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基督教文化面面观 分析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本质差异。

A.希腊文化的基本特点是和谐之美，它作为西方文化的摇篮，将一切矛盾的东西都融为一体，灵与肉、理想与现实等矛盾尚未发展到对立的程度，因此希腊文化具有一种原始的或童稚的美感。

B.罗马文化对希腊文化多有模仿，但是罗马文化却具有独特的文化精神，它把希腊文化的和谐之美片面地推向了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的极端，虽然罗马人建立了强大的国家和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但是在精神方面却极为贫乏；

C.基督教文化是以一种否定的方式从罗马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它的文化精神与罗马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即以一种唯灵主义和彼岸主义与罗马文化相对立。但是在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这种唯灵主义的理想并未能真正落实到教会实践中，其结果导致了基督教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二元分裂和普遍虚伪，最终引发了宗教改革运动；

D.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可以看作是对希腊文化的两种截然相反的片面发展，到了近代，西方文化才走向了一个历史的合题，即试图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将三种文化辩证地统一起来。

详解：基督教文化面面观

提到基督教，我们能想到些什么呢？是象征救恩的十字架，还是高耸的教堂建筑，还是宗教的裁判呢？作为文化，在两千年发展史中向我们展现了复杂而绚丽的方方面面，然而这就需要一本优秀的介绍性著作才能去诠释这一切了。

那么，下面就随小编一起从基督教文化的角度去看看基督教文化面面观吧！

基督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是西方文明之源一一两希文明（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的结晶。它构成了两方社会两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和特色，并影响到世界广大地区的历史发展和文化进程。今天，在我国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引下，人们打开国门看世界，形成了研究世界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热潮，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展开了多层次的研究与比较。正是在这种文化研究与比较的热潮中，人们也开始了对基督教文化的关注与探讨，而且兴趣正越来越浓厚。

基督教文化的涵盖极广，在西方传统中，人们习惯上称西方文化为“基督教文化”或“基督教文明”。这种共识来自罗马帝国晚期和漫长的中世纪发展时期基督教在西方文化形成过程中所起的重要历史作用。杜维明教授曾指出西方文化有着三大源头：“古希腊文明，以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对物的反思，发展为后来的科学传统；古希腊文明和犹太教，从对上帝的敬畏，引发出宗教原罪思想；古罗马法制传统，发展为近代的法制观念。”而这三大源头都在基督教中汇总，并以这种宗教信仰的形式在西方构筑起庞大的文化体系。

基督教文化面面观内容包括基督教的历史发展、教义体系、派别演变、传播交流、经典文献、著名人物、思想观念、文化艺术、重要节日、民间习俗等方面，以满足广大读者的求知需要，解决了人们在目前文化交流中希望尽快了解基督教全貌的燃眉之急。本书在条目编写上采用问答式，其篇幅依其内容而灵活把握，有长有短，在文字表述上则尽力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当然，基督教上下二千年、横贯六大洲，其知识内空包罗万象，浩如烟海，本书只能起一宏观把握的作用。以极小的篇幅来为读者提供基督教文化的概观，不可能面面俱到、无所不包，许多问题也只能点到即止。读者若能通过本书而对基督教文化有一基本的了解，感到为其深入探究铺平了道路，起到引玉之砖的作用，这也就达到了我们预定的目的，完成了本书的使命。

译史｜|百年台湾地区女性文学翻译家群像

关键词：台湾地区女性翻译家;群像;译事活动;译者属性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723（2018）03-0041-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语料库的两岸三地百年女性文学翻译史论”（15AYY004）。

一、引言

中国历史上有证可考的译事活动始见于东汉，历经三次翻译高潮：历时千年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五四前后的西学翻译。这三次高潮的译事主体皆为男性。历史上有文字可考的女性翻译活动可追溯至1898年（朱静 2007）。到20世纪初叶，中国知识女性逐渐开始崭露头角；女性文学翻译家在20世纪前20年里以群体形式登上翻译的历史舞台（罗列 2011）。自20世纪初至今的百年间，女性翻译家的队伍不断壮大，在文学翻译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在当下的港台地区女性翻译家大有独占鳌头之势（穆雷、孔慧怡 2002: 109）。然而，从封建社会残留下来的浓重的男尊女卑思想使现代女性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男性始终占据着翻译史的统治地位；大量的女性译者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李永红 2009:116）。以至于时至今日，对女性翻译家的专题研究依然薄弱。

