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天主教在西欧社会中的地位如何
——天主教对世界文化的贡献
你听说过世界三大宗教吧——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其中以基督教为最大，人数最多，它又包括天主教、新教、希腊教（也叫东正教），有时也包括犹太教。这其中又以天主教为最大，人数最多，她之所以称为世界第一大宗教（真正的“天”字第一号），不仅仅是她的信徒最多，同时她又是历史最久（从一有人类开始），最普遍（遍于全世界，所以又称为“公教”），最统一（各大宗教中只有天主教有一个共同的领袖，一个严密的组织，和一个从古到今，一成不变的教义）的团体。也别忘了，她有着成千上万的超凡入圣的圣徒，无数的为真理而牺牲生命的殉道者，和无数献身社会的人。
但这里我们要说的，还有另外一点，天主教对世界文化所起的作用。虽然她的最终目标在于恭敬天主救灵魂，但是她不是离世而存在的，而且还应进一步说，她手中掌握的真理真知，应像明灯一样给人类照亮了前进的道路，因而她对世界文明文化起了主导作用。历史证明，她过去实在起了这种作用，而且现在还在起这种作用。
稍有历史知识的人就知道天主教给整个古罗马帝国带来根本性的变化，法国现代历史家罗伯斯称之为“十字架的革命”。古罗马虽然有着高度的文化（主要是政治和文艺的），但社会上存在着许多恶风陋俗，如奴隶制度、歧视妇女，以及种种迷信邪道，他们用活人来祭神，用奴隶相杀相斗来取乐。在奥古斯都大帝时代，古罗马的斗兽场的动物园内养有420只老虎和260只狮子，他们把囚犯放入斗兽场中，让这些野兽吃掉；他们残杀了无辜的信天主教的妇孺数以百万计，其手段之残忍毒狠，使人难以置信。天主教来了，将这些恶风败俗统统革除了，而代之以正义、和平、伦理道德，并在文学、哲学、历史、艺术各方面提高他们的文化。
自五世纪开始，原来居住在欧州北部的野蛮民族（说得露骨一点，他们就是今天“高度文明”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美国人……的祖先！）南下侵入了罗马帝国，也就是欧洲史上说的民族大迁移，也称蛮族入侵。这些民族把一个好端端的有着辉煌历史灿烂文化的罗马帝国践踏得一塌糊涂！这是欧洲历史上的一场浩劫，他们到处烧杀抢掠，破坏建筑文物，几乎毁灭了整个古希腊——罗马文明。使古文明不绝如缕地保存下来的，是天主教隐修院的修士们，他们保存和抄录了古代书籍，保护了文物，使古代文明免遭灭顶之灾。罗马帝国的文学、法律和纪律能保存下来也是教会的功劳，当时本笃会的隐修院是欧洲的主要文化的中心。天主教传教士对那些草昧未开的处于野蛮状态的民族进行驯化开导，培养哺育，使之进入了文明社会，遂致有了长足的进步，有了今日的先进文化。探本求源，哪不是天主教的功绩？（和中国历史对照一下，可看出是“先者后，后者先”了。）
东欧斯拉夫族的开化还在后，那是九世纪时天主教的两位传教士济利禄和默道第兄弟二人开辟出来的。俄罗斯之有文字，（所谓“基利尔字母”）还是济利禄创造之功呢！他们给斯拉夫人带来了宗教；同时也还带来了文明。
有句名言说；“天主教是欧洲文化的保姆。”一点不错！欧洲文明，就是天主教哺育出来的，现在虽然政教分离；而且有人忘了本，但欧美仍是基督主义社会，则是显而易见的。连平生蔑视基督教的章太炎，也不得不承认“欧美各国若没有这基督教（主要指天主教）也断不能有今日的地位。”（《东京留学生欢迎演说词》）。
还有一个明显的事实，现代的欧美文化（更确切地说，基督主义的文化）在主导着全世界。不管愿意不愿意，事实是：现在全世界向欧美学习，不只是在科学技术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精神面貌方面：行政管理、经济制度、教育理论、风俗时尚……无一不在模仿学习欧美。日本是个爆发户，科学技术上有长足的进步，并以咄咄逼人的速度觊觎着鳌头地位。但它无论是明治维新，无论是战后东山再起，都是邯郸学步，模仿欧美而来。（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弊端，另当别论！）
我国接受西方文化也是很明显的。自明末天主教传教士介绍西方科学以来，经清代末期到今天，不断加快步伐向人家学习。
如果说整个世界都以欧洲为导师也是事实；而欧美文明的导师则是天主教。
再看一看全世界直接受天主教影响一些明显的事例：我国和全世界一样，共同使用天主教的纪元（公元，以耶稣降生为起点）、星期制（七日一休假来自旧约）、格里历（就是今日的阳历历法，1582年教宗格里“即额我略十三世”制定的），世界各国的红十字会组织（为十六世纪圣加米禄首创），音乐上用的五线谱（唱名用的刀来米法……原是圣若翰瞻礼圣歌每句第一音节）等，也都来自天主教。此外，圣诞礼物，圣诞卡，和平鸽，许多的圣歌圣乐，都在世界各地流行着，更不用说圣经和其他公教名著了。
还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日风行全世界的最高学府，作为衡量各国文化水平的大学，就是由天主教孕育而来的，英文University，以及欧美的“大学”一词，就是来自拉丁文的Universitas（普遍）一词。当十二世纪时，天主教的学者（主要是神职人员）云集法京巴黎，遂有创设专门研究学术的机构之举，主要学科是神学、哲学、法律和医学。前不久德国历史家弗兰赞在他著的《圣教史》一书中写道：“（中世纪）教会作为强大的文化力量，拥有对教育的专利，所有知识界的活跃分子都是神职人员。……”在公元1200年左右建立起来的大学也都是教会机构，他们有教皇特许的权力，大学中的教授是神职人员，领取薪俸。著名的圣师如大亚尔伯，多玛斯，文都拉等都是巴黎大学的教授。继巴黎大学之后，各地也都风起云涌相继建立起了大学。较著名的大学有：意大利的波伦亚大学（1088）、帕多瓦大学（1222）、那不勒斯大学（1224），法国的蒙彼利埃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西班牙的巴伦西亚大学、萨拉曼卡大学（1200），德国的海德堡大学（1386）、科隆大学（1388），捷克的布拉格大学（1348），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1365）。在亚洲可能以菲律宾马尼拉的圣多玛斯大学（1611）为最早；新大陆第一座大学——利马大学建于1511年。巴黎大学前身为索尔本大学，素有“现代欧洲之母”的美称。在1340年，天主教所主持的牛津大学有学生三万名；索尔本大学在1538年有学生两万名。
这些大学都是天主教的业绩和财富，他们对欧洲以及全世界的科学文化做出卓越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它们又是世界高等教育的楷模和种子，以致今日的大学遍满了全世界。
一个被人忽视，甚而反主为奴的事实是，哥白尼和伽利略的新天体学说岂非导源于天主教大学的教育吗？就是那些反教“英雄”如布鲁诺、伏尔泰之流的知识哪不是从教会中得来的？！
