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天人合一”的庄子的作者是谁 天人合一是谁提出的？
天人合一是庄子提出的。
最早提出天人合一思想的是战国时期的庄子，他在《庄子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而明确连用这四个字的是北宋的大思想家张载，他在《正蒙·乾称篇》中说“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
天人合一的解释：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庄子说：“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天人本是合一的。但由于人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道德规范，使人丧失了原来的自然本性，变得与自然不协调。人修行的目的，便是“绝圣弃智”，打碎这些加于人身上的藩篱，将人性解放出来，重新复归于自然，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
在自然界中，天、地、人三者是相应的。《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易经》中强调三才之道，将天、地、人并立起来，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这就说明人的地位之重要。天有天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有地之道，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不仅有人之道，而且人之道的作用就在于“成万物”。
《易经》进一步说：“立天道曰阴阳，立地道曰柔刚，立人道曰仁义。”天地人三者虽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的。这不仅是一种“同与应”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内在的生成关系和实现原则。天地之道是生成原则，人之道是实现原则，二者缺一不可。
提出“天人合一”的庄子的作者是谁
“天人合一”这个词，想必大家在古装武侠剧里听到过，这个词其实是道家学派首先阐述的思想，后经岁月变迁，最终被儒家发展为适应时代的哲学体系，并一直流传至今。那么，提出“天人合一”命题的道家经典《庄子》的作者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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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又名《南华经》，是战国中期庄子及其后学所着的道家经文，其书反映了庄子的哲学、艺术、美学、思想与人生观、政治观等。郭象分内篇、外篇、杂篇三大部分，原有五十二篇，现存三十三篇，大小寓言二百多个。其中，内篇为庄子思想的核心，有七篇；外篇十五；杂篇十一。
《庄子》一书包罗万象，对宇宙、人与自然的关系、生命的价值等都有详尽的论述，其中《庄子·山木》篇最早提出了“天与人一也”之天人合一命题。庄子在书中提出的哲学思想涉及方方面面，无论是在世界观，人生观还是价值观等方面，都提出了极其鲜明、深刻、引人深思的哲学观点。尤其他追求精神境界超脱的核心思想，对后世影响更是极为深远。
《庄子》一书不仅具有高度的思想价值，同时也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庄子的文章想象奇幻，构思巧妙，多彩的思想世界和文学意境，文笔汪洋恣肆，具有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瑰丽诡谲，意出尘外，乃先秦诸子文章的典范之作。
庄子之语看似夸言万里，想象漫无边际，然皆有根基，重于史料议理。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论说：“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被誉为“钳揵九流，括囊百氏”。
《庄子》与《易经》、《黄帝四经》、《老子》、《论语》，共为中华民族的几部源头性经典，它们不仅是道德跟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且是古代圣哲修身明德、体道悟道、天人合一后的智慧结晶，而庄子等道家思想也是历史上除了儒学外唯一被定为官学与道举的学说。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意蕴特色之三：“天人合一”的环境观念
来源：中国民族建筑
编者按：创造中国特色建筑理论，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建筑之路，应当认真研究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精华加以汲取。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原建设部科技司、外事司司长李先逵认为，相比西方古典建筑文化而言，中国建筑文化有三大基本特色，一是深沉高迈的文化哲理，对建筑名称包含强烈文化意义，从哲学高度理解建筑本质，应用阴阳数理哲学表现艺术美学精神，创造独具一格的礼制建筑；二是重情知礼的人本精神，坚持以人为出发点的设计原则，亲近人的尺度营造空间环境，注重建筑环境的教化功能，强调建筑组群有机整体性，表现了“院落文化”的群体意识；三是“天人合一”的环境观念，人居环境应与自然环境相协调适应，广泛应用风水学说指导建筑选址规划，创造富有地域特色的山水城市，崇尚“中和美”的环境美学观，创造了极富特色的自然式中国园林艺术，把“意境美”的追求作为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最高审美理想。中国建筑师应加深中国建筑文化修养，融入时代精神创造新的建筑理论，认真加以新的审视，以吸取其合理的营养，提升文化素质，增强文化自信，从而更好地保护传承优秀建筑文化遗产，加之弘扬发展创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现代建筑之路。本平台将分三期登载李先逵先生的观点，本次登载最后一期：“天人合一”的环境观念。