随着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成果传入中国，学界才开始关注女性翻译家群体，涌现出一定的研究成果（吴书芳 2013）。在台湾地区，百年间不仅有如钟梅音、崔文瑜、宋碧云、邓嘉宛、胡因梦等大批创作与翻译等身的知识女性，而且有胡品清、齐邦媛、林文月等著名女翻译家、成果显著的研究家。这一群体所译语种广泛、体裁丰富、翻译风格多样。尽管有这样一批优秀的女翻译家存在，这一群体所得到的关注度却不能与她们的成就同日而语。中国翻译界对这一群体的整体研究也基本处于空白状态。然而，对译事主体的研究一直应该是译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出版于1987年的《中国翻译家辞典》虽然涵盖了港台地区翻译家群体，但是太过挂一漏万，比如林文月、齐邦媛、宋碧云等这样成果卓越的女翻译家都未能收录其中；80年代以后的新生代翻译家亟待补充。本文把近百年间台湾地区著名女翻译家群体作为研究对象，从日据时期开始爬梳这一群体的各种史料，描摹她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概貌，并分析主要译作和译事的成因与属性。

由于翻译体裁涉及宽泛的文本和文类，本文所讨论的“女翻译家”是指以女性为主体、译介文学作品、知名度高、有较大影响的译者。本文对女翻译家归属地的界定遵循曾经在台湾地区出生、生活或工作的原则。对于女翻译家的研究涉及生平介绍、代表性译著介绍、主要译事活动的成因和属性等主要内容。鉴于翻译文学隶属于文学大框架之内，笔者按照陈芳明教授对台湾地区文学史的分期方法把台湾地区翻译文学相应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日据时期（1921—1945）、战后时期（1945—1987）、解严时期（1987至今）（陈芳明 2011：30）。

二、台湾地区日据时期的荒芜之页

历史上，台湾地区日据时期为1895年至1945年间。这一时期充满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导向及活动形态，也是“附属于政治运动的关键时期”（陈芳明 2011：30）。台湾地区在日据时期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相当程度的现代化。台湾地区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接受日本殖民者带来的现代教育，大约于20年代初宣告诞生。这一时期，台湾地区知识分子把文学作为政治武器，参与抗日政治运动。在此时期，译者译介外国文学、大陆文学到台湾地区；其形式不拘一格，有欧文汉译、日文中译、中文日译等。其中大部分的翻译文学作品具有睁眼看世界、巧妙表达台湾地区民众对日本殖民侵略者的反抗意识、开启民智、讽喻当时黑暗社会现实的启蒙作用（李诠林 2011）。

半个多世纪的日据时期是台湾地区女性文学、女性翻译文学的荒芜之页。1906 年，李汉如等台湾地区文化人创办了“新学会”，“汇罗东西学者之演著，择其精华，译其原意，分科立派，作一绍介物”（黄美娥 2004）。这样来自异邦的文学作品便逐渐随着新学引介进入台湾地区。然而这样的文学翻译活动中男性占据着绝对霸权地位，日据时期女翻译家的活动记录几乎为零。首要的原因是日本侵占台湾地区后所推行的殖民政策，其次便是从封建社会残留下来的男尊女卑的流弊思想的限制。这阻碍了女性创作空间和进程。叶陶、杨千鹤和辜颜碧霞是目前仅有记载的台湾地区日据时期女性文学的拓荒者。

强势的语言殖民政策使语言传统断裂，给台湾地区文学界与译界带来了严重的创伤。据1930年《台湾民报》介绍,那时除极少数当医生、教员、记者的女性外,女性可从事的职业不外乎电话员、服务生、助产士,以及采茶、编帽、织袜、制草纸、烟草的女工而已。虽有一部分台湾女子前往国外留学。她们中极少人能到欧美,日本成为便捷首选。据统计, 在1922年至1941年的20年间,台湾留日女生共计4644人（黄新宪 2010）。女子接受完中等教育后, 就业面很窄, 不少人选择嫁给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男子。可想而知，留学女子一般必须具备优越的家庭经济条件才能成行，她们大都出身名门贵族。台湾当地就学人数的不断激增和“入学难”现象的存在导致日据时期女子受教育资源贫乏。这些因素导致日据时期台湾地区女译者寥寥无几，译作也乏善可陈。目前尚未发现任何相关文字记载。此外，日本殖民当局推行的“皇民化”进程中的语言殖民政策使得许多受过教育的台湾人可直接阅读日本书刊及文学作品，日文翻译就显得更没有必要了。因此，在日据时期的50年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查考的日本文学翻译，女性译者的翻译作品更是寥若晨星。日本殖民者提升军国主义，推行“皇民文学”运动造成了这一文化畸象。