从以上几点来看，天主教对世界的文化实在起了主导作用，只有无知和恶意才会否认它的贡献，才会诬蔑它是阻止科学进步的。前边提到的弗兰赞在书中曾立了一个小标题：“教会是西方进步的先锋”，他还说：“自古代过渡到中世纪唯一的系带是天主教。”又说：“只有天主教能把古代文化传统随同基督主义运送给日耳曼民族。”言外之意是：若非天主教，古代文化就要灭亡，人类重入野蛮状态。他总结说：“十九世纪重新发现了中世纪的光辉伟大的成就……我们对之感到惊奇，只有无知和成见，才会仍旧说它是‘黑暗的中世纪’。”凡是有良心的人都应当饮水思源。郑板桥有诗道：“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没有天主教是不会有今日文明的。
今日的天主教会在科学研究方面，也是不落人后的。1936年10月28日教宗比约十一世成立了“宗座科学研究院”，这是世界独一无二的超国际的科学研究机构；它的会员是从世界各国选拔出来的出色的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而且不分教内教外；兼收并容。目的在于尊重科学和科学家，推动对纯正科学进行自由讨论和研究。目前它有着24个国家和80位科学家在那里工作，他们是终身院士，著名的大科学家如：卡雷尔（曾获1912年诺贝尔医药奖，我国周太玄译了他著的《人的科学》）、弗兰明（青霉素的发明人，英国伦敦圣玛丽医院的医师获诺贝尔医学奖）、米里坎（美物理学家，曾获1923年诺贝尔物理奖）、摩尔根（美动物学家，曾获1933年诺贝尔医学奖）、1981年诺贝尔医学奖的斯派利（美三位基础科学家之一）、和1983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顿斯加，以及1986年获诺贝尔医学奖的意大利女科学家蒙塔西尼等（女性四人），都是该院院士。在现在的78位院士中，有25人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注：1996年十月教宗又任命九位新院士，其中五位是诺贝尔奖得主。）
英国一位受人尊敬的教长格拉斯顿说得好：“几百年来，天主教常走在人类文化的前面。”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宣称：“天主教以其存在的本身，就在国际事务中拥有主要的推动作用。”（1982年二月初在丹佛的一次招待会上的讲话）。
只要是尊重客观真理的人对天主教过去的和现在为人类社会做出的贡献就不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
附 记
在伊斯兰世界里也有几所古老的大学，如摩洛哥的非斯大学，有人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著名的开罗爱资哈尔大学，也有人说是现存最古老的大学。但这些学校中讲授的主要是穆斯林法规和研究《可兰经》（又译《古兰经》）。所以只能称为伊斯兰教神学院。只是到了1961年纳赛尔总统才创办了爱资哈尔大学的现代院系（31程、医学、农学），从此进入现代大学之林。“在那之前，该大学仅仅教授伊斯兰教的传统学科。”（见葡萄牙《首都报》1983年3月23日文章）
法新社开罗1983年12月21日电：“今天是开罗大学创立七十周年校庆，开罗大学是阿拉伯和非洲最老的一所大学创办于1908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四 现代基督宗教的情形是怎样的？
——今日天主教掠影
战后流行着一种说法：战后基督宗教的影响减弱了，特别是在发达的国家中势力衰微了。当然，这是不能完全否认的，不过，我们要仔细追究其根源，不难找到它的原因。这是由于战后科技迅速发展，特别是高度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大大提高了。有些人，特别是青年，一时陶醉在花天酒地，安逸快乐之中，不顾一切地贪求物质享受，把什么伦理道德，什么精神生活，一股脑儿抛到九霄云外了。
不过，人总归是灵性动物，物质总也满足不了人的欲望，最终会感到精神空虚，对物质生活感到厌倦。近年来，欧美各国新闻媒介一次又一次地报道了欧美的青年逐渐恢复了旧的价值观，如1991年12月26日的法国《周末三日》周刊一篇文章《法国人九十年代的十大观念》中，在“寻找精神的寄托”条里，特别提到皈依宗教和“上帝恩赐的复兴”。据最近报道，法国天主教青年又恢复了生气，青年组织蓬勃发展起来了。
同样的情况，在其它发达的国家里也有发生，据《日本经济新闻》文章《1992年——衰退阴影笼罩下的美国》，说美国现在流行的口号是“反璞归真”，最后的结束语是：“八十年代的价值观崩溃后，在一片混沌的状态中人们开始怀念过去”。又据《香港市场》周刊1991年四月十五日报道说，在“时装王国”意大利，消费者有反璞归真的倾向，人们对华而不实的东西已感厌倦。
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也大致相仿，拿日本来说，日本科技经济的发展之速，已对欧美构成威协，这是有目共睹的。但1987年四月间报刊上却登出一篇《日本兴起宗教热》的文章，而且还说，这股宗教热突出表现在青年人对宗教的兴趣，日益浓厚上升，其中也包括对基督宗教的兴趣。在日本虽然基督徒只占少数（1％），但她的影响却远远超过她的数目，据估计，日本人对基督宗教有好感的人，可能在25％以上。其次，日本的天主教人数，也有相当快的增加，战后教友只有十二万人，近年已达到四十多万；其中有不少的高层人物，如战后第一任首相吉田茂（尼克松说过，“吉田茂使日本人成为一个强大而自由的新国家”）于1967年领洗入教：日本驻梵蒂冈大使马萨米（译音）于1983年领洗入教。
基督宗教在一些发达国家的衰微，只是暂时的现象。我们知道物极必反，物质享受已经登上了顶峰，已开始向反面发展了。人们要求恢复精神生活，而精神生活的极致就是宗教生活。因此，今日在某些国家中，基督宗教的衰微只是暂时现象，尤其不能说她将走向灭亡。她的发展是有起伏的，历史已有证明，她终将恢复壮大起来。还不能不见到此起彼伏的情形，正像古人说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世界另外一些地方，今日天主教在迅速发展着，就如在新兴的资本主义的韩国，天主教的人数自战后的十二万人，一跃而为今日的二百四十多万人！（1990年数字，比较1982年为一百三十万），45年内增长二十倍！在同一时期内，印度天主教人数由五百万增加到今天将近一千四百万人。此外如印尼、马来西亚也有相当数量的增加。其它亚洲国家也有相当数量的增加。
今日的天主教发展最快的要算是非洲了，中非许多国家天主教的人数都成倍地增长，比如扎伊尔二次开教到现在只有一百年多一点，在五十年代教友不足三百万人，1960年独立时为五百万，到1990年则达到了一千一百五十万人，已占全部人口的52.3％（比较1987年占48.67％）。再如喀麦隆，1920年教友只有六万，而1960年则为七十万，到1990年，更增加到三百万人以上，占总人口的28.1％。乌干达百年前不足一万教友，今天已达七百万人，战时巳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今日则占百分之四十以上。安哥拉在二次大战结束时教徒约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二十，1990年则达到了54.1％。其它如卢旺达、布隆迪、加蓬、赤道几内亚等都已超过了人口的半数。此外，肯尼亚、尼日利亚、苏丹等国家也都有大幅度的增长。就整个非洲来说，天主教徒的总数，从五十年代的八百万人，猛然增加到了今天的八千多万人，四十年增加了十倍。同时非洲圣召也极发达，全非洲的神父数从1987年的18056位增至1990年的19629位；大修生则从10025位增至12636位，而且还在增长着。
