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孝道之目连救母的故事 中国三大鬼节是指哪三个
中国三大鬼节(zhōng guó sān dà guǐ jié),是节日的合称,我国北方一些地方将传统节日里祭祖的清明节、中元节、寒衣节三个节日,合称为“三大鬼节”。
清明节
清明节,又称踏青节、行清节、三月节、祭祖节,节期在仲春与暮春之交。清明节源自上古时代的春祭活动,兼具自然与人文两大内涵,既是自然节气点,也是传统节日。清明节是传统的重大春祭节日,扫墓祭祀、缅怀祖先,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的优良传统,不仅有利于弘扬孝道亲情、唤醒家族共同记忆,还可促进家族成员乃至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清明节融汇自然节气与人文风俗为一体,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合一,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先祖们追求“天、地、人”的和谐合一,讲究顺应天时地宜、遵循自然规律的思想。
清明节的节俗丰富,扫墓祭祖与踏青郊游是清明节的两大礼俗主题,这两大传统礼俗主题在中国自古传承,至今不辍。清明主要习俗是祭祖,另外还有插柳枝、放风筝、荡秋千、踏青、蹴鞠、打马球、射柳、蚕花会(蚕乡一种特有的民俗文化,主要在南方)等习俗。
中元节
中元节,即七月半祭祖节,又称施孤、鬼节、斋孤、地官节,节日习俗主要有祭祖、放河灯、祀亡魂、焚纸锭等。中元节由上古时代“七月半”农作丰收秋尝祭祖演变而来。七月半是民间初秋庆贺丰收、酬谢大地的节日,有若干农作物成熟,民间按例要祀祖,用新米等祭供,向祖先报告秋成,是追怀先人的一种文化传统节日,其文化核心是敬祖尽孝。“七月半”原本是上古时代民间的祭祖节,而被称为“中元节”,则是源于东汉后道教的说法。道教认为七月半是地官诞辰,祈求地官赦罪之日,阴曹地府将放出全部鬼魂,已故祖先可回家团圆,因此将七月半秋尝祭祖节称为“中元节”;佛教中称为“盂兰盆节”。在统治者推崇道教的唐代,道教的中元节开始兴盛,并且逐渐将“中元”固定为节名相沿迄今。
佛教这一天是盂兰盆会的日子,内容也是为亡灵超度,盂兰本意是解放倒悬,来自目连救母的故事。
中元节乃是三官大帝中元地官的圣诞日,道教将于此日进行超度先人,拔度亡魂事,所谓:天官赐福,地官释罪,水官解厄。
寒衣节
寒衣节,每年农历十月初一,又称“十月朝”、“祭祖节”、“冥阴节”,民众称为鬼头日,是我国传统的祭祀节日,相传起源于周代。寒衣节流行于北方,不少北方人会在这一天祭扫,纪念仙逝亲人,谓之送寒衣。同时,这一天也标志着严冬的到来,所以也是为父母爱人等所关心的人送御寒衣物的日子。
中华孝道之目连救母的故事
目连救母的故事一直在中国的佛教文化中深受民间欢迎。它所强调的佛力救度和对地狱、饿鬼、动物道的惨状的描述,也表达了民间信仰对佛教接受的程度和风貌。这个故事中衍生出的盂兰盆节、鬼节、亡人节、中元节等名目流传至今。
这个佛教故事能从西晋流传到现在,而且是口口相传,殊为不易,关键在于故事劝人向善,劝子行孝,更有“天下无不是者父母”的隐喻。据文献记载,目连戏在宋朝时便有演唱的,而且越唱越盛。《东京梦华录》记述:“勾肆乐人,自过七夕,便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即要七日方演完这出戏。明、清两代不仅仍演唱此戏,还增加了些人物,节外又生枝,戏文、曲牌、唱腔都更多而且复杂了。官家还通常为“还愿”而命梨园上演此戏。
