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里画外，他的经历本身，便是中国电影界的宝贵遗产

冬月二十五是什么星座

　　冬月二十五是射手座。射手座的出生日期是阳历11月23日-12月21日，属于火象星座，守护星是木星。射手座是开心的代名词，天生幽默风趣，非常懂生活，而且善于与人交际，身边的朋友众多，能够给身边的人带来欢乐。　射手座是出名的乐观派，懂得自我消化不好的情绪，对于情绪的掌握比较好，从来不会有烦恼。

　　射手座热情、友好、外向、直爽，喜欢和别人交朋友，喜欢随心所欲的侃侃而谈。射手座多才多艺，有超脱的想象力，对未知领域充满无限的好奇。他们享受着在超越物质的生命中遨游，感受着有别于生活的乐趣。射手座给人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待人真诚，和人打交道比较直来直去，有话直说的真性情。没有心机的老好人。

　　射手座喜欢挑战，热爱冒险，喜爱去开拓新的世界和知识领域。他们内心的驱动力在于突破界限、探索未来，寻求选择人生的信仰。自由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天性，他们特立独行，爱好自由，最不喜欢的就是被管教被束缚，这会让他们非常不满。射手座喜欢追求自己内心的精神世界，善于发现自己未知的领域，也愿意为之学习。射手座有着非凡的活动力，任何束缚都使他们感到压抑，他们真正的渴望是像天马一样在自己喜爱的广阔空间。

画里画外，他的经历本身，便是中国电影界的宝贵遗产

画里画外，他的经历本身，便是中国电影界的宝贵遗产

长影老编辑王霆钧回忆李前宽导演的电影人生

近日，中国著名导演、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李前宽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王霆钧、王乙涵合著反映李前宽、萧桂云电影传奇的长篇报告文学《画里画外》，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引人关注的是，这部作品是王霆钧在长影工作三十多年，从长春到北京，历经28年对李前宽、萧桂云导演跟踪采访完成的“跨世纪”之作。7月的一天，王霆钧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独家采访，讲述了李前宽导演的电影人生，以及银幕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往事。

李前宽先生去年在浙江宁波慈溪病逝，享年80岁。李前宽、萧桂云伉俪导演的《佩剑将军》《开国大典》《重庆谈判》《七七事变》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为中国电影历史写下了辉煌一页，成为里程碑之作。

创作

让“只有半年时间”的生命赢得了七年

说起和李前宽导演的相识相知，王霆钧语调不时因激动而起伏。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李前宽萧桂云联合导演了《开国大典》之后又拍了《重庆谈判》等史诗巨片，王霆钧应《电影文学》之约，采访撰写了一篇名为《前折蟾宫桂云开天地宽》的报告文学，刊载以后，反响很大。随着二位导演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想采访他们的人也越来越多，其中不乏著名作家。然而，李前宽萧桂云依然选择由王霆钧继续完成对他们的采访和写作。“我交上的‘作业’，他们看得十分认真，一字一句地修改。”这样的信任和热情，使王霆钧深受感动。

因为都是长影人，每次去见李导夫妇，既是采访，也是拜访，都是“在聊天的气氛中进行”。而且两位导演艺术家的讲述绘声绘色，“尤其是李前宽老师极具表演才能，他讲故事有情节有细节，精彩极了”。王霆钧记得，自己写了一大半时，因为换电脑，不慎将文档全部丢失，万分着急之下想起之前打印了一稿给萧导，便试着询问。幸运的是，萧导很细心，从长春举家迁往北京的时候还将那一稿保留下来。王霆钧坦言：“倘若找不回来，我是不是还会继续采访、写作下去就很难说了。”

直到现在，王霆钧说起来都会觉得痛惜和遗憾——2018年初，从长影走出来的李前宽导演还提出再为长影拍片的想法。“他从长春返回北京，我们见了一面。听说我正在写长篇纪实《电影之光》，写的是东影创业史，他就十分兴奋，要求我先写电影剧本。由此我们开始了电影剧本《东方欲晓》的联合创作。可惜的是，剧本完成后生不逢时，新冠疫情暴发，投资链中断，拍摄搁浅。”

那时候，王霆钧才知道，李前宽导演几年前已经确诊晚期肺癌，医生暗示他的生命只有半年时间，他实际是一边配合治疗，一边投入到忘我创作中。“在我们合作的时候，他的病情奇迹般地好转，几次复查结果都不错。因为挚爱的电影吧，他顽强的生命力又赢得了七年时间。”王霆钧说，在这七年中，李前宽导演完成了电影剧本创作和一些回忆友人的文章，还画了不少画。《东方欲晓》搁浅之后，他们又操作了几个题材。“在谈到其中一个纪录片的时候，李导还打电话给我谈了具体想法。他说，这个我先动笔，然后你来整理成电脑文档。我说行。之后，李导一直没有再打电话过来，我以为他一直在忙着。突然看到噩耗，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