就是所谓不景气的欧美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也有积极的一面，令人兴奋的事所在多有，而且也有开始恢复信仰之势。1981年三月七日《光明日报》文章：《西方文明危机中的宗教动向》中说：“现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了新的宗教热，宗教的问题越来越吸引人们的注意，宗教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无论是天主教或是基督教都出现了复兴的趋势。1978年西德弗赖堡举行的八十五届天主教庆祝集会，参加者达十万人，其中大部分是青年。”
1986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第三次访问法国时，一次就有六万青年参加弥撒。还有，每年往露德朝圣的人，1984年为四百二十万人，1991年据称超过六百万人。
意大利的“安沙社”1986年五月二十三日罗马电报道：据一篇《意大利人的价值观调查》说：“一些传统的价值又重新提到首位。”关于道德问题，77％的人认为应当着重于事实、责任感、容忍顺从与宗教信仰。
1986年10月31日英国《世界》报道：在东柏林、天主教和路德派教堂里挤满了数以千计的青年人。
同年十月的美《国家地理》杂志在《荷兰现状》一文中说，在本书店里你可以找到更多宗教书籍——对基督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论天主教和新教都是如此。
最近逝世的英国卓越的小说大师格雷厄姆·格林，曾醉心于种种学说，钟情过共产主义，思考过自杀，而在多年探索研究之后，最终归入天主教。另一位英国文艺界的知名人士、爱丁堡大学院长、后从事电视事业的马格里治（本书脱稿时尚健在——1992）于1982年11月27日与夫人一同领受天主教的洗礼。
近年来，新闻媒介一再报道，美国基督宗教复兴的情形。如果你手里有一张美元纸币，你就会看见背面上印有一行字，“In God We Trust”，意为“我们信赖上帝”。这是直至1955年美国总统批准了国会的一项法令，1956年又宣布：“In God We Trust”为美国国家的正式箴言。据1989年盖洛普民意测验与记者卡斯特里与天主教社会学家格里雷的研究报告，当今美国人民的信仰仍然强烈，上教堂的习惯与三十年代相仿，与流行说的淡化截然相反。报告说，94％的美国人信仰上帝；90％的人做祷告；80％的信“世界末日”；70％相信死后会超生。美国天主教友已达五千五百万人，有半数教友都为教会承担一些义务，每年领洗的孩子和成人共一百万人，报名要进天主教大学的人剧增，过好宗教生活者较前为多。
人所共知，爱尔兰和波兰是最天主教化的国家。
据民意测验，爱尔兰三分之二的人反对离婚和堕胎。波兰的传教士逐年增加，如1987年神父总数为20529位，至1990年为21854位，三年增加一千三百多位，大修生自1980年的6285位，增加到1990年的8457位。到国外传教的神父多达一千多位。
上述天主教现在的情况，大概不是你原来所想象的吧。
天主教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天主教早在公元七世纪就已经传入中国，但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天主教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很大，直到明朝才开始产生真正影响中国。
那么，天主教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有什么呢？一起随小编来看看吧！
谈到明朝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这个问题人们马上就会想到他们带给中国的《万国坤舆全图》、自鸣钟、三棱镜、浑天仪等科学仪器。当时来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大都是以数学家、历史家、天文家、艺术家、兼传教士的多重身份来到中国的。他们在传播天主教教义的同时，也把当时西方发达的科学技术带给了中国，其中包括天文历法、数学、农田水利、矿学、建筑学、物理学、生物学、哲学、音乐、艺术等，从而给中国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力。
在数学方面，明朝着名科学家徐光启（官至宰相）积极向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神父（时人称“利氏为海内博物通达之君子”）学习科学技术，他同利氏合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创中国几何学之始，我们今天几何学上所用的“点”、“钱”、“切线”、“弦”……等，大都是他们二人所创立。徐光启还在利氏的帮助下编译了《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等。
天文历法方面，传教士因着先进的天文科学技术，被朝廷委托主持历局，修订历法，修造天文台，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公历（阳历）就是从清朝传教所修订的100卷《崇祯历》开始的，它取代了当时陈旧的回回历，大统历。可以说，传教士们使得当时仍相信“天圆地方”的中国天文历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更新。
农田水利方面，徐光启与传教士熊三拔合译《泰西水法》，在天津等地试办水利及营田事，大大改进了我国农田水利建设，这为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实是一功德之事。农业方面，徐光启编着了我国古代着名的《农政全书》。此书被称为我国“四大农书”之一。
文字工作方面，法国传教士张诚撰有《满文字典》，利玛窦撰《中意葡字典》、《中国文法》。音乐方面，作为音乐家的传教士徐日升着《律品正义》、详记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为中国西方音乐艺术的交流做出了贡献。哲学方面，传教士傅泛际与明代科学家李之藻合译《寰宇诠》（讲学宇宙）、《明理探》，这是我国关于西方逻辑最早的译本，张诚译有满文《哲学原理》。
