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川|小留学生与父母

在学校老师看来，大部分的外国孩子刚来日本学校，面对种种学业和社会交际上的困难，内心难免孤单并充满巨大压力。由于老师的精力、经验和能力也有限，仅靠老师单方面的努力是不够的，孩子背后家庭力量的支撑必不可少。然而，据笔者的访谈资料，在日中国人中小学生的父母，大多在日本经营料理店，或在料理店、商场从事服务工作，也有个别家长从事的是对华贸易和针对中国人群体的销售工作。他们每天工作时间较长，在家时间极为有限，并且不具有较高的日语能力。因此，他们通常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对孩子的学习进行指导，无法主动帮助孩子与学校的老师进行密切沟通，甚至连陪伴孩子的机会也很少。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如何尽最大努力给予孩子支持，就考验着每个在日中国人中小学生父母的智慧和用心。

（一）亲子之间的距离

能够抽出时间陪伴孩子、了解孩子在学校发生的事情、积极给孩子以鼓励的父母，自然可以形成亲子间的亲密距离，帮助孩子抵抗在学校遭遇的各种挫折、化解孩子成长中的烦恼。

比如小学五年级的耿景博，父亲在新宿的大饭店里做菜，每天8:00上班，23:00回家，周二、周五休息。母亲是商场的服务员。由于工作繁忙，父母将姥姥也从黑龙江接来，不过签证只有短暂的3个月时间。在笔者访谈期间，耿景博在日本的生活主要由来日的姥姥照料，姥爷仍留在国内与耿景博的大姨妈同住。由于姥姥年纪大，语言又不通，为了接送耿景博上日语补习班，在小路和岔路繁多的东京曾几次迷路而被警察收留。耿景博的父亲经常利用放假时间，陪伴耿景博出去玩。而耿景博的母亲也尽可能参加学校的活动，观看孩子在运动会和各种表演中的表现，及时给孩子鼓励。

若父母在鼓励和陪伴中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相对较少，只能对孩子的学习起到外部督促作用，显然亲子之间的亲密度会大大减少。不过如果孩子并非独生子女，且孩子有其诸如英语、体育方面的特长，则孩子就具有内部消化烦恼的能力，以及在其社会交往圈中获得一定地位、挑战挫折的底气，亲子之间亲密度的重要性下降。

藤江王誉和藤江王晖两兄弟，父亲经常回中国出差，接政府的建筑工程项目，而母亲在寿司店里上班，下午4-5点就会回家。在他们上小学五、六年级之前，父母在日本自己开居酒屋。他们跟住在福建老家三山镇的奶奶住，小学和初中都在附近的龙田镇上学。三山镇没有龙田镇繁华，龙田镇靠海，鱼比较多。三山镇只有一个很小的小学，他们家里的亲戚都住在龙田镇，因此他们上学需要往返于三山镇和龙田镇之间。他们周五会回奶奶家，周六会有亲戚过去看奶奶，比如姑姑会买东西过去给他们和奶奶吃，就会顺便接他们去姑姑自己家里玩，晚饭吃完再回奶奶家。平日里他们早上7-8点上课，6点钟就要起来去学校。晚上回奶奶家后，他们与奶奶一起吃晚饭，看电视，然后就去睡了。奶奶比较关心他们的学习，不允许他们买外面的东西吃，零花钱也不让他们用。他们的父母或父亲每年春节或暑假，会回国看他们一次。在他们初三时，他们的父母还关心他们的英语成绩，寄钱回去让他们补习英语。虽然他们觉得自己的英语成绩还可以，但父母执意说英语还需要再补一下。来到日本之后，藤江王誉的英语成绩表现突出，而藤江王晖的体育特长在学校活动中展露无余。兄弟俩的发展表现出较强的独立自主性，在学校的同学中已经树立了一定的威信。

