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的农民要当官有多难明清的农民要当官有多难？家族百年接力，先“自鸡”后“鸡娃”

如果说现在要考上清华北大双一流高校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古人要实现阶层跃迁的难度就相当于大象穿针眼。

三四代人百年接力

在国内古代的很长时间里，当官这个事儿基本上都被贵族垄断了，平常老百姓压根就没有机会当官。比如我们最熟悉的三国人物袁绍，他家就是四世三公，可谓是东汉末年最显赫至极的家族之一。

什么时候平头老百姓才有机会改换门庭呢？那当然是科举制的出现。

隋唐科举制的出现，才逐渐打破了世家大族对官场的垄断，使得平头老百姓才有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举从白衣寒门跃升为“天子门生”进入士绅阶层。

可是即便有了科举，平头老百姓要想往上爬依然非常困难，因为古代科举的录取率极低，最低一级的功名，也就是秀才的录取率不过1%左右，至于想“更上一层楼”考中举人、进士，那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根据学者何炳棣的《明清社会史论》，以明代1393年为例，“进士只占总人口的0.000055，而在清代1844年，则占0.000048”。也就是说，明清两代进士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平均不过十万分之五左右。

由此可见，从寒门布衣到入仕当官，一般情况下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大事业，而是需要好几代人进行接力。比如学者宗韵分析了明代二十个家族的奋斗史，他在《阶层与流动：明初农户入仕案例分析》一文中给出的结论是在明代初期，普通农民家庭要攀升到士绅官宦之家，平均需要四代到五代人的时间，也就是说大约需要130年左右才能完成。

晚清著名的曾国藩曾说：“吾曾氏家世微薄……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也就是说，曾家从元明到晚清五六百年，就没有出过一个读书人，一直都是平头老百姓。

必须迈过的两道关口

为什么这个奋斗的过程会如此漫长和艰难呢？这是因为在此过程中，通常必须迈过两道难关。

第一道关口就是，这个家族的奋斗起点需要先从中农以下变成富农或者地主，也就是“要当官，先要富”，经济基础先要有一次上升。

虽然说古代国内的科举制比世袭制要公平得多，但是这种公平性依然受到了经济条件的极大制约。国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和他的老师潘光旦就分析了清朝从康熙到宣统年间的915份朱墨卷，得出的结论是，科举制看似公平，但是实际上对城镇居民、有产之家庭更为有利。

这也不难理解，一个家庭只有具备了一定的经济条件，才有余力供养子弟读书。因为供孩子读书这件事，是特别费钱的。如果把供养孩子读书看成一个投资的话，那这项投资就是一项风险极高、投资周期特别长的项目。

让孩子从小读书买课本、请老师、进私塾的费用就不算了，仅仅参加考试这一项就花费不菲。比如参加乡试，从乡下到省城，就得在省城住店或者租房，而那时的房租又特别贵，真的非一般贫寒子弟家庭所能承受。那要是去京城参加会试，那花销就更大了，要是不巧老家距离京城较远，那就得提前三四个月就准备上京了，旅途劳顿之苦和花费之大就更不用多说了。

举个例子，清朝光绪二十四年，河南有个叫王锡彤的考生从河南汲县到北京参加考试，往返路费就花掉了约50两白银。到了北京之后，又走了一遍必须的程序，比如到礼部投文、报到、团拜等，又花掉了50两左右。这么大的开销，中农以下的家庭基本上是负担不起的，所以大部分科举的成功者一般都出自小康以上的家庭。

这第一道关口就已经很难了，而第二道关口就更难了，那就是需要有一代人先获得秀才这个低级功名，后代才有可能中进士，因为考取举人、进士这些高级功名的难度远远大于秀才。

一方面是因为高级的科举功名录取率特别低。

有个叫艾尔曼的外国学者统计过，“在3万名生员中，只有1500名从乡试中胜出成为举人，而在举人中最后只有300名可以通过殿试。”可以简单换算下，进士的录取率只有0.000136。

《儒林外史》里的范进终于考上举人，竟然高兴得疯了，可见范进为了考举人受了多大的艰难和刺激。

另一方面是因为考中举人以上的功名 要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

学者王先明就研究发现，晚清考中举人的那些人，查他们的祖、父两代，大部分都取得过秀才等基础功名。学者何炳棣也说，明清两代近百分之七十的进士不是出身于普通平民之家。具体到清代，百分之八十以上进士的三代祖先中至少出现过一个秀才。