绘画、建筑、艺术方面，王致诚、郎世宁、艾启蒙等传教士，他们介绍西洋油画，其精湛的绘画艺术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许多画家。在圆明园的建筑中，他们也应皇帝之邀参与其事，从而产生了园内许多中西结合的艺术建筑。这一切的一切，都推动了中国艺术事业的发展。
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经验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现实实际、历史文化以及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战胜千难万险，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最根本历史经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本文仅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略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经验。
1.党领导人民取得的光辉成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
中国有着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为人类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自鸦片战争始，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瓜分，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面临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双重历史任务。置身亡国灭种危机，经过反复尝试，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到依靠数千年的传统思想救不了中国，于是转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但西方列强的一次次侵略，打破了中国人的迷梦，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也一并破产。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代表中国社会最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革命面貌为之一新。
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欧，但它是世界历史的产物，是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经验和人类文明成果的总结和概括，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最一般发展规律。反映客观规律的真理不分中西、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欢迎马克思主义。正如率先在中国举起马克思主义大旗的李大钊宣称的：“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始终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之本，强调马列“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会亡党亡国。这也是我们今天观察和讨论中国一切重要问题包括文化发展问题的基本原则，否则就会迷失方向。
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明确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教条，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是最为先进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是教条主义的敌人，其生命力在于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为人民群众所掌握。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现实实际和历史实际，总结经验、修正错误，逐步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就是：党领导人民取得的光辉成就，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
2.“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靠中国传统思想救不了中国，这是历史早已证明了的。但这绝不是说，儒家学说只有历史价值而无现实意义，如美国学者列文森所说的成了历史博物馆里的陈列品；更不是说，可以抛弃中国传统文化、抛弃孔夫子，全盘反传统。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就不仅要与中国的现实实际相结合，而且要与中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
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号召全党开展学习竞赛，学习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同时，毛泽东同志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他依然认为“读历史是智慧的事”，应从中汲取历史经验、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以融入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以指导革命。