民间演唱目连戏,由来久且场面大。搭上戏台,上场者几十人,跌打相扑,也要闹上几天几夜。这出戏似与民俗中的祭祀还愿有关联,渐渐地演成了鬼戏,天神地只、牛头马面、夜叉罗刹,锯磨刀山鼎镬不一而足。记载最着名的是鲁迅先生的《无常》和《女吊》。钟敬文先生曾调查过浙江地区的民间戏曲,认为目连戏是为了追悼和超度横死的人而演的,也有的地方演此戏是为了防止瘟疫、驱除鬼邪。武打加鬼神,老百姓看的就是热闹。
也正由于这数百年间唱神做鬼的闹剧频繁演出,佛教教义的一些基本思想得以在中国民间广泛传播。目连救母的故事感动了许多善良百姓,目连因而成为旧时中国孝子的楷模。佛教中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思想,戒贪婪、戒杀生,积德行善的思想通过目连救母的故事更扩大了其影响。在中国流传甚广,曾经是无数图画及戏曲的题材。故事叙述佛陀的大弟子目连拯救亡母出地狱的事。‘目连’原名为‘大目犍连’(Maha^-mo-ggalla^na),‘目连’为其略称。
《盂兰盆经》为西晋·竺法护译。经中叙述目连始得六通后,想要度化父母以报哺育之恩,却发现亡母生于饿鬼道中。目连盛饭奉母,但食物尚未入口便化成火炭,其母不能得食。目连哀痛,于是乞求佛陀。佛陀告诉目连,其母罪根深结,非一人之力所能拯救,应仗十方众僧之力方能救度。于是教他在七月十五僧自恣日,为父母供养十方大德众僧,以此大功德解脱其母饿鬼之苦。
此经的基本思想就是以供僧的功德救度已亡故之父母。由于本经强调孝道思想,所以颇受国人重视。梁武帝于大同四年(538(戊午年))七月十五日,在同泰寺举办第一次盂兰盆会。到唐代,盂兰盆会便广泛地在民间流行。直至今日,盂兰盆会已成为中国民俗的一部分。
随着盂兰盆会的盛行,目连救母的故事便广泛的在民间流传。代表这种流行的,便是变相(佛经故事图画)和变文的流行。唐人画目连变相者不只一家;而在变文方面,敦煌发现的目连救母变文就有十六则。称为《大目干连冥间救母变文》、《大目犍连变文》或《大目连缘起》、《大目连变文》等。其中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藏编号S。2614的《大目干连冥间救母变文》首尾完整,被收入《大正藏》第八十五册。
这些变文是唐人所作,是历代目连戏曲中时代最早的,但这时的故事已有一些演变,添加了许多情节和描述。先是目连遍历地狱寻母不获,后凭借佛陀的锡杖才得入阿鼻地狱见母。然后又承佛陀亲临地狱,放光动地,大破地狱,于是目连母转成饿鬼。目连又依佛喻广造盂兰盆,出其母于饿鬼道而成为黑狗。目连引黑狗七日七夜诵经忏悔,才又得转人身。于是目连乃劝其母求生西方佛国。
在这个引申的故事里,佛陀的威神之力被极力强调,这是与原经不同的。此外,变文中让目连之母历经地狱、饿鬼、动物三恶道。对三恶道中的种种苦处极尽描绘之能事。这也是变文的一大特色。
宋真宗时(998(戊戌年)~1022(壬戌年))曾明令禁止讲唱变文。但目连救母的故事并没有随之销声匿迹。现在可知的资料有元末明初的《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明·郑之珍有《目连救母行孝戏文》三卷(一百出),为元明最弘伟的传奇之一;清人又扩大而成为十本的《劝善金科》。
总的来说,目连救母的故事一再成为俗文学的题材。它所强调的佛力救度和对地狱、饿鬼、畜生道的惨状的描述,也表达了民间信仰对佛教接受的程度和风貌。
同是“鬼节”,为什么中元节不如清明节有名?
中国有三个鬼节,分别是清明节、中元节和寒衣节。今天农历七月十五,恰好是中元节。
从节日功能来说,一年一个“鬼节”加上死者祭日的祭拜,就能满足需求,为什么要设定三个节日同为“鬼节”呢?
中元节到底是个什么节?