在王霆钧看来，在当代电影艺术家中，很难有谁能够超越李前宽对电影的贡献，“他不仅仅局限在电影创作上，而是对中国整个电影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比如央视电影频道的开通、中国电影博物馆的建成，还有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促成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颁布等，这些都是泽及后世的作为”。

王霆钧说，李前宽导演一直对《东方欲晓》念念不忘。萧导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已经画出了不少分镜头，只等疫情过去；《抗美援朝》的电视电影版如何剪辑，他也已谋划好……“我们写李前宽和萧桂云伉俪导演，就是想留下一笔宝贵的电影文化遗产，因为他们的经历太珍贵了。”

自从被任命为总导演那天，李前宽就说，总导演就是总当导演，总在导片子。在他看来，导演是没有固定岗位的，只要在为电影的事操劳，就是导演的工作岗位。王霆钧认为，李前宽导演不是倒在养病的床榻上，而是倒在了导演岗位上。如今，让王霆钧感动的是，近一年来，在线阅读的很多网友和身边的朋友都在为这本书的出版费心尽力。当电影出版社决定出版的时候，“我将此事告知萧老师，她很高兴。我想倘若李导地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吧”。

悄悄报考

成为北电第一届美术系学生

1942年冬月，李前宽出生在大连，在学校，他就能写能画能唱又能演，还是学校文艺大合唱的指挥。1959年夏天，18岁的李前宽顺利通过沈阳鲁迅美术学院的复试。但他同时得知：这一年北京电影学院增设了电影美术系。“电影美术，既有美术又有电影，多好！”于是他又悄悄报考了向往已久的北京，很快就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准考证”。时间紧迫，李前宽赶路时，考试就已经开始。等李前宽深夜到北京下了火车，一路打听到位于小西天的电影学院时，监考老师说：“你怎么才来？素描和设计都已经考完了。”李前宽心里一凉，连忙说：“老师，我接到准考证连一天都没耽误就来了。你就让我考吧。”后来，他破例直接参加摄影系素描考试，设计考试单独安排补考。发榜时李前宽不仅成绩很好，复试时有位教授说，“这孩子的才思和反应应该考导演系”。

考完回家之后，有同学叫他“画家”，还祝贺他被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录取。李前宽到学校一问，主管毕业的主任说：“学校已经决定了，让你到沈阳鲁艺。北京就不去了。”但李前宽有自己的主意。他写了两封信，一封信写给沈阳鲁艺声称自己不去了，另一封信寄到北京电影学院请求把录取通知书寄到家中。很快，北京电影学院寄来了《新生入学须知》，要求他在8月底报到。

不甘于命运的摆布，李前宽最终成为北京电影学院第一届美术系学生。一入学的新生见面会，导演系主任田风就在李前宽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清瘦的田老师话说得很严厉：“你们如果不在学业上狠下苦功夫，进了学院的门也迈不进电影事业的大门。”在学校，除了图书馆，李前宽往田老师住处跑得最勤，经常拿着写生习作请田老师指教。田老师也爱才，冬天，他们一起看画展、听音乐会、看戏，春天，他们到北海茶馆观察生活，秋天，一起到田野写生；夏天，他们去海边游泳。

1964年秋天，李前宽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离校的时候，他几次去向恩师告别，都遭到拒绝。当时田风老师成了“反革命小集团”黑后台，停职反省，检查交待。不见田老师就离校，感情上接受不了。李前宽又一次到田老师家，敲了半天，没有回音。他鼻子发酸，恳求：“田老师，我是前宽。我一定要见你一面。你不见我，我就在这站着不走了。”门开了。老师瘦了，胡子拉碴，头发老长，面容憔悴。屋里一股呛人的烟味，烟头堆成了小山。师生二人四目相对，眼睛泛着泪花。

李前宽鞠了一躬，说：“田老师，我就要到长影报到去了。你可要保重啊！”田老师凝视他片刻，上前一步，伸手在他肩上重重地拍了拍，沙哑却语重心长地说：“前宽，到长影好好干，事业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过了一会儿，他从笔筒里抽出两支毛笔说：“前宽，这是我在日本留学的老同学王式廓送给我的狼毫笔，送给你吧。” 李前宽没想到和田老师的这次见面竟然成了诀别，这两支笔也成了永远的纪念。但老师说的话像在心里种下的种子：“前宽你应该学导演，走我的路。我是先学美术后改导演的。学美术对你没有坏处，它可以锻炼你的观察力、记忆力以及造型能力。世界上好多大导演都是干过美术的，像苏联的爱森斯坦、库里萧夫，日本的黑泽明，包括中国的许幸之、凌子风等等，都有很好的美术功底，他们的分镜头剧本不是写出来的而是画出来的。以后你也走这条路。”

