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贵晨 |《西游记》的“七子”模式杜贵晨 |《西游记》的“七子”模式

“七”之为数以“七个”为基本义。

此义原本对实物的计量，与其他数字相比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大约与上古对北斗七星的崇拜有关，生活以至文学中逐渐形成了“七子”模式的悠久传统。

从《诗经》“有子七人”，到《左传》“七子从军，以宠武也”，《论语》“作者七人矣”，《庄子》“七圣皆迷，无所问涂”，然后汉末有“建安七子”，晋有“竹林七贤”，以至禅宗“但纪七佛”，《水浒传》有“七星聚义”，终至于从明初到明中叶百余年间，文坛上前、后“七子”相续，声势浩大，从而社会意识中七位一体的“七子”模式也成了强势突出的现象。

《西游记》恰在这个时候成书，其写人物组合多“七子”型的设计，即使不是一种必然，也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一种文学现象。却从来没有人注意和研究，所以值得一说。

《西游记》人物组合的“七子”模式，最多传统“七位一体”的类型，如美猴王即孙悟空“七兄弟”。第三回写孙悟空：

他放下心，日逐腾云驾雾，遨游四海，行乐千山。施武艺，遍访英豪；弄神通，广交贤友。

此时又会了个七弟兄，乃牛魔王、蛟魔王、鹏魔王、狮驼王、猕猴王、犭禺狨王，连自家美猴王七个。

日逐讲文论武，走斝传觞，弦歌吹舞，朝去暮回，无般儿不乐。[[1]]

此后孙悟空大闹天宫，自称“齐天大圣”，“七兄弟”乃又称“七大圣”。第四回写道：

你看那猴王得胜归山，那七十二洞妖王与那六弟兄，俱来贺喜。在洞天福地，饮乐无比。他却对六弟兄说：“小弟既称齐天大圣，你们亦可以大圣称之。”

内有牛魔王忽然高叫道：“贤弟言之有理，我即称做个平天大圣。”蛟魔王道：“我称做复海大圣。”

鹏魔王道：“我称混天大圣。”狮驼王道：“我称移山大圣。”

猕猴王道：“我称通风大圣。”犭禺狨王道：“我称驱神大圣。”

此时七大圣自作自为，自称自号，耍乐一日，各散讫。

无独有偶，《西游记》中这种“七位一体”的“七子”模式还有玉帝的外甥“小圣”二郎真君之“七兄弟”，又称“梅山七圣”。第六回写道：

这真君即唤梅山六兄弟，乃康、张、姚、李四太尉，郭申、直健二将军，聚集殿前道：“适才玉帝调遣我等往花果山收降妖猴，同去去来。”

众兄弟俱忻然愿往。即点本部神兵，驾鹰牵犬，搭弩张弓，纵狂风，霎时过了东洋大海，径至花果山。

又有诗赞曰：

斧劈桃山曾救母，弹打棕罗双凤凰。力诛八怪声名远，义结梅山七圣行。

第六十三回又重提二郎真君之“六兄弟乃是康、张、姚、李、郭、直”。

因二郎真君称“小圣”之故，所以“梅山七圣”也可以说是“七小圣”。从而悟空与二郎即“大圣”与“小圣”之战，又正是“七大圣”与“七小圣”之争。

由此可知，这两个“七子”的组合，乃作者有意造成鲜明对比。这一点又进一步从二郎与悟空赌变化看得出来。

《西游记》

第六回“小圣施威擒大圣”写道：

真君笑道：“小圣来此，必须与他斗个变化。列公将天罗地网，不要幔了顶上，只四围紧密，让我赌斗。若我输与他，不必列公相助，我自有兄弟扶持；若赢了他，也不必列公绑缚，我自有兄弟动手。只请托塔天王与我使个照妖镜，住立空中。恐他一时败阵，逃窜他方，切须与我照耀明白，勿走了他。”

我们同时可以想到，悟空一方自然也是“七大圣”齐上阵的。

这里真君的安排，体现作者用心，在突出“小圣”与“大圣”的“决斗”的也写其各有“兄弟扶持”，从而这一场“决斗”也是“七大圣”与“七小圣”之争。

读者公认，《西游记》写得最好是前七回“大闹天宫”，前七回中最惊心动魄的就是“小圣施威擒大圣”一节，即“七大圣”与“七小圣”之战。

由此可见，这种“七位一体”的“七子”模式在《西游记》叙事与描写中起了重要作用。

除上述之外，这类“七子”模式在《西游记》中的运用，至少还有以下三处：

一、第五回“乱蟠桃大圣偷丹”，写王母蟠桃园中七衣仙女，分别是红衣仙女、青衣仙女、素衣仙女、皂衣仙女、紫衣仙女、黄衣仙女、绿衣仙女；

二、第七十二回“盘丝洞七情迷本”，写盘丝岭盘丝洞的七个蜘蛛精，幻化为七个女妖，象征人类“七情”，占了上天七仙姑的濯垢泉洗澡，又各有一个抱养的儿子，共“七样虫”，“有名唤作蜜、蚂、蠦、班、蜢、蜡、蜻”。