三、台湾地区战后时期的过渡转型

战后初期的1945年至1949年属于重大的历史转型阶段，国民政府接管台湾地区带来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改造。对文学界最大的考验便是从大和民族主义的思考调整为民族主义的思考，特别是全新的语言政策给学界带来了很大的困惑和冲击。1946年国民政府宣布废止日文。文人有的封笔，有的逃亡，台湾地区新文学传统遭逢又一次断裂。（陈芳明 2011: 34）这一时期，翻译文学亦未见有任何起色的迹象。1949年至1960年期间，在国共内战中失利的国民政府实施以戒严为基础的反共运动，对知识分子展开肃清工作。文学听命于政治权力。20世纪50年代，台湾地区在政治和经济上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文化上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学界更加便捷地得到西方文化的资讯，台湾地区的文学翻译开始发足。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30年间，台湾地区的文学翻译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70年代以后它开始形成较大规模，并且在原本选择及译文风格上与大陆区别开来。

台湾地区战后第一批浮出地表的女性翻译家大多为从大陆迁入台湾地区的“外省人”。她们大多出身名门望族，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留学海外的经历。这一群体的经历决定了她们对原本选择的高起点，也解释了为什么台湾地区战后前30年的译著基本上都是对文学经典的翻译。沉樱女士（1907—1988）于1949年赴台，主要精力用于翻译欧美名家的小说和散文。她翻译的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的小说集《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自费出版后引起强烈的反响，几乎成为这部名作的中文“定本”，一直畅销台湾地区与海外。林文月女士（1933—）历时逾五载翻译的日本古典文学代表作《源氏物语》被称为“目前华语翻译《源氏物语》的最优秀版本”（单德兴 2013: 49）。1962年由海外返回台湾地区的胡品清女士（1921—）翻译了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福楼拜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波法利夫人》。台湾地区翻译界“才女”宋碧云翻译了经典名篇《一百年的孤寂》与《老人与海》。因其译作“达”“雅”而且忠“信”于原文而得到林语堂的认可，她得以翻译《苏东坡传》与《武则天传》。

战后台湾地区的知识女性是五四运动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平等”“自由”等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使她们获得了平等的教育权，西方高等教育的熏陶使得这一时期的知识女性获得了译者应该具备的文化素养和坚实的语言功底。女翻译家多领域的“游走”推动了文学翻译实践与理论的齐头并进。她们常常身兼作家、教授、翻译家、评论家。这些具有多重身份的译者充分印证了Pym(2007)的观点：译者应当是“有血肉之躯的活生生的人”,她们“游走于城市之间，不同文化之间”(柯飞 2002：31)。前文提到的沉樱女士便是一位集翻译与创作于一身的女性翻译家，曾创作《喜筵之后》《夜阑》《一个女作家》等多部短篇小说集以及《春的声音》等散文集。齐邦媛教授（1924—）不仅编译教材，在文学创作方面也笔耕不辍。其作品包括《千年之泪》《雾渐渐散的时候》《一生中的一天》《巨流河》等。胡品清女士能用中、英、法三种文字写作，身兼诗人、作家、文学翻译家、文学研究家。林文月精通日语、法语、捷克语，也是一位集创作、翻译与研究于一身的译者。她的散文作品常被台湾编译馆选入初、高中生中文课本；台湾地区文化界更是将她与周作人、林语堂等相提并论。岭月（1934—1998），本名丁淑卿，创作与翻译并驱，著有《且听我说》及《和年轻妈妈聊天儿》等多本杂文集。集创、译、著为一身的女翻译家还有殷张兰熙（1920—）、钟梅音（1922—1984）、邱瑞銮、刘慕沙（1935—）、朱佩兰（1935—）、崔文瑜(1936—)、胡因梦1953—）、黄友玲（1964—）等。她们的才华和成就不断激励着后人反思外国文学翻译和中华文化外译的理论与实践。