然而，即使孩子并非独生子女，但如果孩子的自觉性较差，注意力不能集中，也无明显的特长，则亲子之间的亲密度就仍显得重要。如果父母不能提供足够的情感支撑，即使是兄弟俩，也容易在压抑的学习氛围中丧失学习兴趣，表现出厌倦的情绪。

从黑龙江省延寿县来日的李成南、李成东（2004年生），是双胞胎兄弟。他们于2016年12月小学六年级上学期即将结束时来日，在笔者访谈时就读东京都丰岛区明樱中学校初一年级。他们的父母在池袋经营一家西安肉夹馍店，在笔者2018年访谈时已经经营了2年。虽然雇了2个同样来自家乡的女性，但平时也会请假回国，使父母的生意更加忙碌。由于店铺上午11:00开门，晚上也会经营到深夜，直至23:30才能打烊回家。兄弟俩平时放学后就在嘈杂的肉夹馍店铺中写作业。他们的父母几乎没有时间顾及他们的学习。虽然兄弟俩在同一所学校的同一个班级，可以相互照应，但是他们共同的烦恼只能转化为共同的抱怨，甚至是相互叠加的负面情绪。在遇到大量的记诵任务和日语写作课题时，兄弟俩会共同表现出急躁情绪。其中，哥哥李成南学习注意力不集中，写字很慢，对新知识的接受能力较弱；弟弟李成东虽然思维活跃，但也容易钻牛角尖，与叛逆的青春躁动情绪相汇合，几次表现出跳楼、拿刀自杀的极端冲动行为。由于弟弟学习接受能力较强，在共同学习中他也经常对哥哥的迟缓和出错表示蔑视。如果没有来自老师和家长的指导，他们就只能每天生活在负面的情绪之中。

而更值得防范的亲子关系，是当孩子从国内来到在日本打拼的父母身边之后，虽然亲子之间的物理距离缩短了，但情感距离相反变得疏离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对子女有限的陪伴时间，反而为激化亲子矛盾、拉开亲子距离预备了条件。

在荒川区第三中学读初三的张贺，父母于2008年来日开饭店。在笔者访谈时，他的父亲在当厨师，母亲是服务员，不在同一家饭店工作。张贺感觉他和他母亲在上辈子是仇人。他跟他父亲不会吵架，而且跟他父亲也没有时间吵架：父亲早上9点半就走了，晚上11点才回来。而母亲早上8-9点上班，下午4-5点回来，他和母亲晚上一见面就吵。张贺说他和母亲可以为任何事情吵起来。比如他看完了一本书，随便把书放在一边。就进自己的屋去了。没过5分钟，他母亲就出来说：“你书为什么摆在这？你知道我赚钱有多么不容易？”然后就将她觉得张贺之前没做好的事情都拿出来，用叫喊的声音数落一番。有时候张贺也感觉很莫名其妙，因为她母亲似乎碰到任何话题都能喊起来。他母亲还有一个理念，就是不能看到张贺在看手机的样子。虽然张贺用手机是要查资料，但只要他拿起手机，他母亲就会说他在“玩”。就连他打电话、发短信给同学，他母亲也说他在“玩”手机，“永远都是脱不了‘玩’这个字”。就算张贺解释说他在查资料，他母亲照样会说“那还不是‘玩’吗”。张贺说，现在他母亲要跟他说什么话，他都可以清晰地预想他母亲接下来要说什么话。在张贺的眼中，他母亲除了不分青红皂白的无理管教之外，她自己晚上除了玩手机就是睡觉。出于对母亲的不满，张贺多次表示放学后不想回家，在笔者为其辅导完功课后，迟迟在教室里不愿离开。在周六、周日，他宁愿来辅导班自习，也不愿在家里与母亲同在一处。

