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知识：北传佛教是什么意思？ 只有学宗教才能开悟吗？学其他知识可以开悟吗？
虽然不同的宗教宇宙观和人生观不同，但是都在维护世界和平、和谐社会、净化人心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
在大多数人的眼里，宗教往往与迷信是孪生。但这不妨碍宗教的伟大意义。
宗教是圣人创立的拯救世人的思想，但是能不能得到拯救，这要看自己是用感性去盲目相信，还是用理智努力实践来验证宗教的教义。
人生从何来，死往何处去？
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这些问题是每一个人内心深处曾经问过的。
佛法道出了宇宙人生的真相，
能够解决我们生命中的所有疑惑。
佛法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可以通过自己亲自实践来验证。
通过如理如法的修行可以使自己成为觉悟的人。
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断恶修善，
了解自己、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享受真正的人生的幸福和快乐。
如果有一个能够应付现代科学需求，又能与科学相依共存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爱因斯坦
宗教知识：北传佛教是什么意思？
北川佛教是经印度西北部和西域储古国而沿丝绸之路往东传入中国以及朝鲜和日本等地的一种佛教。很多人都知道佛教，可是却不知道其实佛教分为很多，有南传佛教当然也有北传佛教。那么，北传佛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从宗教文化的角度来看看吧！
什么是北川佛教：
北传佛教的中心
据《三国志·东夷传》注引鱼豢《魏略·本戎传》的记载，西汉哀帝元寿无年（前2年）大月氏使者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介绍了佛陀的事迹。这标志着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东汉明帝（58—75年在位）曾派人到印度求法，据传请回摄麻摩腾、竺法兰二僧到洛阳，译出了第一部汉文佛典《四十二章经》。他们居住的地方成为中国第一座寺院，即现在的白马寺。
在佛教传入初期，政府禁止汉人出家，在一些大的城市仅有少量寺庙供来自印度和西域的信徒参拜。当时中国社会盛行黄老和神仙方术，认为通过祭祀可借助神仙方术的灵力，祛灾得福，延年益寿。佛教传入不久，只有统治阶级中的少数人信奉，认为它是神仙方术的一种。东汉明帝的异母弟楚王刘英信奉佛教，他把佛与黄老并祀。东汉末年桓帝（147—167年在位）也把佛教当作黄老道术，在宫中“立黄老、浮屠（即佛陀）之祠”，祭祀时用祭天的礼仪。他们祭黄老，佛的目的是求福祥，延寿命，甚至是为了飞升成仙。
从东汉末年以后，印度的大小乘佛经大量传入中国，一些汉族知识分子信徒协助印度等国的外来们把佛教经典译成汉文。在大乘佛典中宣传一切皆空幻不实的《道行般若经》（《般若经》小品的译本之一），对后世最有影响。魏晋时期盛行的老庄玄学，大乘般若学说因为在思辨方法上与玄学相似，所以很快风行社会。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胡族政权武装割据，战争频繁，南方东晋社会也不安定。这种情况为佛教的迅速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从北方胡族统治阶级来说，因为儒家传统观念排斥“夷狄”入主中原，便有意扶植佛教这种“夷狄之教”（特别是因果报应论）作为自己统治的依据。后赵奉西域僧佛图澄（232—348）为“大和尚”，让他参与军政机要，并废除以往禁止汉人出家之令，大力发展佛教。前秦王苻坚尊崇佛图澄的弟子道安（312—385），用国家财力支持他组织译经。道安整理佛典，编出汉地第一部《经典》，又为汉地僧团制定修行和生活法规。他的弟子分布南北方，是推动佛教进一步传播的骨干力量。庐山慧远（334—416）弘传般若学说和净土信仰。他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等，主张在家信徒应忠君孝亲，做“顺化之民”，出家僧众虽不守世俗拜君新的礼仪，但通过传教化民，仍可有助于国家治理。后秦王姚兴迎龟兹（今新疆库车）僧鸠麻摩罗什（344—415）到长安，译出《般若经》大小品、《法华经》、《中论》等佛典35部300多卷，是以后中国佛教学派和宗派的主要依据。南北朝时期，社会相对稳定，统治阶级把支持佛教作为发展文教事业的一环。南朝各帝都崇佛，以梁武帝最为突出。他亲自登坛讲经，写佛教着作。四次舍身寺院，然后由朝廷和群臣用巨额钱财赎回。北朝虽曾发生北魏太武帝（446年）和北周武帝（574年）两次灭佛事件，但从总体看北朝也是支持佛教发展的。南朝梁时有寺2846所，僧尼82700人。北朝有寺30886所，仅在洛阳一地曾有寺1367所，共有僧尼200万人。可以说此时佛教已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之中。