先来说说中元节。
一般认为,中元节,又名“盂兰盆节”、“鬼节”。其实这种认识存在很大的误解。
鬼节、中元节与盂兰盆节,是分属于民间俗信、道教与佛教的说法,三者呈并列关系,而非一个节日的三个不同名称。
民间俗信的“鬼节”中,整个农历七月都应当是“鬼节”,阎王于每年农历七月初一打开鬼门把鬼放出来到阳间觅食,享受人们的供祭,七月最后一天,重关鬼门,群鬼又得返回阴间。
而中元节中的“中元”二字源于道教的三元说,在唐中后期才正式被固定节名。中唐诗人王建(767~830年)《宫词》写道:“看着中元斋日到,自盘金线绣真容。”
东汉末年,道教有“三官”之说,在北魏的时候,道士寇谦之杜撰了三元节神话,有一位叫陈子祷的人,与龙王三公主结为夫妇,分别于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和十月十五日生下了天官、地官、水官三兄弟,分掌赐福、赦罪、解厄。中元节是地官赦罪之日,道士在这一天诵经作法事,以三牲五果普度十方孤魂野鬼。
所以,使用“中元节”这个词汇指代的七月十五,其实是“地宫赦罪日”,而民间俗信中,这一天祭祀的鬼并不专为祖先亲人,也包括了孤魂野鬼。
但在中元节形成之前,七月十五早已被佛教征用。
佛教中的七月,原为一个佛的欢喜月,而非“鬼节”。在每年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僧人要定居在寺院,安心参悟,不得外出,安居首日(也就是四月十五)是结夏,圆满结束为解夏。七月十五日,和尚们终于能够出来了,很多和尚修行圆满,佛看到这一切,和和尚一样欢喜,故称“欢喜月”。
但为何七月的盂兰盆节成为“鬼节”呢?盂兰盆,是梵文Ulambana的音译,原意为“救倒悬”,即解救在地狱受苦的鬼魂。佛经《盂兰盆经》在西晋时期翻译传入中国,经中有“目连救母”的故事,与当时仍然存有的孝道观念暗合,后被推崇“三教同源说”的南朝的梁武帝萧衍提倡,将其定为一个民俗节日,当时其主要功能是供奉佛祖。只是到了宋代才发生了变化,发展为荐亡度鬼。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目连救母的故事。
目连家里有钱,但母亲很吝啬,特别喜欢小动物,常常趁儿子出去的时候,红烧或者清蒸小动物,从不修善,后来死了之后,入了地狱。目连为人孝顺,出家修行,得了神通,看到他母亲在饿鬼之中,就拿着钵盛满饭给母亲吃,谁知道,食物到了他母亲手中,就化为灰烬。目连很是心痛,找到佛祖,佛祖说,你母亲罪孽深重,我一个人救不了,得需要十方众僧威神之力,于是目连于七月十五日建盂兰盆会,借十方僧众之力让母亲吃饱。后来七月十五就成了盂兰盆会的日子。
目连救母的故事既有佛教教人行善,普渡众生的意思,也有儒家孝道文化。更关键的是,它为后来中元节的发展提供了“饿鬼”这一意象,与民间俗信中阎王放鬼出来觅食一致。给饿鬼施舍,就有祭祀和烧纸钱的普施,凡间的人做这一切又是为了“赦罪”,防止厄运。因而这三者的各种理念习俗和意义在流转过程中相互交融。
不知是巧合,还是道教附会佛教的盂兰盆节,中元节与盂兰盆节都设定在七月十五这一天。以至于后世以为,这两个是一个节日的两个名称。同时也由于其意义和习俗早已难以分清,两个节日的习俗开始混用,在地方进行自我发育。
例如海口地区还有施孤的习俗就是民间俗信延展,七月十五晚上,街边阿公阿婆们在自家的房前屋后插满香烛,焚烧纸钱、元宝、布匹等纸制品,买小芋头、番石榴、杨桃等青果施舍在房子的四周,给那些在阳间没了亲人的孤魂野鬼。
而河北、福建、江苏等地则是焚纸。江西吉安中元节焚纸,但禁止孕妇折纸锭。福建永福县中元节,已嫁之女子须回家祭祖等等。
图说:南京放花灯也很有名
七月十五的鬼不是清明节的鬼
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元节与清明节不同,清明的“鬼”其实就是先人,但中元节的鬼却有饿鬼和祖先两种含义。
北师大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刘铁梁教授提出,中元节中关于“鬼”的分类与祭祀仪礼包含了亲属制度的结构套用。既不是单一的孤魂野鬼们,也不单纯是先人。