从江苏南京来日的初二学生王诗凝，从小就与母亲感情不和。王诗凝说，她4岁的时候，由于她母亲不给她买东西，她就跟母亲吵起来，一来气就从6楼的厨房窗户翻下去，好在被2楼的床单担住了，被挂在上面，没有摔死。据王诗凝描述，她母亲可以因为她在家没有穿拖鞋，而气得把她衣服剪了，使得她整个夏天只有一件衣服穿。她认为张贺的母亲跟她母亲很像，她们的想法基本都是：“‘玩’手机就等于不好好学习，不好好学习以后就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就找不到好老婆、好老公，然后就孤独终老，然后就绝后了。”王诗凝喜欢画漫画，利用业余时间会卖画挣一些零花钱，然后用这些钱来买些喜欢的衣服和裤子。但她母亲不喜欢黑裤子。在笔者访谈她的前一天，她母亲就表示想剪她的裤子，并说“你以后再也不能穿黑裤子，要是再穿黑裤子，我就把它全剪了”。

家乡在福建的肖瑞则根据他自己的成长经历，认为在农村长大的父母一辈人不太懂教育。直到他二表姐这一代，才开始重视教育。他二表姐夫也是乡村出身，就凭借自己的能力考上了福清市一中，高中上完以后又来日本留学。肖瑞说二表姐夫很拼命，很努力，差点得了抑郁症，想要自杀，天天逼着自己，后来就进了一个很好的公司。二表姐情商很高，就听他讲怎么教育小孩。后来肖瑞的大表姐和三表姐，也向二表姐学习，但也仅仅是重视子女的教育，仍然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与孩子沟通。

肖瑞为笔者介绍了他二表姐的女儿，也就是他表侄女的情况，说他表侄女是被她爸妈骗到日本来的。她想回国，但是他爸妈不让，说日语要是实在学不好才考虑回去。她也很爱逞强，很多次放学后，她都还去问老师听不懂的问题，一直留到很晚。她家离肖瑞家很近，走路3-5分钟就可以到。有一次肖瑞去她家，她爸看到她玩游戏就打了她一巴掌。处在青春期的她，又还手打了她爸爸一巴掌。肖瑞说那个场面非常恐怖。她每次闹情绪，肖瑞都要给她做心理辅导。

肖瑞觉得，他的父母其实也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与孩子沟通，因为他总是觉得他的父母不能理解他，也不能给予他充分的信任。他父亲现在担心他的日语，认为日语不行的话，考不上高中。肖瑞虽然成绩还可以，但他母亲和家人就觉得他考不上。肖瑞对笔者说：

“他们都觉得我考不上，天天在家里说我成绩这么差肯定考不上考不上。我平时也没有零用钱。有段时间我拿钱出去玩了，后来他们就不给我零用钱了。他们觉得我日语烂，其他的还OK，然后觉得我来日本这么久，英语都不见长进。我就是英语和国语（日语）比较烂，毕竟我的文科不好，我的语言能力感觉不是很强，语言组织能力不是很强。比如翻译日语的时候，脑袋里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转变成中文就很慢。我们学校的老师觉得我考得上竹台高中，还要我加油去考飞鸟高中。我爸妈总是认为有可能发挥失误，比如这次虽然考好了，但是人家突然换一张不好考的卷子，你就考不好了。我日语的单词量还是不够广泛。我爸觉得我总是可以考上一个高中，我妈就总觉得我考不上。”

来日本后，父母见肖瑞天天抱着电脑，就天天问他为什么不学日语。其实当时他也学了日语，只不过不是天天学。他们就觉得孩子一定要天天学。肖瑞说他刚来日本的时候，还不适应他父母的教育方式，认为他们不会教育小孩，只会叫他天天学日语，不能碰电脑（电脑是他父亲的）。虽然肖瑞有不少亲戚在日本，但相互之间仍然住得很远，平时很少联系和走动。肖瑞甚至觉得来日本之后，家里人的交流相反变少了，还不如过去打电话交流得多。对于刚到日本的肖瑞而言，禁止碰电脑，意味着堵塞了肖瑞进行社会交流的唯一渠道，导致他在日本处于一种非常孤立且孤独的状态。