这些台湾地区女翻译家的多重身份与才干使她们能够承载起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任。齐邦媛教授不仅引介西方文学入台湾地区，更是以一己之力推动台湾地区文学的外译。她主编了《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台湾1970-1989》《中英对照读台湾小说》以及《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文文学》，还于1972年创办了《当代台湾文学英译》（The Taipei Chinese Pen）这一刊物，把它作为台湾文学“走出去”的“推手”（张淑英 2011: 50）。她和殷张兰熙合译的林海音代表作《城南旧事》更是台湾地区本土文学英译的典范。胡品清更是把《政战概论》《孔学今义》《上古史》以及《战国学术》等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翻译成法文在欧洲大陆传播。此外，诸如白珍、奚密、陈懿贞、黄英姿、杜南馨、吴敏嘉、汤丽明等数位当代女翻译家40余年来不辞劳苦地为台湾地区本土文学“走出去”的事业而默默耕耘。她们为中外文化交流和沟通架起了桥梁，她们在翻译实践中的“在场”佐证了我国翻译研究中存在“失语症”偏颇（张佩瑶 2012: 33）。

四、台湾地区解严时期的蓬勃多元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台湾地区社会文化与文学迎来了一个全新的转折点。经济迅速增长，社会政治环境日益宽松。特别是1987年解严之后，“台湾社会开始经历有史以来最为开放的生活”(陈芳明 2011：38)。台湾地区走出了内战的阴影，而且摆脱了全球冷战的架构。文学界的创作热情高涨，文学翻译也进入多元蓬勃发展时期。台湾地区译界也随着“开放的生活”放眼全球。翻译选题的全面化、翻译出版的丛书化与系列化突出地展示了文学翻译出版事业的繁荣盛况。特别是进入90年代，纯文学、文学名著译丛、大众通俗文学以及儿童文学等都进入了译界视野。台湾地区女性翻译家也开始跳出译介经典文学的桎梏，着眼于各种文学文类的译介。其成就呈现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日本文学翻译一枝独秀。由于历史上台湾地区与日本语言文化的特殊联系，许多台湾人在日据时期就通晓了日语，更有不少台湾人有在日本留学与生活的经历。这为日本文学的翻译储备了人才。台湾地区逐渐形成了阵容较为强大的日本文学译者队伍。这支队伍中活跃着许多优秀的女性翻译家。她们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在翻译原本的选择和选题上呈现多元化的态势；作品涉及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诗歌、小说和儿童文学。在对日本古典文学的翻译中贡献卓越的人是林文月女士。1933年生于上海日租界的林文月女士，接受日语教育直至1946年，精通日语、法语、捷克语。她历时逾五年翻译的《源氏物语》被称为“目前华语翻译《源氏物语》的最优秀版本”，成为日本文学翻译的丰碑之作；她翻译的平安时代妇女日记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和泉式部日记》和“歌物语”的代表作《伊势物语》都是日本古典文学译介的典范之作。在日本近现代文学翻译方面，1935年出生于台湾地区的朱佩兰女士主要翻译三浦绫子的《绵羊山》和《冰点》。从事日本文学翻译工作近30年的刘慕沙女士翻译了吉本芭娜娜的《无情·厄运》和《甘露》，大江健三郎的《换取的孩子》和《忧容童子》，川端康成的《女身》，井上靖的《冰层下》，夏树静子的《床上陌生人》等。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的著名翻译者赖明珠女士（1949—）是引介村上春树作品进入台湾地区出版界的早期推手。她业已翻译村上春树作品超过15本，包括《1973年的弹珠玩具》《失落的弹珠玩具》《遇见100%的女孩》《挪威的森林》《1Q84》《盲目物语》《关于跑步，我说的其实是…》；她还另译有谷崎润一郎的作品《春琴抄》。赵慧瑾女士主要翻译夏目漱石的作品，如《心镜》《我是猫》等；台湾地区旅日女作家刘黎儿（1956—）曾翻译日本作家下田治美的作品《求爱的人》；何黎莉和丁小艾合译《德川家康全传》；黄玉燕女士（1964—）出版了《川端康成短篇小说集》《三岛由纪夫短篇小说集》、大江健三郎的《性的人间》、远藤周作的《婚姻的艺术》等20余本译著。值得一提的是用中文写作的日本奇女子茂吕美耶。她生于台湾高雄，初中毕业后返日，译有梦枕貘《阴阳师》、冈本绮堂《半七捕物帐》小说系列及夏目漱石《虞美人草》等，成为作家傅月庵、导演吴念真感慨力荐的日本文化达人。此外，岭月女士也曾致力于翻译日本文学，特别是儿童文学作品，译有《巧克力的战争》《小女超人》《少年侦探》《点子老师》等30多部。

