天，距离那次众说纷纭的《云南映象》解散事件，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

“整整两年啊，两年多吧，我们一直在坚守，不想放弃……”由于疫情的影响，舞团的几十个来自大山、来自土地的原生态舞者被迫离开。“当初是我把你们从田间地头带到了舞台上，如今却要离开……”4月底的一次采访中，杨丽萍面对镜头谈及这件事，一度哽咽落泪。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对于杨丽萍和她的舞者们来说，这次《春之祭》昆明站的成功落幕似乎又多了一个意义，因为它的主演金花，正是彼时为《云南映象》挑选演员之时，被杨丽萍从云南乡村带向舞台的舞者之一。谢幕时，这个29岁的白族姑娘跑跳着来到舞台中央，身姿像极了一只欢悦的孔雀。

舞台

再次见到金花是两天后，剧场旁边的排练厅。遮住半边脸的巨大墨镜、漫过腰身的漆黑长发、精瘦黝黑的身材，即便舞台下卸去光环，她在人群中也是极具存在感的类型。

谈及这次演出，她给自己打80分，“有不足，还可以更好”，对于这部已经排演5年，演出100多场的剧目，她感觉“每一场感受都不一样”。“可能因为不一样，才有意思。”

《春之祭》的故事原型，来源于俄罗斯的一部芭蕾舞剧。讲述了原始部族一次庆祝春天的祭礼——从一群少女中挑选一个献祭者，她要不停跳舞，直到死去。其中有一段用力跺脚的独舞部分，要表现女孩献祭时挣扎的痛苦，对舞者的爆发力和体力要求极高。

在舞台上，金花要做三次跺脚舞蹈的动作，到最后几乎体力耗尽，发出声嘶力竭的叫喊，完全是崩溃的状态。那一刻，鸦雀无声的台下有人激动地鼓起掌来，还有人情不自禁落了泪。

从献祭少女身上，她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执着、勇敢、愿意奉献自己。她说，“我觉得她就是我自己。”

2003年，为了筹备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杨丽萍在云南的乡镇山村寻找能歌善舞的原生态演员。那个时候，一个叫董继兰的11岁女孩走进了她的视野。身材单薄矮小的女孩，唱起白族调却显出一股力量。因为年纪太小，杨丽萍叫她“小金花”。

在大理，金花是“漂亮女孩”的意思。然而这个女孩当时并不认识鼎鼎大名的“孔雀公主”杨丽萍，也不知道是在挑选演员，只是听妈妈说，“今天要给一个很重要的人唱歌。”

十几年后，当她再回到当年唱歌的院子，金花感觉“像做了一场梦”。

“如果没选上，以后可能会在县歌舞团唱白族调，或者去哪里打个工。”她说，就是完全想不到这些后来发生的事，想不到能靠跳舞养活自己，还跳上了那么多国家的舞台。

同一年，《云南映象》首演，杨丽萍走遍云南村寨找寻和启用的近百位原生态舞者占到团队演员的70％以上。极具个人化魅力的杨丽萍无疑是整个队伍的灵魂，她曾经多次在采访中强调天赋和个性对于一个舞者的重要性。对于这些来自农村的“非专业演员”，她看重的正是他们身上那种属于大山和土地的味道，“这是专业演员所不具有的”。

这种民间的天赋很快被舞台和观众容纳，“孔雀舞团”迎来了市场化的成功。自2003年昆明会堂首次公演，《云南映象》在国内60多个城市、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演出将近7000场，获得了中国专业舞蹈的最高奖项“荷花奖”。

作为一个艺术家，杨丽萍的作品是极具民族色彩的，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很不商业”，但在从艺这条路上，她对市场化和商业化总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乐观，相信在极致的艺术追求和普罗大众的审美体验之间，总会有一条桥梁把两者相连。就像她曾说的：“我在创作作品前不会特别展望它的市场效果。作为舞者，本质上应该是非常纯粹的，诚意总是能打动人的。”

但道路走下去不可能一路坦途。《云南映象》筹备期间曾遇到一次资方临时撤资，为了留下几十位本土演员，杨丽萍拍了自己的第一条广告，卖了大理的房子，撑起了当时快要散掉的团队，因为“相信自己的感觉”。

家乡

对于金花来说，她感觉自己最大的天赋就是她的身体，胳膊细，手长腿长。18岁的时候，有个老师说她个子矮，跳不了主演。这件事让她一度备受打击，甚至“很讨厌自己，为什么不长高一点”。过了一段时间，她自己想通了，“这是我的特色，父母把我生成这个模样，我就是独一无二的，为什么不喜欢自己？”

后来的她一直把这件事当作一种激励，“当别人说你不行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要继续执着？”金花反问我。“我执着是因为这是我热爱的事。”她说，“一个人没有热爱的东西，就像机器一样。”