肖瑞在荒川区政府开设的日本语学校学过日语，由日本人教，他觉得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因为日本人教得太慢了，五十音图教了1个月，教了3个月才教到“て形”。而且肖瑞4月已经开始上学了，而日本语学校6月份才开始教，面对的还有很多非汉字文化圈国家的初中生。肖瑞向他父母反映过教学进度慢的情况，但他父母却说不是进度慢的问题，而是他不好好学的问题。而是肖瑞心中疑惑：“没人教我，我怎么好好学”。后来，他父亲在荒川区又为他找了一个地方学日语，一周只在周六教一次文法，老师是会中文的日本人。不过，肖瑞也觉得进展太慢。肖瑞的父母又天天逼着他背单词，他就不怎么情愿。

肖瑞的母亲在日本的料理店做临时工，晚上9点回家，早上9点出门。他父亲则是早上10点出门，晚上12点回家。他们都只是周日在家休息一天。肖瑞每天放学回家没有家长管，就天天在家里用电脑打游戏，也没人聊天，毕竟大家都在上学。2016年6月，肖瑞通过日本语学校认识了一些在日本的中国学生。他一回家，就觉得很想跟别人聊天，但是没人聊天，只能跟在日本的中国人边打游戏边在网上聊天。这些中国人朋友在当时也只能打游戏聊天，因为和肖瑞处于同样的处境之中，他们之间能够找到共同的话题，并取得相互理解和回应。

到了初二，肖瑞感觉自己身体有问题。他本来腰就不好，但也不太喜欢总去做腰部的机能康复训练，因为时间太紧了，下午结束学校的羽毛球部活动，就要去做理疗。他跟父母说他要退出学校的羽毛球部，但他父亲坚持不准他退，理由是那副羽毛球拍是他父亲花费1万日元买的。当时老师向肖瑞介绍学校的部活动，他觉得羽毛球他好像会打，就进了羽毛球部。虽然有公用的羽毛球拍，但是经常借就不好意思了，而且打比赛还用公用的，会让他觉得特别尴尬。所以在初二，肖瑞边做腰部理疗，边参加羽毛球部活动，“天天累成狗”。羽毛球的时间和学日语的时间，就完全混合在一起，他的身体状况逐渐承受不了。他就跟他母亲商量，要么就放弃羽毛球部，要么就不去补习日语。她母亲也激烈反对说不行，两个都得去。最后，肖瑞只好跟老师讲，说只参加1个小时部活动，吃完晚饭就去补日语。部活动和日语补习之间，基本没有什么休息时间。

学校的安排是周一、三、五有部活动，周二、周四休息。肖瑞说那段时间很苦，又要学日语，又要做理疗。理疗周二、周四去1个小时，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整骨院（拉伸胫骨），一个是按摩店（电振，紫外线打通穴位）。其中一个店是用了医保，16岁以下就不要钱；另一个店，老板是不怎么会说中文的上海人开的，看他是中国人，还是小孩，用了医保，本来还要交1000日元，就只收他500日元。后来觉得身体好些，就不去理疗浪费时间了。因为他觉得来日本不是来治疗的，而是来学习的。他不想去理疗了，但父母都不顾他的感受，说他不听话，是他太懒了才不爱去。但处于青春期的肖瑞仍然天天不去理疗，“他们说啥我都反对”。