1926年，毛泽东同志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这是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在这短短几句话中，我们可以窥见青年毛泽东认为外来文化应中国化的思想端倪。20世纪30年代，他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提倡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在公开讲演中说，孔夫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针对党内的洋八股和教条主义，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在研究理论、研究现状的同时，还要研究历史，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他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既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总结。
针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学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强调要重视研究现状、研究历史和研究理论。他在批评不注重研究历史的教条主义时尖锐指出：“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一分子，是中华民族优秀品质和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和弘扬者，倘若否认有“自己的祖宗”，那他就是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也就注定不能成为真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1943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更明确地阐明了党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方针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联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要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但他们都没有明确提出要与本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更没有讲要民族化、本国化。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未能在西方取得实践上的胜利，反倒在东方相对落后的中国开花结果。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奇迹，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奇迹。这种奇迹的发生，固然同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相关，与20世纪世界与中国的现实形势相关，但也与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丰厚文化遗产的文明古国息息相关。须知，最好的种苗在贫瘠的土壤中难以长成参天大树。5000余年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提供了肥沃土壤。
回顾历史，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一个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无产阶级人数很少，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成分是农民，且长期在分散的农村活动。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要建设一个具有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极其艰难且无先例的任务。但中国共产党做到了。其中的奥秘，除了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看作党的基础建设、根本建设外，很重要的一条是吸取和改造中国古代重视修身的传统，重视党的思想建设，重视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重视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修养和党性锻炼，以保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这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范例，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建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认识与实践进入新阶段：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厚滋养，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之需。
3.把中国的历史经验、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融入马克思主义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总结和概括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把中国的历史经验、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融入马克思主义，使之具有中国的内容、中国的作风和中国的气派，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军事家、革命领袖和民族英雄等。中华民族又具有重视历史文化积累与研究、以史为鉴的优秀传统。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犹如一个无穷无尽的矿藏，需要我们用最先进的科学方法去发掘和提炼，以获取今天所需要的珍贵滋养。如何立足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概括和总结，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工程。