佛教中中国传播中经历了漫长的民族化过程。佛经原是用梵文或葱岭以东的“胡”文写的，有一系列专门术语和概念。中国在佛教传入前已拥有高度发达的道等传统文化。众总是站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来看待和理解佛教，借用为中国人熟悉的概念、用语来翻译佛经，解释佛经。因此，把佛经译为汉文是佛教中国化的第一步。各代的译经僧在佛教界有很大影响力，如东汉的支谶、安世高，西晋的竺法竺叔兰，后秦的鸠摩罗什，东晋的佛陀跋陀罗，刘宁的求那跋陀罗，陈的真谛，北魏的菩提流支，隋的阇那崛多和达摩笈多，唐的玄奘、义净、不空等等，都把当时印度最新的学说传译到中国，译者周围有很多助手，有的担任口译（度译或传译），有的笔录成文（笔受），有的对译文加以审核和修饰（润笔）。译经时必须从汉文中选择与原文意思相当的词概念，用汉文文法进行表述。译者中的很多人和他们的助手都通晓中国传统文化善于文墨。他们在译经时自然而然地把他们对经文的理解，把带有民族和时代特色的汉文汉语掺杂到佛经中去。如把“涅盘”译为“无为”；把“禅定”译为“守一”，把“真如”译为“本无”、“自然”；把“无上正等正觉”译为“道”等等，都是利用了黄老学说和玄学的词语。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及考等伦理观念也被添加到一些佛经之中。中国的“道”，“理”、“性”等词语含义丰富，在译经时一般赋予这些词的不同含义去理解译文。
经、说法是传教的重要手段。讲经说法者为了使听众容易理解，往往借用为民众所熟悉或好懂的语言、道理来加以比附，此即为“格义”佛教。后赵佛图澄的弟子竺法雅哦个精于儒、道经史，他向弟子，士大夫讲经，时常“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高僧传·竺法雅传》）。这只是一个例子，格义佛教实际是会通印度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形式，为佛教的民族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译经和讲经都离不开研究。以译主为中心的译经班子实际也是个研究团体。要讲经则必须对佛经作一番研究考察。由于人们对问题理解不同，便形成不同的学说，产生不同的学派。这样，便形成了民族佛学，并形成了北传佛教。
佛教的历史：
整体而言，北传佛教多与传承地之固有文化融合，以大乘为主，流行梵文圣典及其翻译经典。南传佛教则保存较浓厚的印度原始佛教色彩，主要流行巴利语佛典。
中国中原地区自西汉哀帝元寿元年由西域传入佛教，东汉末年陆续译出佛教典籍，佛教教义开始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至隋唐而臻于鼎盛，形成天台、华严、法相、律、净土、禅等宗派。宋代以后又渐与儒道融合。汉译佛典的数量极大，现存最古老的汉译佛典是二世纪后半期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所译的。其后经历三国、两晋以至唐、宋各时代，均有译本推出，故现存汉译佛典为数在一千七百部以上，是研究佛教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中国西藏佛教自七世纪左右起直接由印度传入，传入后逐渐形成具有西藏地区特色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藏译佛典数量仅次于汉译，其中包含汉译佛典中所未见的中后期大乘经论，是研究中期与后期印度佛教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又因藏译佛典大部分是从梵文原典直译，容易还原为梵文，故也被称为“准梵语佛典”。其翻译时代始于七世纪，直到十三世纪仍持续着经典的翻译。
蒙古佛教由西藏传入。蒙古文译本的佛典是从藏译或汉译再译而成，故其资料价值不高。
朝鲜于四世纪后期传入中国佛教，七世纪以后更派遣僧人至中国求法，主要为禅宗。与日本同为汉译佛典流行区。
日本于六世纪前半叶自中国、朝鲜传入佛教，旋即发展为日本之主要宗教，且宗派极多。
梵文佛典主要是大乘经典，与汉译、藏译相比，数量极微。可分为在尼泊尔古塔及僧院发现的“尼泊尔本”；在中亚发掘的“中亚本”；发现于北印度喀什米尔古塔的“基尔基特本”。我国的新疆与西藏，也保存不少梵文原典。
此外，中国、朝鲜、日本等，各宗祖师及高僧之着作甚丰，亦为北传佛教特色之一。
藏传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 宗教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西藏网讯 近日，中国记协举办线上新闻茶座，邀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有关专家以“新时代西藏的发展变化”为题，与境内外记者和外国驻华使馆外交官进行交流，并回答记者提问。就记者们关心的宗教中国化问题，专家们指出，宗教中国化、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由宗教自身发展规律决定的，是历史的必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宗教中国化是对宗教在中国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概括，宗教信仰自由则是中国法律规定的公民享有的权利，两者间不存在此消彼长的问题。
图为6月22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二级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张云（左二），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扎洛（左三），宗教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拉先加（右一）参加中国记协举办的“新时代西藏的发展变化”新闻茶座 截图：刘莉