你想，从平民家庭白手起家中了秀才的第一代成功者，由于教育质量的限制，往往就只能止于这一步。但是他们却可以给子弟提供更为优越的教育环境，做孩子的启蒙老师，成为孩子“更上一层楼”的阶梯。

晚清两大官宦家族的崛起之路

我们以晚清两大著名人物曾国藩和李鸿章为例，分别看看这一条艰难的阶层跃迁之路。

湖南湘乡曾氏走得就是一条典型的接力式奋斗之路，曾家经济地位的上升是在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这一代完成的。

曾玉屏出生的时候，曾家不算太穷但也算不上富，大概属于中农吧。但他“少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就是说曾玉屏年轻的时候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曾家都有可能在他手里破落了。好在从三十五岁起他痛改旧习，勤苦力田，“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多种经营，一年到头，无稍空闲。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创业，终于使曾家经济状况逐渐改善。

到公元1811年曾国藩出生时，曾家有祖父母、父母、叔婶、大姐加上他共八口人，有田地百余亩，人均至少十二亩半。人均十二亩半的土地是个什么概念呢？晚清国内人均田地，历史学者的乐观估计是3亩，悲观估计仅为1.4亩，具体到嘉庆十七年，学者吴慧提供的数字是1.71亩。也就是说，曾家人均土地是当时全国水平的7.3倍。显然此时，曾家已经成为小地主了。

曾玉屏有了经济实力之后，就想让曾家向绅士阶层迈进了。曾玉屏下定了决心要让自己的孩子博取功名，于是开启了“鸡娃”之路。他负担起所有家业，供长子曾麟书从小读书，并且不惜代价“令子孙出就名师”，俨然是不成功不罢休。

在曾玉屏的严厉督责下，曾麟书穷年累月刻苦学习，可惜天赋实在太差，前后应考了16次秀才，都失败了。直到四十二岁头发已经花白的时候，才“得补县学生员”。虽然有点儿晚，但这毕竟是曾氏家族史上破天荒的重大突破，值得大书特书。曾国藩回忆父亲生平至此，不觉叹道：“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至是乃若创获，何其难也！”

曾麟书在第17次考试时，才艰难科考才得了一个秀才，这个事实让他认识到自己确实没有天分，也根本不可能考上举人，于是他又学着父亲继续“鸡娃”，这次被“鸡”的娃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在祖父和父亲的殷切希望之下，四岁就开始启蒙，八岁就读完了五经开始学写八股文。然而由于天资普通，曾国藩的科名之路开始也并不顺利。他十三岁即赴省城参加考试，一直考到二十二岁，前后考了七次才中了秀才，看起来很可能要步父亲的后尘了。

不过在那之后就峰回路转，早年的积累让他厚积薄发，转过年来就中了举人。在两次进京会试失利后，在二十七岁更进一步，考中了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更因在随后的朝考中发挥出色，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

最终曾家经过三代人的努力，终于实现了从普通农家到官宦之家的阶层跃迁。

李鸿章家族的科举史与曾国藩家族十分相似。

李鸿章属于安徽李氏，最初李家是清贫无田，直到李鸿章的高祖时，才靠勤俭持家，有田两倾，自此李家变成了地主，这才有了供养子弟读书的经济基础。李鸿章的高祖有了钱之后，就开始“鸡娃”，到李鸿章的祖父李殿华时，他立志要发奋苦读，光耀门庭，可惜时运不好，两次乡试都失败了，只能止步于生员。

但是李殿华并没有放弃科举之路，而是将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落选之后他就退居乡野，带领子孙耕读。他“足不入城市几近五十年”，承担起了所有的家事，让子孙们专心于读书。皇天不负有心人，命运最终还是给了李氏家族回报，李文安和李鸿章父子后来双双金榜题名，自此李氏家族“以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

相比宗韵所说的130年，曾国藩家族和李鸿章家族的奋斗算是相当顺利的，但是别忘了在此之前，这两大家族却经历了非常长久的蛰伏期，正如曾国藩所说，他的发达“赖祖宗之积累”，这并非虚言。

可见，实现阶层跃迁并非一代而成，需要一代代接力而为，但明确的是，起点都是始于“鸡”自己，最终才成于“鸡娃”。

参考资料：

《曾国藩的经济课》

配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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