孙悟空降伏这“七样虫”的方法，是用自拔毫毛变作“七样鹰”，“一嘴一个”地吃掉；

三、第九十回“师狮授受同归一”，写“七个狮子精”，“都是些杂毛狮子：黄狮精在前引领，狻猊狮、抟象狮在左，白泽狮、伏狸狮在右，猱狮、雪狮在后，中间却是一个九头狮子”。

诸例综合表明，《西游记》中这类 “七子”模式，虽因袭传统“七位一体”的基本构架，却比较传统“七子”多为圣贤的组合，已全然不顾其品类。

其形象既有道魔之别，又有男女之分，甚至有了禽、兽、虫、鸟之不同，乃至虫蛭之中又有爬虫、飞虫各异。

可知其虽出于传统，但在形象组合的品类上已有极大变化，形色各异，从而超越了传统。

《西游记》对传统“七子”模式的成功运用，不仅于因袭中求变化和超越，而且富于独创，集中表现于大量运用了以“一”与“六”对立统一组合的“七子”模式。

这种模式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 “七”分而为“一”与“六”的对立样式，二是“一”与“六”合而为“七”的统一样式。

对立的样式仅有“七大圣”后来的分化一例，而通过孙悟空与牛魔王的大战补写出来。第四十二回写道：

行者心中暗想道：“他要请老大王吃我师父，老大王断是牛魔王。我老孙当年与他相会，真个意合情投，交游甚厚，至如今我归正道，他还是邪魔。虽则久别，还记得他模样，且等老孙变作牛魔王，哄他一哄，看是何如。”

这里悟空自居“正道”，而以牛魔王为“邪魔”。虽然只说到牛魔王而不及其他， 可想其他也只是“邪魔”，从而隐隐之中，“七大圣”的“七位一体”一变而为“一”与“六”的对立的“七子”格局。

统一的样式则非止一例，而以第十四回《心猿归正，六贼无踪》所写最为精彩：

行者道：“我也是祖传的大王，积年的山主，却不曾闻得列位有甚大名。”

那人道：“你是不知，我说与你听：一个唤做眼看喜，一个唤做耳听怒，一个唤做鼻嗅爱，一个唤作舌尝思，一个唤作意见欲，一个唤作身本忧。”

悟空笑道：“原来是六个毛贼！你却不认得我这出家人是你的主人公，你倒来挡路。把那打劫的珍宝拿出来，我与你作七分儿均分，饶了你罢！”

那贼闻言，喜的喜，怒的怒，爱的爱，思的思，欲的欲，忧的忧，一齐上前乱嚷道：“这和尚无礼！你的东西全然没有，转来和我等要分东西！”

作者借悟空之口特意点出“作七分儿”，以显示“六个毛贼”与悟空形成“一”与“六”的对立，为基于对“七”之为数乃“一”与“六”之对立统一的理解而创新形成的一种“七子”模式。

《国内古典小说散论》

这种样式早在第二回写孙悟空学道的描写已见端倪：

悟空道：“此间更无六耳，止只弟子一人，望师父大舍慈悲，传与我长生之道罢，永不忘恩！”

这里“此间更无”二句虽为虚拟，但显示悟空意识中，“六耳”即六人与“弟子一人”相对即“一”与“六”的对立，是妨害正道的基本矛盾。

第五十八回写六耳猕猴与悟空作对，就是这一矛盾样式的演义。

换言之，真假猴王的对立，也是以悟空为“一”与猕猴为“六”所形成“一”与“六”对立统一的“七子”模式。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于对杨二郎的描写中。

第六回写观音菩萨保荐灌口二郎，曾顺口说他“曾力诛六怪”，也显示把“七”视为“一”与“六”之对立统一的意识，是《西游记》人物组合设计一个强烈的思维定势。

这使《西游记》“七子”模式的设计不仅超越了传统，而且发展出了新的传统，为国内文学提供了 “七子”模式的崭新样式。

这种新的“七子”模式的数理根据，一在《周易》，二在佛典，是儒、释、道“三教归一”之数理思想影响小说创作的产物。

这一模式的数理根据首在本《易经·复卦》“七日来复”。唐明邦《周易评注》释“七日来复”曰：

阴阳交互往复变化，以七日为一周期。《集解》引虞翻曰：“乾成坤反出于震而来复。”“消乾六爻为六日，刚来反初，故七日来复。”此即是说：以卦之每一爻代表一日，由乾→姤→遁→否→观→剥→坤→复，阳渐消尽而复生，七变而成，故言七日来复。[[2]]

这就是说，自乾卦纯为阳爻象征盛极而衰，经六次阴阳推移，阳爻变化为阴爻，而至于“坤”卦，其象纯阴；至第七变亦即“七日”，才有一阳爻居卦象之上位，即一阳来复，因名《复》卦。

《复》卦虽仅一阳在上位，却表示新一轮变化的开始，阳渐盛而阴渐衰，象征君子道长，小人道消，所以主吉。而以卦序论，这一阳来复的《复》卦，正在第七，对应于日常生活，故曰“七日来复”。