文/李先逵
（接上期）
三、“天人合一”的环境观念
以周易为肇始的阴阳哲学被称为中国传统哲学之母，与西方古典哲学相比，最本质的差异莫过于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
所谓“天”，即是客体存在的宇宙、自然及其规律。所谓“人”，即是主体存在的社会、人生及其规律。在中国传统文化观看来，这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具有同构同源的特征，有共同的规律性和哲理性。因此“天人合一”又有“天人同构”、“天人感应”等各种说法。用现代观点来理解“天”这个客体和“人”这个主体，无论它们是多么的不同，但在发展规律上是和谐一致的，在哲学的高度上是统一相通的。应该说这是十分合乎现代科学观和辩证法的道理的。
中国古代哲学的这一理论观点显示了东方文明的睿智。它对于今天的世界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极富启迪意义。不少西方学者鉴于后工业化的负面效应，对不尊重自然与生态而产生的环境污染和破坏痛加反思，而将目光转向东方文化哲学寻求出路，这绝不是偶然的。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环境观念，大致反映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强调人为营造应与所处自然环境相协调适应。人居环境不仅是指建筑本身，而且还应包括这个建筑内外空间及其周围自然环境。建筑应成为这个大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纳入其中，与之和谐而统一，与之适应而共存。
这一环境观念早在三千多年的周代就十分明确。据其时的《诗经•斯干》所载，在描写周姬王妃子的宫殿如何建在山下水边大自然的环抱中，就抒发出“秩秩斯干，幽幽南山”的赞叹诗句。历代文人墨客的诗词文章描写建筑与环境关系的作品不可胜数。如唐王勃 《滕王阁序》：“层台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唐杜甫《草堂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宋欧阳修《醉翁亭记》：“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诸如此类的很多名篇佳作，留传千古。
以致建筑与文学结成不解之缘，赋予了多少建筑构思和建筑美学的灵感与创作的激情。象赖特设计的著名的流水别墅那样表现建筑与自然环境的谐和，早在中国魏晋时期的山水画中，不少点染的山居村舍莫不如此，只是我们未有慧眼识真而已。
第二，风水学说的广泛应用。对古代风水学说的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突破了学术禁区，它的神秘面纱已逐步揭开。作为一种古典的前科学，如何正确对待这份传统文化遗产也渐为人们认识理解。风水学说渊源流长，伴随农业文明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包含有那个时代封建迷信内容。当我们以唯物史观的方法，以现代科学观点加以审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采剥合理的内核，就会发现不少有价值的蕴涵值得认真研究。风水学说古称风水术，从建筑选址相地，建筑环境配置，到与周围山川自然环境协调的宏观把握，以至家居陈设等局部关系，所有建筑空间环境各要素无所不包，互有对应，构成一个庞大的“天人合一”人居环境观照体系。
从现代科学观分析，不少论者认为“风水理论实际上是地理学、气象学、景观学、生态学、城市建筑学等等一种综合性的自然科学”，同时也是一门包括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关系学等等内容的人文社会科学。从大建筑学观点看，风水学说就是古代城市规划学，它同中国营造学、园林学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三大建筑理论支柱。
风水宝地选址有一基本的风水模式，可归纳为一个简单的口诀：“前有照，后有靠，青龙白虎层层绕。金水多情来环抱，朝案对景生巧妙。明堂宏敞宜营造，点穴正位天心道。水口收气连环套，南北主轴定大要。”这一风水模式被英国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给予了＂宇宙图案＂的高度评价和赞誉。
遗留至今的许多寺庙、陵墓、民居等古建筑，如北京的潭柘寺、十三陵、爨底下村，陕西的黄帝陵、乾陵，四川的阆中古城等例证不胜枚举，它们多是在风水理论的指导下选地建成的。还有许多历史文化名城和村镇聚落等众多实例，都的确给我们展示了无比丰富的特色鲜明的“风水宝地”营建佳作，其建筑环境与自然环境的结合，其人文环境自然化，自然环境人文化的大手笔仍然是令人陶醉，感人至深的。这方面也许还有不少未可认知领悟的经验手法和哲理内涵，需要有志者去科学客观地探索研究。
第三，山水城市的创造与发展。在世界城建史上，中国的山水城市是独具门类、别有风格的。中国的传统城镇以至乡村聚落几乎无不与“山水”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历史文化名城，如桂林、苏州、杭州、常熟、重庆等大多是山水城市。虽然它们营建的理论基础是风水学说，但其指导思想都是“天人合一”的阴阳哲学原理。
古之风水术，又称“山水之术”，即研究人居与山水的关系，也就是建筑环境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学问。从小规模的田舍村庄，以至于在更大的聚落范围内形成具有浓厚人文意蕴的山水城市。孔子有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赋予山水以人的感情，山水中寄托了人生意义，山水城市也就是最理想的人居环境之所。山、水、城具有共生的生态关联自然性，共存的环境容量合理性，共荣的构成要素协同性，共乐的景观审美和谐性，和共雅的文脉经营承续性这“五共”地域特征。这些特征同当今所提倡的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十分相类的。