对中国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借鉴，对政治、军事、经济、哲学、教育、历史、文学、艺术等具体领域的批判继承，对成语典故、民间谚语等思想资料和古代语言的运用，我们党百年来做了大量工作，产生了许多精辟独到的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的现实危害，以及迷信西方文化和旧中国遗留的民族自卑心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反复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他立足当代中国和世界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作了进一步阐发。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应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态度。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了系统概括梳理，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他进而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同时又是随着历史和时代而不断与时俱进的。他在自己的讲话和文章中经常引用古代文化典籍和诗文中的名言佳句、成语典故，善于将历史经验、中国智慧和民族精神融入当代马克思主义，以为治国理政和党的建设之用，有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是一个内容异常丰富的多层次、多方面的复合体，其中最深层的、具有永久价值的是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什么、包含哪些内容，见仁见智，很难用一两个命题或判断表达。自尊自信、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与时俱进、日新变革的创新精神，崇真求实、经世致用的实事求是精神，天下为公、公而忘私的献身精神，协和万邦、睦邻友好的和平精神等，都是民族精神的内涵。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精髓和灵魂，倘若中断了，那这个民族就灭亡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根本上讲，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相融合，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吸取、融入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同时，又赋予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以新的活力和内容。只有做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相融合，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内化为中华民族的灵魂，才能真正地中国化。
4.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正确看待和取舍传统文化遗产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一定时代的历史产物，是一个矛盾的复杂体，既有精华，又有糟粕。中国传统文化也不例外。事实上，即便是文化精华、优良传统，也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而存在不足。在充分肯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必须正视传统文化存在的问题，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加以具体分析，警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渗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针对国学热、儒学热中崇古尊圣的复古主义倾向，他指出，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5000余年从未中断的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是值得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是我们的发展优势之一。但也要辩证地看，正因为历史悠久，所以包袱也沉重，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复古主义和保守主义，根深蒂固、不易拔除。传统文化中消极的、落后的因素经过千百年的积淀和延续，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无形阻力。必须认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反对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仍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家长制、一言堂、官本位、等级特权、强同斥异、因循守旧等封建残余和小生产者心理，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影响党内政治生活，侵蚀着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在大力提倡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珍贵遗产的今天，我们应有一个冷静而清醒的头脑，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同时，反对“厚古薄今、以古非今”的复古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在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大胆吸取世界文明成果，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作者：许全兴，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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