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佛教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 佛教什么时候开始传入中国的
第一种，也是最早的说法，追溯到了战国时期。
据宋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卷二记载：“予按《符子》曰：‘朔又献燕昭王以大豕，曰养奚若，……王乃命豕宰养之。十五年大如沙坟，足不胜其体，王异之，令衡官桥（桥即大衡器）而量之。折十桥，豕不量。命水宫浮舟而量之，其重千钧。……乃知以舟量物，此燕昭王时已有此法矣，不始于邓哀王也。”燕昭王（公元前335年－公元前279年）生于公元前4-3世纪之间，原始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5世纪的尼泊尔，从时间上来看是有可能的。
第二种，回溯到了公元前242年。其依据是秦本纪中有秦始皇五年西域沙门远涉万里到秦地传教但被赶走的相关记载。
史载，秦始皇五年，西域沙门室利防等18人携带梵本经籍到咸阳。若此事属实，那么佛教进入中国应该更早，定位为公元前3世纪后半期不为过，因为他们从进入中国传教到面见秦王之间的时间自然不会太快。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秦国还没有统一东方六国，不能说是秦朝。
第三种，是西汉汉武帝时期。史载汉武帝元狩年间，佛教之名第一次被汉人所闻述，但又说佛教犹未在汉地有信徒。
第四种，是西汉汉哀帝时期。史载公元前后汉哀帝时期，汉人开始有人接受佛教，有少量信徒。也就是说，至少在公元前1世纪印度佛教已由克什米尔传入于阗，再传入中国西北。
第五种，也是传说的最广的一种，即东汉汉明帝时期。因为排场大、影响大，所以被定为是佛教正式传入中国的时间。
史载，东汉明帝永平四年（公元61年），汉明帝梦见顶有白光的金人（金甲神）现身于中国西方。次日，明帝召集群臣解梦。大臣傅毅说，这个金甲神必定是西方印度几百年前的一个大圣人。于是，明帝就派使者蔡愔、秦景等18人到大月氏，蔡、秦等人得到后者的热情接待。后来，蔡愔等人带着佛画像和佛经以及两位中天竺高僧摄摩腾（又译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一同返归洛阳。蔡愔迎佛画归国，佛像在中国始有蓝本。
公元68年，汉明帝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在洛阳建造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以驮载经书佛像的白马命名，称为白马寺。摄摩腾在寺中曾译《四十二章经》，藏于14石函中，于是建起塔寺。明帝的异母弟楚王英皈依佛门，成为中国最早的佛教徒。楚王英经常与沙门（佛教僧侣）、佛徒们在一起祭祀佛陀，并使佛教传到了中国南方。
虽然这种说法比较官方，但我们从为明帝释梦的傅毅所说的话来看，佛教和其教义在明帝得梦前就在中国有所传播了，因此，傅毅才会把西方金甲神附会为印度佛祖，且明帝也才会相信。
东汉延熹年间（公元158—166），桓帝在宫中亲祀黄老和佛陀，佛教与黄老并重。当时信奉佛教的主要是皇族和上层贵族，他们把佛陀和黄帝、老子并列起来当作一种神仙进行崇拜。佛教既受提倡，佛典的翻译就势在必行。到东汉灵帝、献帝时，西域的佛教学者相继来中国，佛经才开始大量翻译，促进了佛教的传播。
详解：佛教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
佛教虽然在中国具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力，同时历史渊源非常悠久。许多不了解历史的人甚至认为佛教文化乃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但事实上佛家是起源于印度的，那么究竟在什么时候佛家正是传入中国，并影响中国的呢？
按学界比较公认的说法，佛教开始传入汉地大约在两汉之际，（约在公元纪元前后）。
援引最多的资料出自南北朝宋·宣城太守范晔（398～445）所撰《后汉书》，在《后汉书·西域传》中天竺条下有：“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
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在中国图画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信其道者。后，桓帝（146～167年在位）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
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和年代，现在很难考定。
最初传入时，不过在少数人中奉行，未必为上层官府和史官之流所注意。西元前二年，大月支国（原居我国甘肃的一个强盛的少数民族西迁中亚后建立的国家）国王的使者伊存到了当时中国的首都长安（即今西安），他口授佛经给一个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这是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记录。
我们可推断，由于在此一百二十年前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的结果，当时由印度传布到中亚细亚的佛教很可能早已通过行旅往来而向东方渐进。也有传说：在与印度阿育王（约西元前272—226在位）同时的秦始皇（西元前246－210在位）时代，已有印度的沙门室利房等十八人来到我国咸阳。