战后在台湾地区成长起来的这一日本文学女性翻译群体不容忽视。她们打破了台湾地区译界长期以来男性译家称霸的格局，成为台湾地区日本文学翻译的中流砥柱，得到岛内外各界的赞许。林文月女士因翻译《源氏物语》获得台湾第十九届文艺奖翻译成就奖，岭月女士曾因在儿童文学翻译方面的卓越成就获台湾文艺协会文学翻译奖、儿童文学学会金龙奖、亚洲儿童文学研讨会追赠台湾文学翻译奖等奖项。其译作与专栏深受读者喜爱。赖明珠女士一直被推崇为村上春树作品的首席译者；日本奇女子茂吕美耶是梦枕貘大师最信赖的中文代言人。

其次，儿童文学翻译独占鳌头。早在台湾地区的日据时期，一些留学日本和寄居大陆的台籍青年就创办了《神童》和《少年台湾》两本杂志，专供岛内儿童阅读（张文彦 1999）。1945年12月，以推广儿童语文教育和出版儿童读物为宗旨的“东方出版社”的创办正式揭开了台湾地区出版儿童读物的序幕（张文彦 1999）。台湾地区老一代知名作家林海音、林文月都曾为东方出版社和《国语日报》撰稿、译介儿童文学作品。迄今台湾地区儿童文学的发展已有70余年。女性翻译家以女性独有的母性天性和女性经验在儿童文学译介领域一枝独秀。除了译介30余部日本文学作品的岭月女士外，资深儿童文学作家方素珍（1957—）长期从事童诗、童话及绘本故事的创作和翻译，共出版童话、童诗、图画书、翻译改写等作品80余部。她的译本主要来自意大利语，代表性译作有《爱的教育》《花婆婆》《是谁嗯嗯在我的头上》《米莉的帽子变变变》《巫婆的孩子》等儿童文学作品。另一位儿童文学评论家兼翻译家柯倩华女士翻译儿童图画书及青少年小说《大脚丫跳芭蕾》《先左脚，再右脚》《打瞌睡的房子》《苏菲的杰作：一只蜘蛛的故事》《生气的亚瑟》等数十本，多次荣获最佳翻译童书奖。台湾实践大学英文系儿童文学讲师李紫蓉女士（1964—）在从事儿歌童书创作的同时也进行英、德文书籍的翻译。其代表译作有英文儿童文学作品《阿罗的童话国》《最奇妙的蛋》，德文青少年小说《苦涩巧克力》《当幸福来临时》和《快跑！男孩》，德文幼教书籍《我快气炸了》和《我要，我就是要》等。此外，洪翠娥、麦倩宜、余治莹、谢瑶玲、刘恩惠等一大批致力于儿童文学翻译的女翻译家不遗余力地推动台湾地区儿童文学的发展。

台湾地区当代女翻译家特别青睐译介儿童文学的原因一方面是缘于自身所处的社会、家庭环境。她们除了工作之外都扮演着妻子、母亲的角色；现代人对儿童早期教育的重视也促使知识女性关注和反思儿童文学。另一方面，台湾地区与美国、日本的联系比较紧密，而英、美、日在儿童文学出版的质量与数量上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刘文云 2009）绘本阅读能够使儿童跨越语言文字能力的限制，弥补儿童对于阅读文字的经验不足，给他们带去文字之外的阅读乐趣。因此，在速食的读图时代，台湾地区的家长与小读者群对绘本图书产生高度的兴趣和需求。这也进一步解释了儿童“绘本热”现象背后的成因。教授儿童文学的林真美女士一直致力于将日本、欧洲的儿童绘本文学译介入台湾地区。翻译了《爱花的牛》《窗外》《奥勒冈之旅》《全身小说家》《约瑟夫的院子》《六个男人》《我最讨厌你了》《安静的故事》《风到哪里去了》《莎莉，离水远一点》《黎明》《兔子先生，帮帮忙好吗？》《妈妈爸爸不住一起了》《在森林里》《和我玩好吗？》《祖父的祖父的祖父的祖父》等儿童文学绘本，并策划《没大没小》《大手拉小手》系列绘本，成为绘本文学阅读的有力推手，同时也掀起了海峡两岸绘本出版和阅读的风潮。