美国人类学家武雅士的著作《神、鬼和祖先》中谈到了中国人的信仰体系,神和祖先在其中是被祭祀和敬仰的,而鬼则是被嫌弃和鄙视的。因而对非祖先和血缘关系的鬼的祭祀,源于一种原始恐惧,是希望鬼不要缠身,不要侵扰凡间生活,这正是民间俗信的“鬼节”中的鬼之本意,当它结合道教和佛教之后,慢慢地,从畏惧恶鬼到敬畏祖先的灵魂,这些古代节日的意义和内涵在不同时期和地区也不断演化出各种含义。总体的趋势是,对于先人的祭祀超过了对于孤魂野鬼的祭祀,而这与清明节是明显不同的。
七月十五的“鬼节”在地域发展中,呈现了不同意义和形式,而清明节在形式和意义上则更加集中。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研究馆员高洪兴曾对清明和中元节做过对比:
寒衣节不同于这两个节日,它的意义更为单调,对于先人思念的切入点更小。
寒衣节在农历十月初一,已经进入寒冬时节,其主要形式就是送寒衣。《诗经·七月》曾提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意思是说天逐渐冷了,人们该为逝去的亲人添置御寒的衣裳了,因此农历十月初一又称授衣节。
寒衣在古代意味深刻,孟姜女千里寻夫,就是为了给丈夫送上寒衣。孟子谈到理想社会的时候也有“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之句,可见“不饥不寒”乃是衡量古代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
寒衣节是人们对于阴间鬼魂幸福祝愿的延续,表达了生者对于死者的思念,而且思念的多是亲密的人,而非泛泛的祖先。对先祖的祭祀,清明节已经承担了全部职能,那么对于自己亲近的、可以寄托自己思念的,往往更加具体,所以关怀更加细微,这种祭祀更加个人化,完全是面向逝者的,不像对于先祖的祭祀经常还包含对于现世的祝愿。
为什么中元节不如清明节流行?
三个“鬼节”中,只有清明节在2008年被正式确立为法定节假日,其他两个处在渐渐被人遗忘的境地。
奇怪的是,即使在没有法定假日加持的情况下,清明节在民间的地位和名气一直胜于后两者。大多时候后两者都沉寂在地域的局部地区,或者年长人的记忆中,而非汉民族统一的民间节日。
以中元节为例,对比其他几个传统节日,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
第一,缺乏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谈到嫦娥奔月、屈原投江、勤劳善良的古代人民大战年兽,你不会想不到他们代表的节日,想要从众多节日中脱颖而出,一个好的故事,就像一个好的招牌,有助于节日的传播和存续。盂兰盆节“目连救母”的故事,不算一个坏故事,但由于它没有纳入中国古代神话体系,与宗教联系又较为密切,所以流传范围有限。
第二,与其他节日功能重合。清明节的出现要早于中元节,而且又有迁客骚人“清明时节雨纷纷”这种耳熟能详的slogan加持,人们很早就知道清明节在祭祀祖先上的作用。这一方面,中元节不仅出现晚,而且功能几乎完全重合,没有挖掘出祭祀祖先之外更为鲜明的意义,只能流于平庸。
第三,缺乏独特的节日形式和象征物。春节有什么?饺子;端午有什么?粽子;元宵节有什么?元宵;中秋有什么?月饼。国外的万圣节之所以能够抓人眼球,最鲜明的就是南瓜灯,以至于大家看到南瓜灯,就会想到万圣节。
再想想端午的龙舟,中秋的赏月,春节的放鞭炮和贴春联,是不是每个都让人联想到固定的祭日?节日的形式也是其意义的重要载体,缺乏这些参与感的形式,就难以在人们(尤其是小朋友)心中扎下根来,更遑论之后想要在众多节日中做到独树一帜了。
而且,传统节日今天遭遇的普遍危机是,我们的传统节日渐渐让人失去了身体参与感。传统节日从“过节”变成了“看节”,身体逐渐被抽离出去,人们不用再去注意那些死板的形式,不再动用体力劳动做“无用功”,而往往只用双眼去看,而这,确实会少很多趣味。
新京报新媒体编辑/李凡宗
★《布宫号》提醒您:民俗信仰仅供参考,请勿过度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