肖瑞在家看电视是看中文节目，这是因为父母也想看中文台，所以买了个机顶盒。但是他父母又很想让他看日本的节目。肖瑞说他父亲日语很差，但母亲日语较好。父亲天天在厨师房，也不跟人交流，而母亲经常需要跟客人交流。母亲没去日本语学校，是自学日语。父母一般都不去肖瑞所在的学校，和老师没有联系。在“三者面谈”（学生、家长、老师三方交流）的时候，肖瑞会和母亲一起去见老师。她母亲总是会觉得特别害臊，觉得肖瑞成绩差，很没面子。肖瑞描述当时的场景说：“我妈到现在已经到更年期了，我说什么她都要顶我一句、气我一句。我妈就一个劲把我往负面方向讲，老师就一个劲跟她说其实你孩子一点都不差。我妈又觉得我好像无可救药了，又望子成龙，这种心理很矛盾。去面谈的时候，我就觉得和我妈一起去压力很大，她总是把我往负面方向讲。面谈的时候，老师会问我以后想做什么，下学期打算怎么学习，怎么调整，在学校学习有什么困难。我妈就总问，‘他有没有经常睡觉，有没有经常迟到’，每学期都这么问，我就觉得很奇怪。她就怀疑我好像天天迟到天天迟到，老师说没迟到，但是她每学期还是问。”

肖瑞有段时间得了胃溃疡，肚子很痛很痛，忍受不了。他去了学校之后，突然肚子疼，就向学校经常请假，去医务室拿个单子，老师跟他母亲打了电话。肖瑞父亲觉得他是在逃避学校，肖瑞说他没有逃避学校，是真的痛，但他父母都不相信，“过了一个月，说要带我去学校检查一次，如果没事的话，就要打死我”。结果检查出来胃溃疡，肖瑞父亲也没跟他道歉。他每天早上起来都说想吃胃药，不想去学校，他父母都觉得他在骗他们，不信任他。去医院检查出来之后，他父亲还笑着跟他讲：“还好来医院检查了”。他心里就想：“这也太过分了，你都没向我道歉。”学校老师知道他得了胃溃疡之后，觉得他真的不容易。之前学校也觉得他有问题，打电话给他母亲问他是不是压力太大，故意不去学校。他母亲转而就对肖瑞说：“你给我去学校，到时候疼也得跟我忍着。”肖瑞有次中午吃完饭直接去厕所把吃的东西都吐出来了。后来老师觉得他肯定是胃有问题，才让他母亲带他去检查。在笔者访谈时，肖瑞的胃溃疡已通过吃药完全治好了。医生说，这病是因为喝没有装净水器的自来水而导致的，金属成分太多了，通过胃镜发现胃接近十二指肠的部分白了一大块。

肖瑞回忆说，在来日本之前，虽然父母一直不在身边，但是当时他感觉他还是很成熟的，觉得父母在日本打工很辛苦，他要在国内好好读书。父母每2年回国一次。虽然当时肖瑞感觉也不是特别想他们，他们也还是经常打电话。有时候看到同学的父母，他会感觉很羡慕，但是他也不会流眼泪。然而在来到日本之后，在感情上反而与父母疏远了，感觉彼此之间隔阂很大。

在笔者访谈肖瑞的前不久，肖瑞的父亲为他请了个日本人大学生做家教，是专门辅导他学英语的。这个大学生是个女生，肖瑞不知道是他父亲从哪里请来的。从家教的辅导效果上看，肖瑞感觉和她在语言沟通上存在问题。肖瑞也自我评价说自己还是很贪玩，控制不住自己就会去玩。那段时间他一周差不多玩三次，基本是周六、周日各玩一会儿。笔者访谈的那段时间，肖瑞很少玩游戏了，他父亲也收了他的手机。他也尝试和他父亲进行沟通，觉得和父亲渐渐“聊开了”，最后与父亲达成的关系是：“如果我做事做过火了，他会跟我讲一下，我自己知道这个错误了就会慢慢去改。”他认为自己已经17岁了，他父亲可能也觉得他长大了，不用去管了。