《易经·既济》“六二”曰“七日得”，也表示同样的意思。

这里“七”之为数，或因为从“乾”开始，六次变化都由阳而阴，或因为从“乾”开始的变化至第六次而终于《坤》卦为纯阴，所以当第七变的《复》卦出现一阳居于上位之时，对比前面六次变化的趋向，或对比《坤》卦的六爻皆阴，就成了一阳来复之数。

这本是上古卜筮之理，然而其既用“七”数，后世就不免从这位居第七之《复》卦的一阳来复，看出其中实隐有“一”阳与“六”阴对立的数理。

这一数理思想是儒、道互渗的产物。《西游记》作者以“七”为“一”与“六”之对立统一进行人物组合模式的思维定势，就从这一思想而来，从而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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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所创新“七子”模式体现《周易》“一阳来复”数理思想的特点，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易》数分阴阳，“六”属“老阴”。而如第一回须菩提祖师云：

“老阴不能化育。”所以，“六在《易》数中有极负面象征之一义。上引诸文例中所涉及“六耳”“六贼”等，皆属于此极负面意义之类；

二是与“六”相对的“一”，作为“一阳来复”之数，虽为第七居末位，却在“七”数中占中心的地位。

如上引第十四回中悟空先是称“原来是六个毛贼！你却不认得我这出家人是你的主人公”，又说“把那打劫的珍宝拿出来，我与你作七分儿均分”，虽自居于最后即第七位，却自命为当然的“主人公”；又如第四十一回有意使悟空对红孩儿说明“七圣”位次：

行者道：“你是不知，我乃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是也。我当初未闹天宫时，遍游海角天涯，四大部洲，无方不到。

那时节，专慕豪杰，你令尊叫做牛魔王，称为平天大圣，与我老孙结为七弟兄，让他做了大哥；……驱神大圣，做了六哥；惟有老孙身小，称为齐天大圣，排行第七。我老弟兄们那时节耍子时，还不曾生你哩！”

三是据“七日来复”之道，“一”与“六”之争最后必然是“一”战胜“六”，第十四回所谓“六贼无踪”与第五十八回写悟空能打死六耳猕猴，就都遵循并体现了这一《易》数之理。

这一模式的数理根据又在于佛教禅宗的“心法”。这直接表现为书中这类“七子”模式中，“六魔”或“六贼”的称呼。

“六魔”“六贼” 同义，均佛教对人欲的贬称。前者出《杂阿含经》卷九[二四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毗舍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六魔钩。云何为六。眼味著色。

是则魔钩。耳味著声。是则魔钩。鼻味著香。是则魔钩。舌味著味。是则魔钩。身味著触。是则魔钩。意味著法。是则魔钩。

后者如上引第十四回所写诸贼名号已有所显示，第四十三回悟空据《多心经》又作了具体解释：

“老师父，你忘了‘无眼耳鼻舌身意’。我等出家人，眼不视色，耳不听声，鼻不嗅香，舌不尝味，身不知寒暑，意不存妄想──如此谓之祛褪六贼。你如今为求经，念念在意，怕妖魔不肯舍身，要斋吃动舌，喜香甜嗅鼻，闻声音惊耳，睹事物凝眸，招来这六贼纷纷，怎生得西天见佛？”

防范、祛除“六魔”“六贼”之道，即如《五灯会元》卷十八《性空妙普庵主》载禅诗《警众》云：

学道犹如守禁城，昼防六贼夜惺惺。中军主将能行令，不动干戈致太平。

其所谓“中军主将”就是悟空所自称“主人公”即“一心”。

由此可知，《西游记》“一心”与“六贼”对立统一的七子模式，其实只是佛教禅宗“修心”之道的演义。

“六个毛贼”“六耳猕猴”即“六贼”，象征或代表的是佛教禅宗要祛除的“多心”即“念念在意”的有住之心；防范、祛除之法，就是“修心”“归一”，用“一心”战胜“多心”。

第十四回所谓“心猿归正，六贼无踪”，所写就是“一心”来而“六贼”去之禅学修心之道的象征。

由此可见《西游记》所创新“七子”模式不仅借径于儒、道思想，而且融合了佛教禅宗的观念，是“三教归一”归于佛，“万法……归一”归于禅的产物。而因此之故，我们就从这类看似寻常或游戏之笔墨中，发现了更多丰富复杂的思想内涵。

《西游记》全书至少有八次说到“三教归一”或“万法……归一”，第五十六回又有诗曰“除六贼，悟三乘，万缘都罢自分明”。

由此可知，《西游记》作为一部“成佛之书”，“七”之为数特别是“七”作为“一”与“六”的对立统一之数，是其数理机制一大关键。

包括作者因始终重视这个“一”与“六”的对立统一关系而构造的新型“七子”模式在内，《西游记》“七子”模式的运用是对国内文学叙事与人物形象塑造艺术的一大贡献。

《古典小说论集》 杜贵晨 著

注 释：

[[1]] [明]吴承恩《西游记》，李卓吾、黄周星评，山东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本文引《西游记》及其评点，无特别说明，均据此本。

[[2]] 唐明邦《周易评注》，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3页。

文章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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