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经学的发展变化怎样 明清经学的发展变化怎样
明清经学的发展变化怎样
明代延续了宋代的理学路线，一方面政府编纂官方版经典文本，另一方面南 方的经学力量逐渐抬头，例如王阳明即是最为重要的明代理学家。明末经学家几 乎都带有王阳明式的豪气，纷纷组织学社，发动朝野清议、舆论、弹幼，与腐败 的政府、宦官对抗，形成激烈的流血党争，种下了明朝灭亡的内部因子。 清代初期受到明朝灭亡的影响，士人开始思考王阳明路线的弊病。另一方面， 因为清朝皇帝实施文字狱，编纂《四库全书》、《明史》等思想控制手段，经学中介 人了政治的实学与考据路线，遂特别发达。 清初文人尤其重视以大量的古代典籍以及文字学、声韵学、训话学等方式来 研究经书，甚至进一步考证某些经书的真伪、划分学术流派。可以说，清代初期 的经学思想是被明朝遗老们如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所主导。清末基于时代需求， 主张激进改革的公羊家大盛，其中又以常州学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是最为活跃 有力的人物。 到民国时代以后，由于大量的西学、政治运动取代了原来的经学思想，在两者的冲击之中，产生了诸多主张。
浅谈清代诗歌的发展与时代变迁的关系
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统治王朝，在经历了“康乾盛世”的发展，诗歌也从古代的旧有形式逐渐迈向近代的诗歌转型。诗歌在经历了历史的漫长发展后，渐渐趋于集大成的阶段，对传统诗歌开明的融合与接受，同时也开创了新的诗歌局面。在新旧交替中，复古与创新矛盾而统一的并立着。前代的诗歌艺术依然绽放着蓬勃的生机，而清代在这些旧有的诗歌领域里，开创了新的思想，同时又固守了前代的模式，所以清代诗歌发展是新旧杂陈的一个特殊时代产物，一方面受到封建思想的桎梏，一方面又具有了近代思想的萌芽。
一、清初到中期的诗歌发展
清代诗歌发展其实是比较繁荣的，当然比起唐宋时期，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清一代的诗人善于借鉴前代，取长补短，对于古典诗歌的发展还是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清代诗歌风格多样，其成就是超过了元明两代，足以承担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清代由于文字狱的特殊政治氛围，在康乾之时，多半是以吟诵山水田园为主，少有政治议论的诗歌产生。
元诗纤弱，明诗狭隘，在前代诗歌的这些弊端上，清代诗人摒弃这些诗歌上的短板，开始学习唐宋风格，在变化中开拓新的思想与境界。清初的诗歌文坛，比较著名的有顾炎武、屈大均、王夫之等，这些人撑起了清代诗歌的半壁江山。他们是清初诗坛的主流，这些前朝留下来的“遗民诗人”，他们直接参加了抗击清政府的政治、军事斗争，甚至以身殉难，以保持民族气节。志行皎洁的顾炎武，取法杜甫，词意坚实，风骨劲健。他在《精卫·万事有不平》写道：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此诗表现了顾炎武用精卫填海的精神鼓舞自己，勿忘国仇家恨。
王夫之的诗歌瑰丽奥衍，寄托亦深。另外一位前朝遗民诗人吴嘉纪的诗在表现反清思想之外，又善用白描手法反映民生疾苦。这些都表现了清初的遗民诗人内心对于清政府的蔑视，也表现了诗歌的战斗性，同时他们都敢于写大题材，出大意境，矫正了明代空疏的诗歌风格，大刀阔斧的改变前朝诗歌的卑弱，恢复了现实主义的传统诗风。
当然这一时期的诗人，我们也不能忘记还有以明臣而仕清的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他们并称“江左三大家”。钱谦益在清初诗坛的地位还是极高的，他反对前朝的狭隘，力扫前后七子和竟陵派之弊，他结合唐诗的华美，宋诗的理趣，首开了清诗崇宋的先河。
诗人将寂寞冷落的残局，和秦淮的秋色、寒潮相融合，创造出不一样的审美境界，在极力渲染金陵城的萧瑟氛围时，把内心的故国之思表现得含蓄蕴藉，此诗构思精巧，情调忧伤，是一首难得的情景兼胜的好诗。
影视剧中的钱谦益
而吴伟业在创作上更加锋芒毕露，其诗作华丽绮艳，声调铿锵，在吸取唐初四杰与元稹、白居易的诗歌所长的同时，他又自成风格。其七言诗最具特色，如他所作《圆圆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等等。由于吴伟业擅长于七言歌行，初学“长庆体”，后自成新的风貌，后人称之为“梅村体”。至于龚鼎孳因失节丧操，不仅为明人所不齿，也为清人所蔑视，所以尽管很有才华，并不被后世所赞扬。所以在“江左三大家”中，他是最没有名气的一位。 清代诗坛在钱、吴两位的推动下，形成了两大派别，一派是宗宋、一派是宗唐，在这两大派别的不断角逐中，奠定了清代诗歌的基调。
在康熙朝时，王士祯对诗坛的影响逐渐形成，他是清初诗坛上“神韵说”的倡导者，他锕曾说诗之妙处，在于“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他的这些主张对当时的诗坛影响很大，王士祯也因此博得了“清代第一诗人”的称号。
而另一位提出“格调说”的诗人——沈德潜，正在悄悄的兴起，他拘于“温柔敦厚”的诗教，诗歌题材多以歌功颂德为主，少数篇章也反映了民间疾苦。在“神韵说”、“格调说”产生之时，翁方纲的“肌理说”又异军突起，他是经学与金石学集大成者，论诗讲求寻根问底。