我国著名的科学泰斗钱学森先生倡导创建21世纪中国新的山水城市，这是对传统山水城市的发展，是极富战略远见的。他提倡把中外城市文化结合，把城市园林与城市森林结合，在人居环境现代化的同时，要更加自然化，使城市、建筑、园林三位一体共同发展，使山水城市环境更富于个性特色和地方民族特色。要创造这样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山水城市，我们就应该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各地不同的山与水，研究传统中国山水城市形成及其特征，研究在保护继承山水城市文脉的基础如何更好地创新。
第四，崇尚自然的环境美学观。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精神及审美心理结构中，在崇尚天道自然的思维模式影响下，中国人很早就把自然山水风景作为审美的观照对象。
山水美的文学修辞和艺术见解早见于先秦古籍。老子《道德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更是推崇“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审美境界。在魏晋山水画论中更是达到高度的成熟，山水环境之美普遍成为绘画的主题。而西方绘画中将自然环境作为审美的题材那只是文艺复兴以后的事。而这比中国山水画来说已是迟了近千年。
因此中国建筑环境美的自然观也因山水美学的发达积累了相当深厚的文化底蕴。这种环境美学观的本质特征则在于“中和美”的谐调。在大地的自然景观中，山是形形色色的，水是千变万化的，其美也是多姿多采的，可以有各种不同的选择和观赏评价的角度。但在传统儒道文化培育下，把最美的山水赋予“中和之美”的特性加以推崇。如概括山以五形，以木山为佳，水以多曲，以冠带形为丽。“中和美”的核心在于“和”。“美在和谐”，这才是美的真谛。
以现代语言，美是真善美的统一。在传统文化里，美是礼乐的统一。《论语》云：“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因此，必须礼乐适度，互有制约，“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才会成为中和之美。礼乐之论常“比德山水”，有什么样的山，就有什么样的水，就有什么样的人。自然景观中的山水是“乐而和”的。故此建筑之美要与环境之美求得“和”，才能达到“乐”的目的。这种中和的建筑环境美在气质上则追求平和、宁静、淡泊、雅致、含蓄，自然而不造作，奇异而不张狂，“以理节情”，“以情晓理”，“情理交融”。
这样的环境美学最集中的体现便是中国的自然式园林艺术。其审美情趣和哲理的表达与西方几何式园林直露的美当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此外，中西园林比较的另一个重大的美学区别还在于环境经营中意境的创造。中国自然式园林“写于自然，高于自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意境美的创造是无与伦比的。
唐代诗人王昌龄在论诗境中就已提出“物境、情境、意境”三种境界说。意境美的审美过程，就是追求象外之象，产生无尽联想，体验精神感悟，触景生情、由情生意，因意生德，达到陶冶性情，增强修养，纯洁品行，升华崇高人生境界的目的。只有意境美才能使审美情趣超越具象美和抽象美，实现“真善美智和”五统一，这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大特色和贡献。
中国建筑环境艺术与园林艺术最高的美学理想是“意境美”的追求，给人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审美情趣，并同时给以人文的熏染，提高艺术修养，从自然的意境美达至人的精神境界的升华，直抒胸臆，得到最大的精神享受，的确达到了“大美不言”、“物我两忘”的崇高境界。
这样的环境美学观对中国山水城市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追求意境美的城市“八景文化”。就是把城市与周围的自然景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点化风景建筑，把自然山水纳入城市景观之中，组织成为八景、十二景、十八景等，使山、水、城真正融为一个有机和谐的整体。正是这些有地域特色与人文特色的景观文化，不仅使山水城市景观更加丰富优美，而且使城市文化更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脉传承。这些景观甚至成为了城市的标志，历久不衰。
如江苏的常熟有虞山十八景：“书台积雪、拂谁晴岩、湖桥串月…”。重庆有巴渝十二景：“海棠烟雨、黄葛晚渡、龙门浩月…”。再如武汉的黄鹤楼，自唐代以来就是城市的名胜古迹，有唐崔颢诗为证：“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今天更是武汉三镇的主要城市名片。
又如，湖南的岳阳楼有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生动地描写了洞庭湖边岳阳楼景观文化意境美的艺术魅力。浩阔的洞庭湖“上下天光，一碧万顷…岸芷汀兰，郁郁青青…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以至其后，观景而发忧国忧民之情，升华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感悟和思想，成为千古名句，传诵至今。由此可见，“八景文化”在城市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这也是中国建筑文化环境艺术独特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无尽的艺术魅力。
观今宜鉴古，务虚当求真。在设计理念和设计意境上，从建筑本质及建筑观的角度，我们对中国建筑文化的基本特色作了概括粗浅的探讨。其目的也是在于对待传统建筑文化的继承发扬方面，不看重表象的形式，而看重内涵精神实质的体察，求其心领神会，得到文化艺术修养的提升，为在新的时代创建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探寻新路。中国建筑师规划师应当有深厚的中国文化气质修养和品德，才会有中国特色气派的现代建筑与城市的创造，这是我们所企望的。
（续完）
文章引用请注明转自“中国民族建筑”党媒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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