宗教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 也是佛教在中国2000年长盛不衰的秘诀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二级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张云说：“中国的所有宗教，包括道教都有中国化的过程，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例如，佛教虽然起源于古印度，但因为没有很好适应古印度的社会发展，佛教的生存空间受到了影响。后来，佛教传入古印度周边若干国家，尤其是传入中国后，由于很好地实现了中国化，实现了与时俱进，佛教才获得了真正的蓬勃发展。其中，藏传佛教就是典型的佛教中国化的产物。”
图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2022级“拓然巴”高级学衔班招生考试西藏考点现场，考僧正在互辩。摄影：王媛媛
张云介绍：“佛教传入西藏的源流有两路，一路从尼泊尔传入，一路从中国内地传入。有大量文献记载了这个过程，证明了佛教地方化、本土化、中国化的进程。比如，早在千年之前佛教传入西藏之时，西藏佛教界就曾讨论过应该用什么语言传教的问题。是用西藏老百姓听得懂的当地语言还是用佛教高深的语言？最后大家认为应该用西藏的当地语言来传播，因为老百姓听得懂才能接受。而且，佛教还与西藏的本土宗教苯教进行了很好的结合。此后，西藏本土涌现了许多高僧大德，他们的思想行为、宗教理念、对佛经的解读解释等都是中国的方式，都是中国老百姓听得懂、喜闻乐见的。这就是随着佛教中国化产生藏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不断发展的客观历史过程。”
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了近2000年，期间，中国的社会制度在不断发展变化，老百姓的思想行为也在不断发生改变，而佛教能够在这漫长的时光中长盛不衰，秘诀就在于其不断地中国化、不断地与中国的社会制度相适应。张云认为：“佛教强调服务众生，当中国的社会环境和制度变了、宗教服务对象的思想行为也变了，宗教相应地发生变化是历史必然的过程。这不是以哪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强调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就是顺应历史规律，帮助各宗教在中国获得更好的发展。而宗教信仰自由则是中国法律规定的公民享有的权利，受到大力保护，并不会因为宗教中国化的过程而有所减弱或受限制。”
宗教传教内容必须符合当下社会基本常识 藏传佛教经典中也存在过时的认知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扎洛说：“宗教中国化是一个总括性的概念。其基本含义包括两层意思，即：本土化与时代化。本土化是指必须要适应中国本土的人文、社会、文化；时代化是指必须要反映我们所处历史时代的思想和诉求。”
图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2021级高级学衔班师生赴五台山开展现场教学 来源：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
扎洛认为，如果宗教宣扬的思想、认知与价值违背了当下社会人们已经普遍形成的基本常识、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那么宗教就很难获得人们的信仰。他以中国佛教中的藏传佛教为例，从认知和价值认同两方面进行了分析：“例如，《瑜伽师地论》等经典是形成藏传佛教世界观的重要来源，但其中对自然世界的认识，实际上反映了2000多年前古印度的先贤们对世界的认识。今天，自然科学关于世界的认识已经远远超越了古人，此时我们再来读佛教经典，就会发现这些认识已经落后了。可是，这些知识仍然是僧人必须学习的内容，也随着传教活动而传播。所以，藏传佛教必须时代化，必须更新知识。再比如，今天藏族群众的公民意识不断增强，民主选举等理念深入人心。但藏传佛教中仍然有身份先赋性质的传统在延续，年轻一代实际上对此已经产生了质疑，宗教传统与现实观念就产生了冲突。”
扎洛表示：“当然，在宗教中国化过程中，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前提下，各宗教的一些固有价值还会得到弘扬。例如，几乎所有的中国宗教都宣扬仁爱、宽容、忍让、慈悲、和平等价值理念，这与当下中国社会的价值理念是相符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冲突。因此，我们倡导的宗教中国化、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既是创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为了各宗教能够适应时代发展和主流价值，从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宗教中国化已是社会共识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拉先加说：“从历史层面看，藏传佛教毫无疑问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对于藏传佛教而言，中国化的过程一直在进行，从未间断。藏传佛教自身必须不断地进行调适，必须与时代相适应、与时代发展同频同步，这是各级政府、藏传佛教教职人员、信教群众一致的看法与共识，也是中国所有宗教发展历程中必须面对的客观规律。”（中国西藏网 记者/刘莉）
★《布宫号》提醒您：民俗信仰仅供参考，请勿过度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