但他认为他母亲不同于他父亲，还是把他当小孩子，“一直说一直说”，说多了就会在他心里产生压力。肖瑞对笔者说：“以前我爸也不理解，为什么儿子会这样子。其实孩子长大了，家长只要说一遍，孩子意识到了就可以了。”肖瑞觉得他母亲还是比较惯着他，但渐渐由于说他的时候也会遭到他的反击，所以也不怎么说他了。肖瑞说，他母亲喜欢进他的房间去“偷窥”他，看他在做什么，比如走进他的房间后说“哎呀，儿子，你的被子。感觉不是很好看”，然后看他一眼。肖瑞的母亲总对肖瑞说：“你看你二姐多自觉，你看你大姐来日本之后我操心过什么吗，都是在操心你。” 肖瑞推测已经进入产期的大姐如果把孩子生出来，母亲心情可能会好一些，她会过去给大姐坐月子。肖瑞知道他母亲处在更年期，会叫她少冲动，虽然她还是会冲动。肖瑞建议他母亲：“去大姐家住半年，不要回来了，回来了我也气你对不对，你也气我爸。”

肖瑞很喜欢直播、视频剪辑方面的工作，打算高中以后如果打工挣了钱，买了电脑，做游戏直播。他还设想如果直播这方面的尝试失败的话，就做游戏程序设计员，总之与游戏相关。他自我评价说自己数学好、理科好，数学成绩从来没有掉下来过，所以可以走这条路。他打算跟他父亲商量一下，看他父亲是否会同意。但他说他母亲绝对不会同意，因为对于她母亲而言，“只要涉及到游戏，那就是不行”。

王诗凝、张贺以及肖瑞所叙述的事例，所反映的问题极具代表性，并不仅仅会发生在在日中国人中小学生群体的身上。父母只以自己的主观感受为判断依据，试图关心或者掌控孩子，由于父母与孩子之间缺乏有效沟通，父母又不擅长换位思考，对孩子的想法缺乏尊重以及进一步的分析、协商和引导，父母与孩子的有限交往不但没有为孩子提供成长的动力，反而增加了孩子精神的痛苦。

（二）父母之间的距离

王诗凝曾向笔者尖锐地下过一个判断：在日本的中国人家庭，多半都夫妻不和，家里有问题。笔者虽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据了解，夫妻不和的中国人家庭在日本确实不少。而对于孩子来说，父母之间貌合神离的情感，也会使孩子对父母产生看法，甚至可能对孩子的婚姻观、爱情观产生朦胧的影响。

王诗凝的母亲目前在池袋经营一家微整形店，王诗凝有时候也会去帮忙。店里有时候都没客人，王诗凝就在那里玩游戏，有时候可以玩一天。她母亲现在50多岁了，在自己经营的微整形店内还给自己动刀，给自己穿大V线提拉脸部皮肤，将36根针插到脸里面。进店的客人基本都是中国人，多的时候母亲每个月可以赚100多万日元，而少的时候只有几万日元。父亲在中餐馆，是南京人，喜欢做特别辣、口味特别重的川菜，王诗凝和母亲都吃不下去。父亲晚上8点准时下班，有时候去玩老虎机。王诗凝说，他父亲“怕老婆”：“我妈碗洗不干净，我妈瞪他一眼，他马上就过去洗碗了。”

据说王诗凝的母亲和父亲“本来没打算结婚，只是想谈恋爱谈着玩玩的”，没想到在她母亲30多岁的时候怀孕了，而且吃避孕药也没把已经5个月的王诗凝打掉。她母亲的关系比较乱，年级虽然不小了，但恋爱对象还在换。后来要去做人流，她父亲不表态，说“你想打掉就打掉”。但母亲那时候没有钱，找父亲借钱，父亲说：“我不管，你想打就打；你没钱打，你就生下来。”后来她母亲又去找王诗凝的姑姑借钱，姑姑也不愿意借钱，说：“你孩子有了就有了，打掉干嘛呢，生下来算了呀，我哥也不会对你太差。” 王诗凝说，她就是因为姑姑没借钱，才活下来的。她母亲就挺着大肚子，结了婚。