有一段时间，她看了韩剧《请回答1988》，喜欢里面被家长逼迫考学，但是屡战屡败，却因为酷爱美食，最后在餐饮行业干出作为的“正峰”。她喜欢剧里那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每个人都有适合他的东西”的那种感觉。“你现在觉得他不行，他终究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发光。”

“只要你去找，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她说。

结束演出的第二天，金花回到了大理剑川县沙溪镇的老家。剑川县以石窟遗迹闻名，这次回家的目的，就是要“和县里边的领导商量”，把石窟文化与舞蹈结合，创作一个新的作品。把家乡的文化通过舞蹈作品呈现表达，是她一直想要做的事。

2018年8月，金花的原创舞蹈《霸王鞭》在英国伦敦首演。空旷的舞台上，金花身穿黑红短衣，在纯白的背景下散发而舞；长鞭落地，清脆声响击人心魄。

这是第一部由她自己编舞、自己演绎的完整的现代舞蹈作品，也成为了她艺术生涯一个重要起点。当25岁的年轻舞者站在异国他乡的舞台表演家乡舞蹈的改编作品，她感受到了来自陌生国度、陌生文化背景观众的认可。“他们很喜欢，反馈给我的就是骄傲和自信。”

霸王鞭起源于武术，相传从三国时期流传下来，是白族74种民间舞蹈中流传最广的一支。2021年，纪录片《舞台上的中国》团队找到了金花，并来到她的家乡石龙村拍摄，把霸王鞭作为中国舞蹈的一个代表收入其中。

在纪录片里，金花告诉主持人，她喜欢霸王鞭舞“底下特别扎实”的感觉，“就像土地一样，厚实、有根。”

陪同金花回家筹备项目的还有一个人，是她所在孔雀当代舞团的负责人之一马迅，金花喊他“马哥”。凭借多年在商业圈和艺术圈的从业经历，他对金花作为一个文化使者的身份价值十分看重。他认为，金花这些作品的影响不仅限于用新的舞蹈语言和技术手段把这种艺术形式留下来，更在于将传统的民族文化又创造性地向前发展了一步。

“能不能把街舞或者其他现代舞蹈形式融进白族舞蹈，可能正是年轻人对于传统文化的贡献所在。”他说，比起把文化当作标本，他们更愿意将其当作一种“活的东西”，不断保持这种文化的生命力。

每次回家，金花都想挖掘点什么东西。似乎是舞者与生俱来的随性与敏感，走在村里的小路上，她都可以随时随地产生灵感。看到一棵树被风吹动摇曳多姿的样子，就可以随之起舞。天气晴朗的时候，她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着，长久地凝视、观察。“你看这些云，每一块的颜色都是不同的。”“你看这些驴子，隔这么远，尾巴摇动的频率居然是一样的！”

至少，在她的艺术世界里，家乡的一切都像土壤一样滋养着她的舞蹈。“我不会因为我是从农村来的就自卑。我会干农活，会唱白族调，这都是我与众不同的财富。”她说，“所以我很感恩这个地方。我觉得她很美。”

更远的舞台

这并不是杨丽萍第一次与新技术形式结合的尝试。两年前，她首度将代表作《雀之灵》的IP对外授权给某个炫舞游戏，玩家可以在虚拟的数字空间以游戏的形式体验这部舞蹈作品的舞步、服饰、音乐。

据说，杨丽萍团队开始时并不愿意合作，直到游戏平台的一个负责人将他们在B站等社交网站上找到的早期《雀之灵》表演视频给她看，弹幕里大量“看哭了”“神仙一样的表演”的评论，触动了屏幕前的杨丽萍。

“大家像考古一样看那些东西，”负责人说，他想让杨丽萍感受到“年轻人对本民族原生文化的热切需求，对经典文化的传承兴趣”。

观众呼唤传统经典，新的市场不断涌现。随着这种商业化合作的深入，在与资本博弈的道路上，孔雀舞团逐渐有了一些新的尝试与选择。

“我觉得商业化这个词不准，但艺术的市场化还是很重要的。”马迅解释道，“我们说不能唯市场化，但这是你获得最大利益的方法。而只要有利益驱动，就会有人去做这件事。”

不同于《雀之灵》刚刚问世的年代，通过越来越成熟的现代艺术市场化机制和手段，孔雀舞团的原创作品能够获得更加多元的表现机会和更加广阔的国际舞台，进而将更多的传统民间艺术带向更大的平台。

“在国际上，各大艺术院线、艺术节的总监是主要的所谓买家，他们判断艺术家或者团队是有潜力的，就会花钱支持他们做项目，这就能解决2/3的资金来源。”马迅说，如果项目也得到艺术评论界的认可，再逐渐引起观众的兴趣，收到了好的市场效果，就会有更多的钱再投入；相反，如果是一个越来越差的表现，就会被市场淘汰。