最后，文学翻译与出版的商业化反过来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女翻译家投身译海。台湾地区日益开放的文化氛围使出版界的外国文学翻译越来越显露商业化的特征。近十年来图书市场上最畅销的通俗读物当属奇幻文学和悬疑惊悚文学。一时间奇幻、惊悚图书的出版呈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台湾译界也捕捉到这一商业契机，顺应潮流地关注这类文学的翻译。许多女翻译家也加入这支翻译大军，交出了傲人的答卷。从事文学与基督教神学翻译工作20余年的邓嘉宛女士（1962—）翻译的《魔戒》《精灵宝钻》《胡林的子女》堪称经典。彭倩文女士翻译了《哈利波特》以及纳尼亚系列。翻译悬疑惊悚文学的张国祯女士主要翻译阿嘉莎·克莉丝蒂的作品，包括《万灵节之死》《七钟面之谜》《古屋疑云》等。跨性别作家洪凌（1971—）也翻译了多部悬疑小说，主要有《窃贼日记》《天谴者的女王》《时钟的眼睛》《意外的旅程》《银翼杀手》《黑暗的左手》《少年吸血鬼阿曼德》等。在近现代文学的译介范围里也可以看出战后的台湾地区对日本文学的翻译越来越呈现出商业化特征。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两点：对原本的选择紧随日本文学的潮流；对热点作家、作品的反应敏锐、译介迅速。进入9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的“日本情结”在当局 “亲日”倾向的影响下得以强化（王向远2001），日本文化在台湾地区更有市场。这种社会大氛围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日本翻译文学的读者空间。从80年代开始，台湾译者对川端康成、夏目漱石、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等热点作家的作品“竞译”“抢译”，蔚然成风。这也势必造成翻译家在原本选题上的主动性的丧失，为人诟病。

五、余论

作为文学的一部分，翻译文学在台湾地区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台湾地区女翻译家群体以她们独有的情感体悟与独特的女性书写撑起了台湾地区文学翻译的半壁江山。爬梳台湾文学翻译的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楚地勾画出台湾地区女性翻译家群体从荒草萋萋到繁花似锦的发展历程。无论是四五十年代来台的老一代女翻译家沉樱、齐邦媛、胡品清、林文月，还是出生在台湾本土的女翻译家刘慕沙、朱佩兰、黄友玲，抑或是活跃于80年代以降的新世代女翻译家邓嘉宛、彭倩文、苏有薇，她们共同打造着女性文学翻译的世界，为中外文化交流和沟通架起了一道彩虹之桥。

通过在全国图书书目资讯网（NBINet）搜寻台湾地区世界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的图书数量，并观察翻译文学的出版年代，我们得出如下圆饼图。

图1我们可以从该圆饼图中看出翻译文学的出版量与本文分析的女翻译家在这三个时期的成长态势相吻合，即在1950年以前的日据时期基本处于荒芜状态，在50年代到90年代的战后过渡转型期逐渐复苏，在1987年之后的解严时期蓬勃发展。翻译家的生产力与翻译文学出版量呈正比增长。90年代以后台湾地区文学翻译的多元蓬勃发展也离不开多媒体时代文化传播途径的广泛与便捷所带来的影响。

文学翻译的发展态势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息息相关。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更应该在社会文化语境内考察。王宏志认为，翻译研究者不应该“把翻译看成一项纯粹的文字活动，一种以原著为中心的文本转译活动”，而应该把翻译活动置于“实际的操作环境以及文化状态”中考量（王宏志 2004: 82）。

由于受国内获取台湾地区资料渠道不畅和篇幅的限制，本文未能涵盖百年来台湾地区女翻译家的方方面面，势必有遗漏之处，也未能囊括从事其他文体翻译的女性翻译家。观照台湾地区女性翻译家群体有助于我们填补我国女性翻译史断裂之沟壑，了解我国整体翻译历史的互动关系，为创建百年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女翻译家译作与其源文及多种平行译本的可比语料库做好铺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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