在王诗凝小时候，她母亲就对她说：“爱情这个东西不要当真，玩玩就好了。”她父亲那时候是开大巴车的，上的都是夜班，晚上都没回来。她母亲疑心病比较重，虽然换了那么多男朋友，但还是总认为她父亲在外面有女人。就一直去法院告父亲，告了好几次，法庭也没有判下来，因为当时没证据。母亲还请了两回律师，花了不少钱，也没有用。王诗凝感慨说：“她那个脑子哦！都是白花钱。一共花了2万元。”

王诗凝的母亲到现在还总是说，养她还不如养条狗。狗还不会跟她吵架。现在她家养了一条博美。她母亲还给狗买了个宠物婴儿车。一辆自行车才3万多日元，还是王诗凝拿自己的压岁钱买的。她母亲买那个宠物婴儿车，花了2万多日元，“眼睛都不眨一下”。王诗凝还说，母亲是回族的，但是也吃猪肉。不但吃猪肉，她母亲还信佛，床单上都是观音菩萨，还有一尊大概10厘米粗的佛像放在电视机柜子上。母亲不念佛经，只是单纯信佛，因为相信佛能让她发财。王诗凝还没出生的时候，母亲有一次买彩票，第二期出的中奖号码和她第一期选的号码一样，母亲觉得是因为没有信佛，就开始信佛了。这是王诗凝的父亲跟王诗凝讲的。王诗凝的父亲还特别自豪，说母亲跟别人谈恋爱都很快就分了，跟他谈还能结婚，说让王诗凝要珍惜她母亲。王诗凝的外婆在多个外孙女中，特别喜欢王诗凝，过年还给她发1700元的红包，说是给她的压岁钱，但这个钱最后就被王诗凝的母亲拿走了，一分也不给她留。

总的来看，王诗凝的父母在对待彼此和对待孩子的方方面面，都透露出他们做事缺乏责任感。对于这些事，王诗凝是以一种特别轻松诙谐的语气讲给笔者听的。这种语气也许是在她在绝望中看透这一切之后，重新站起来才会出现的一种表达。在从小经历了太多事情之后，虽然仍需要面对这样的父亲和母亲，仍需要面对争吵不断的亲子关系，但她已经学会了淡然处之。

再来看于佳睿的事例。于佳睿目前与母亲同住。而母亲来日本后在料理店、工厂都工作过。学了按摩之后就在按摩店工作，晚上上班。在电车停运之后，母亲只有在店里过夜，只留于佳睿独自在家睡觉。于佳睿坦言，她晚上会感到很孤独，甚至觉得连她平时爱玩的抖音都变得“没意思，太虚了”。在访谈于佳睿的前不久，她母亲自己开了一个按摩店，经营2年后由于生意不太好，就把店卖了。目前所在的按摩店是中午12点到晚上12点营业，母亲白天在家里，晚上上班，通宵工作可以稍微挣得多一点。一周7天当中，连续5天于佳睿都是放学后独自一人在家。

于佳睿与母亲（1980年生）同住在东京的租的房子里，并生活在东京。而于佳睿父亲则住在东京以北的埼玉县。埼玉县有属于于佳睿一家人的一套房子，父亲就住在那里。于佳睿的父母有时会因为要见见于佳睿而见一面。于佳睿说，她父亲和母亲都没有太高的学历，两人性格不合，“我爸说的我妈不懂，我妈说的我爸不懂，反正两人就是不太好”。他们当初结婚，是通过朋友介绍的。母亲在国内是那种挺爱玩的，看他父亲年轻的时候长得帅，就开始谈恋爱了。于佳睿说，她的父母长得都跟混血一样，都是那种大眼睛、高鼻梁。于佳睿虽然跟父母长得有点像，但是就是鼻子没有父母那么挺。特别在她父亲年轻的时候，母亲特别好看。以前于佳睿不喜欢母亲，现在她说父母她都喜欢。现在有时候母亲会带我去吃饭，吃完饭再去上班。父亲也从大姨的公司里辞职，开始自己单干。父亲想办永住签证。如果永住签证办下来，他就想自己开公司。父亲日语不好，几乎可以算作是不会日语，因为他都不跟日本人接触，平时接触的还是中国人，就在料理店里当厨子。母亲日语听力还好，但口语表达能力不行，虽然与日本客人交流还可以。