他还提到，政府作为资金来源之一，如果能够借助国际艺术节筹办的机会，将我们自己的文化更好地融入国际艺术市场，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像《霸王鞭》这类作品，既是我们国家传统文化的代表，是我们想去表达和输出的东西，同时又是别人想看想听的，用这种市场化手段的传播效果就会特别好。”

《霸王鞭》之后，金花与剑川县政府关于推广石窟文化的合作刚刚开始进行，还在构思准备中，这是她下一步想要促成的项目。“看到作品估计要两年以后了。”她说。

金花告诉我，一个舞蹈作品从构思想法到最终成型问世，通常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首先要先了解它的历史文化，需要学习很多东西，有了一些积累才能编好这个舞蹈。”她说，一般好的作品都需要两三年的时间。“它不是那种快餐文化，是需要时间去沉淀融合和提炼的。”

坐在自己家的院子里，金花指着门上细致雕琢的花纹告诉我，她一直想要做那种“熬得住时间”的东西，就像这里的木雕和石窟一样，去做一些可以被记住的经典舞蹈作品。

“你看这些木头，它都是一点点用手工做成的，像我们去看的石窟，那些石头上雕刻的字和图案，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了。所以我们这辈人要不要留下自己的东西？”她又反问我，“快餐式的东西能留下来1000年吗？”

更好的家乡

回到老家，金花常常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一方面，她感觉乡村生活还是那样缓慢，周遭的人们依然做着农活，亲友乡邻见到她还是那么亲切。“谁来了都是这样的，他们没有名利的概念。”

另一方面，她也在感受着不断发生的陌生感：和同龄的朋友没有共同话题，“讲不到一起去了，因为生活都不一样。”如果没有出去，她现在应该有了自己的小孩，也和那些曾经的同伴一样，生活围着老公和孩子转。但是现在，跳舞和工作几乎占满了她的全部。

还有一些让她感觉到家乡在不断变好的事情。比如村道旁边今年刚刚打通的一条崭新公路，还有一家依山而建、格调文艺的高级民宿，站在露台上可以望到绵延的石宝山。小时候，金花常在那里摘菌子。

“它是做文化的，拿过奖。”据她讲，这是唯一一家县政府投资经营的民宿企业，里面的服务岗位会优先聘用当地人。为了保护附近的环境，当地政府对有意进驻的资本卡得很严。“给钱就做，那就全毁了。”

每次回到家，金花都会来民宿周围走走。她打算在不远的地方建一个自己的排练厅或者舞蹈教室，这样既可以请一些国内外知名的舞蹈家来共同创作，又可以教附近的孩子们跳舞。

金花对教育很感兴趣，也有自己的思考。她喜欢俞敏洪和张桂梅，前者从农村走出来，在教育领域作出了成绩；后者又回到农村去，把更多的孩子带出来，改变她们的命运。“这多重要啊，帮助了这些孩子，国家就有希望了。”

走出家乡快20年，她也能够清晰地看到自我的改变，从一个极易害羞的农村孩子，到现在能够敢于表达自己的个性，敢发声，敢追求自己的梦想。“农村的孩子更害羞，怕人。但也能吃苦。”

这是她的观察，也是自己的经历。11岁来舞团之前，金花还不太会说汉语，讲的是白族话。来到舞团后，几乎全部靠着自学，掌握了普通话和英语。她知道农村孩子的苦，所以更希望他们能像她一样有更好的出路，看到村里落后于城市的教育现状，她会“很难过”。

“每次回村去，看到我们那里的小孩子都不会英语，基本都是到了初一才学。就算以后到了城市里学，应该也很难赶上。”特别令她担忧的是，现在村里的孩子和她以前不一样了，“拿着手机可以玩一天”。

说到这里，金花变得很“恼火”。她觉得，让孩子们每天看这些“即时满足”的东西会害了他们。应该去亲近大自然，和小伙伴玩，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童年才会有意思，而不是沉溺于手机里一些“没有人情味的东西”。

采访快要结束，我说，等你条件更好了，会不会为家乡做点什么。她没有丝毫犹豫，“肯定会啊，特别是孩子。”她说，不仅是教他们跳舞，更要紧的是打开他们的思想。“要让他们知道，除了种地和打工之外，人生还有很多其他的道路可以走。”

有一次，金花在村子里遇到一个打篮球的小男孩。她问男孩，“你的梦想是什么？”男孩说，要做一个篮球明星。她高兴地说，“太好了，姐姐支持你。”下次回来的时候，金花给他带了一个篮球，嘱咐他“要每天训练，做拉伸。”

那个时候，她感觉那个男孩的眼神里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