王士祯、沈德潜、翁方纲等三人代表了清代中期的诗歌主流，也为清代初期的诗歌开创了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在他们的深刻影响下，郑變、袁枚等诗人应运而生。
郑變的诗歌与画作相结合，更加突出了书画的珠联璧合，譬如他作《题竹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看到这首诗就想起坚韧的竹，在现实物件与意境相融合之时，使读者眼前立刻出现了一丛青翠而贞定的竹。
而袁枚继承了晚明时期公安派的精神，诗论主张直抒胸臆，谓“诗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袁枚是乾嘉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与赵翼、张问陶合称“性灵派三大家”。
与袁枚并称的赵翼长于史学，考据精赅。论诗主“独创”，就是现在所说的原创，赵翼在当时可以说是独辟蹊径，把诗歌原创论摆在了清代诗歌的理论台面上。他长于史学，考据精赅，讽刺理学，隐寓对时政的不满之情。譬如他的《论诗》：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此诗表现出赵翼诗的开阔境界，以及放眼未来的视觉。
二、道光、咸丰年间的“诗风运动”
道光、咸丰时代，世道动荡，由于统治者的昏庸无能，民族危机迫在眉睫，那种悠然自得歌颂大好河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在国家积弊之时，一批爱国诗人出现了，他们打破诗歌传统的歌功颂德，开始抨击时政，伤国忧时，民族危机在这种时刻暴露无遗，诗人开始表现出对于社会改革的强烈要求来。
龚自珍在此时站了出来，他狂傲不羁，作诗从来不拘一格，面对嘉道年间社会危机日益深重，他弃绝考据训诂之学，一意讲求经世之务，一生志存改革。龚自珍的诗打破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绝少单纯地描写自然景物，而总是着眼于现实政治、社会形势,发抒感慨,纵横议论。他所写的组诗《已亥杂诗》，这组诗歌可以说是他诗歌生涯的巅峰之作，忆述见闻、回忆往事、抒发感慨，标志着诗人对于社会的认识、批判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龚自珍已亥杂诗
与龚自珍同时期的魏源、欧阳绍洛、毛贵铭等湖南籍诗人也渐渐在诗坛崭露头角，当然他们生硬的诗风并不适合长远发展。
道光、咸丰年间这场“诗风运动”，影响了后来的诗歌创作者，在同治、光绪年间，一个新的诗歌群体诞生了，以陈三立、陈衍为代表的“同光体”开始流行起来。同光体提出“不墨守盛唐”，其主要特点是主体学宋，同时也学唐，但后者则主要趋向于在中唐的韩愈、孟郊、柳宗元，而不是盛唐的李白、杜甫。
三、康有为、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
诗界革命的提出，是戊戌变法前后的一场改良，从政治文化以及诗歌的一次重新倡导。
诗界革命有力的冲击了清代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拟古主义、形式主义，打破了清代诗歌复古的壁垒，作者积极努力的以诗歌的形式表现新的思想，新的时代。
戊戌变法的冲击，使诗歌的语言渐渐的趋向于通俗易懂，打破了旧体格律束缚，这也解放了诗歌的表现力，但是梁启超等毕竟还是没有彻底走出封建思想的窠臼，依然强调保持旧有风格，这样的矛盾思想，使得大刀阔斧的改革又受到了限制。从理论上来看，“诗界革命”革除了清代诗的空泛弊病，把新的思想、新的意境融入到传统风格中去，其实这也戊戌变法的局限之处，相当于换了一个新瓶子，装下的还是旧东西。在“诗界革命”的旗帜之下，黄遵宪因为诗歌的数量、内涵，以及艺术的丰富性，被誉为“诗界革命”的灵魂与先锋人物。他推陈出新了一整套的诗界纲领。
黄遵宪
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之间，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开始了“新诗”的创作，在表现资产阶级新思想方面，这些诗人的贡献还是不可磨灭的。虽然他们提出了这种新的思想，但是连改革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更遑论诗歌的创新了。理论上的提出并不能落实到现实的诗歌中去，实际上此时的诗歌作品完全脱离传统，又脱离群众，很快就丧失了流传的生命力，这次的“诗界运动”和戊戌变法一样，其实是不成功的。在没有人民支持的土壤里，种下去的果实必然缺少营养，最终被干涸而亡。
虽然“诗界运动”并不成功，但是其中也不缺乏优秀之作，黄遵宪所作《哀旅顺》,如下：
此诗作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冬，日寇围攻旅顺，主帅在此时并没有想到马革裹尸血洒疆场，而是在敌人进攻前就溜之大吉，导致军心唤散，仅有残兵抵御。五天后，清廷重要军港旅顺失守，日军屠城数日。诗人黄遵宪听到此消息悲痛万分，作下这首诗来表示愤慨。
清代前期，是明清社会政权交替之时，遗民诗人由于思念前朝旧主，诗歌以呼号、悲愤为主要基调，钱谦益等明朝叛臣之诗，也是多发徘徊观望，悲凉之慨。到了中晚期，由于社会动荡，时局不稳，出现了抨击时政的先驱者。总之清代诗歌的发展，也逃不掉时代的变革，在时代与历史的洪流中，诗歌的风向标也总是和历史发展紧紧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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