从于佳睿记事起，父母就感情不好，平时总是吵架。于佳睿说：“反正他俩感情很不好，我长这么大，印象中就没有三个人一起和和气气地一起出去玩过一次。反正不管我爸我妈感情好不好，我也不像别的孩子一样那么在乎，因为我没看过他们感情好的时候，所以一直就不好就不好下去呗。他们再不好，不也都是我的爸爸妈妈吗。他们有时候说想再结婚，我说结就结呗，也不关我什么事。”于佳睿表面上说她对父母的情感距离表示无所谓，也许和王诗凝一样，这也是她在经过了内心长期的痛苦挣扎之后，所达到的一种超脱状态吧。

和王诗凝相似，在于佳睿心里，她的父母也都像是没有长大的孩子。她说，她的父母都不靠谱，在国内，没事就上网吧打游戏去，“我爸打魔兽，我妈玩飞车。我爸那时候成天在外面喝酒不回来，我妈也是，俩人各玩各的，然后把我扔给我奶奶”。不过于佳睿感觉她父亲现在变了，而且是变得天翻地覆，变得跟机器人一样，“就是很机械的感觉，跟日本人很像，不太抖露感情的那种”。于佳睿感觉他父亲呆得都有点病态了，“就是日本人那种，很冷血的感觉”。虽然于佳睿也承认他父亲对他还是特别特别好，但就是给她有点冷血的感觉，不能给她带来情感的温度。父亲是独生子，爷爷、奶奶在中国，不用他父亲照顾。爷爷、奶奶身体还不错。于佳睿在父母的情感距离中失去的，在爷爷、奶奶对她的感情中得到了补偿。

然而，当于佳睿来到日本之后，也就失去了这份补偿。在笔者访谈时，于佳睿的姥爷和后姥姥也即将来日本探亲3个月。于佳睿说她在访谈的第二天就打算去看她姥爷。她说她姥爷长得更像外国人——像菲律宾人，腿脚不好。她后姥姥年轻，40多岁。她不喜欢后姥姥，“我看她不顺眼。她对我也就那样吧，表面的”。她大姨开的是家族企业，天天非常忙，“忙得身体都不好了，天天干活啥的。得算账，还得帮着工人干活，因为都是自己家的，活儿都是一样的”。她也经常和大姨夫哥哥家的孩子一起玩。他们都是从小在日本长大，姓的是日本姓“原岛”。大姨也改日本国籍，是日本的姓。大姨总是说于佳睿的母亲对于佳睿关心不够，经常给于佳睿钱，“见到我就给我10000日元，我想要啥她就给我买啥”。也就是说，于佳睿来日本之后，似乎又从大姨等亲戚那里，重新找回了来自亲情的情感补偿。

总而言之，当初到日本的中国人中小学生难以通过自己的能力接应新环境之时，日本学校的老师能够发挥的作用其实很小，除了自己重新认识的中国人同辈群体之外，良好的家庭氛围能够为他们提供再出发的勇气和动力。然而，父母因繁忙而缺乏与孩子沟通交流的机会，会让孩子的苦恼和委屈无处派遣；父母对孩子的不信任和不适当的沟通交流方式，又会加剧孩子内心的苦楚和孤单；因父母的不成熟和责任感缺失所带来的夫妻间的情感距离，一方面会使孩子获得与他们的年轻不相称的成熟，一方面也会让孩子缺乏关爱，使他们生活得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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