阿育王时举行第三次结集约在西元前250年，会后派大德赴各国传教，前来中国很有可能。另外，也有认为宋玉《高唐赋》和《史记□始皇本纪》中的‘羡门’即沙门的，但因无译述学说传世，无从确考。
佛教2500年：佛教传入中国
东西文化交流和中外文化交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佛教作为一种文化，除了它自身主动传教的动力之外，还会随着各民族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交往，特别是借着民间交往的社会潜流，自然地向其他地区传播。
中国民间社会接受佛教究竟从何时开始已难以考证，迄今所知佛教传入中国士阶层并被记载于史的最早时间，是公元前2 年，即汉哀帝元寿元年，" 博士弟子景致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 (《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鱼豢《魏书.西戎传》）。随后不久，佛教传入王室贵族，《后汉书》记载汉明帝的异母兄弟楚王英" 尚浮屠之仁祠"。以《四十二章经》为代表的早期汉译佛经也开始在中国社会流传，其形式为概要式的，辑录了上座部佛教基本经典《阿含经》的主旨，体现了早期佛教的禁欲主义。在佛教界，则有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法，建白马寺的说法。这些历史记载表明至迟在公元前后，佛教已传入中国。
汉代时期佛教在中国南北迅速传播，远及交州(今河内）。汉末士燮(137-226年）任交趾太守并领有广州，在郡40余年。当时中原战乱，交州相对安宁，南来避乱学士数以百计，不仅荟萃学术，而且佛教、道教的" 异人" 也集中不少，如与士燮同为苍梧人的牟子，就是当时很有名气的佛教代表人物。牟子的《理惑论》反对将佛教与儒学礼教对立起来，认为佛教" 捐家财、弃妻子" ，剃头毁容，只是权变小节，" 修道德" 、" 崇仁义" ，" 父母兄弟皆得度世" ，才是其" 大孝大仁"。佛教与儒学礼教的区别在于出世和入世，" 尧舜周孔修世事也，佛与老子无为志也"。
东汉末年的战乱使社会各个阶层皆陷入深重的苦难和心理危机之中，这为佛教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生根开花，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空气。人们对佛教日益感兴趣的社会表现之一，是大量汉译佛经的涌现。从汉桓帝到汉献帝的40多年间，译介为汉文的佛教经典54部，74卷，知名译者有6 人，译者中最重要的二个人物是安世高和支娄迦谶。
安世高本为安息国太子，其父死后" 让国于叔，驰避本土" ，在游历西域各国后于公元148 年来到洛阳，从事译经，前后20余年共译出佛经34部，40卷，主要有《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人本欲生经》、大小《十二门经》和《修行道地经》等。东汉时期传播于中国的佛教，掺杂了许多中亚或中国西部民间巫术的成份。安世高从西东来，也是善于" 七曜五行，医方异术" ，并通晓" 鸟兽之声" ，他对中国佛教的主要贡献，在于他首次比较系统地译介了上座部中说一切有部的学说，晋释道安曾以" 禅数" 之学概括安世高的佛学特点。
所谓" 禅数" 的禅，即是禅定；所谓" 数" ，指用四谛、五阴、十二因缘等解释佛教基本教义的" 事数" ，从佛典的文体上说，属于" 阿毗昙" ，以其能使人懂得佛教的道理，亦称为" 慧"。因此，" 禅数" 也就是后来中国佛教常说的"定慧" 、" 止观"。安世高所传禅法，影响最大的是" 安般守意" ，后称" 数息观"。……作为一种气功，安般禅至今还在流行。
支娄迦谶原为月支人，桓帝末年游于洛阳，尔后译出佛经14部，27卷，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
《道行般若经》为大乘般若学介绍进中国之始，" 它的怀疑论倾向和否定一切权威的批判精神，在分崩离析的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支娄迦谶的译经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将" 性空" 视为绝对真理，将" 缘起" 作为" 性空" 的表现，形成一种与《庄子》某些思想相通的折衷主义真理观，为般若学在魏晋时迅猛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提出只要专心思念西方阿弥陀佛，并在禅定中得见，死后即可往生西方净土极乐世界，这为后来日益兴盛的净土信仰奠定了基础。
从总的情况来看，东汉的佛教传播、特别是译经活动的发展，具有下述特点：第一，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佛教属于黄老之道的一支，佛经汉译中也多借用老庄术语；第二，译经以外来僧为主，或单译或合译，亦有少量汉地僧人和居士从事辅助工作；第三，译经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外来僧带来什么经就译什么经，大小乘同时流传；第四，佛教尚未" 本土化" ，其标志之一是汉僧著述和注释极少；第五，译经活动具有纯民间的性质，未得到政府直接支持，主要资助人为民间地主或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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