为选演员与司令斡旋 “解放”了李仁堂

一个导演不仅要有出色的艺术功力，还要有非凡的办事能力。李前宽就是这样的人。1972年春节后，冬雪过后的长春寒冷得出奇。这一年，长影恢复了停滞七年的影片生产。按照上边的指示，先拍样板戏，再把“文革”以前的优秀影片《平原游击队》《青松岭》重拍一遍。长影的摄影棚里亮起了聚光灯，艺术创作者的脸上有了笑容。

厂里安排李前宽到承德话剧团去摸摸《青松岭》剧本和演员的情况，为重拍做些准备。李前宽坐着硬板座日夜兼程赶到承德，见到了《青松岭》的编剧张仲朋，也见到了戏里的全体演员。剧本好办，最让他挠头的是演员。当时正在进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李仁堂不能演主角，扮演钱广的演员还在烧锅炉，连演员也当不成。

承德话剧团的军宣队特意为李前宽安排一场演出，但用的全是B角。李前宽摇摇头说：“有以前李仁堂演的张万山在那儿比着，这个张万山能让全国观众满意吗？”军宣队觉得李前宽说得对，同意让他在全省选演员。李前宽走访了全省的文艺团体，认定必须用《青松岭》的原班人马。经过汇报，厂里很支持李前宽的想法。可是剧团领导十分为难，“这些演员能不能用，剧团说了不算，只有找承德地区的‘党政军一把手’牛司令”。

趁着牛司令来剧团审查片子，李前宽向他介绍了长影重拍《青松岭》的意义，补充说：“长影要重拍的三部片子都是反映河北农村生活的，而《青松岭》又是承德地区的，这两个月我在河北跑了好几个剧团，还没有发现有能超过‘文革’前《青松岭》剧组的演员。我已经向长影领导汇报，厂里同意启用李仁堂、李树楠、刘小妹和王忠礼等原班演员。希望得到牛司令支持。”

牛司令知道重拍《青松岭》意义重大，于是说：“李仁堂的戏是演得不错，既然长影表态用他，剧团就给他个梯子，让他做个检查爬下来嘛！我看就这么定了。”领导说了话，李仁堂和其他演员得到解放。李前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与李仁堂等演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李仁堂在《青松岭》里的出色表演得到业界一致认同，后来被调到北影剧团工作，演了《泪痕》《子夜》《如意》《被告山杠爷》等影片，塑造了很多经典人物形象。

重导《青松岭》时，刘国权导演指名要李前宽当场记，“我喜欢这个小伙子，聪明好学，为人正派，是个导演料”。李前宽除了观察导演怎么拍戏，还把演员的位置，道具的摆放，演员的调度等等，一丝不苟地画在特制的场记表上。刘导非常满意，对大家说：“对这个戏第一个熟悉的是我，第二个就是李前宽。”

有大将军的胸怀 才会拍出气势

上世纪七十年代，全国各地文艺团体还处在“斗、批、改”的氛围中，演员能参加电影拍摄，可以看作是被落实了政策，也必然为他们后来的艺术生涯铺平道路。李前宽在那时只是一个普通的副导演，却凭借超强能力，促成十位演员走上银幕，他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执着的担当，令人敬佩。

1975年，长影准备恢复生产故事片，厂里将李前宽调到故事片组担任副导演。他第一次外出组稿便带回了反特故事片《熊迹》的剧本。《熊迹》的作者是公安部创作组作家王文林，五十年代曾给长影写过《铁道卫士》。当时，导演电影《冰山上的来客》而享有盛名的赵心水导演正憋着一股劲想拍好片子，看到《熊迹》剧本的惊险样式，十分兴奋。厂里决定由他导演，李前宽做副导演。

赵心水导演让李前宽全权负责选演员工作。当时，李前宽看了中国话剧院演员石维坚在话剧《枫树湾》中的表演，觉得他很适合扮演《熊迹》的男主角。但因为家庭有历史问题，单位不让他上银幕。李前宽想，既然能在舞台上演主角，为什么不能在银幕上演主角呢？原来，“文革”中石维坚的父亲和“台属”继母双双遭到批斗，二人不忍受辱携手跳江自尽。在北京地安门后门桥石维坚的家里，李前宽同他长谈了几个晚上。李前宽决心为他争取这个机会。

在李前宽看来，办法总比困难多，只怕没有解决困难的勇气和决心。他给公安部党组写了一封信，说明《熊迹》是公安部抓的戏，石维坚演主角是最合适的人选，只因社会关系不能出演太过遗憾。然后在王文林的帮助下，李前宽进入公安部食堂，见到了黄庆西副部长。黄副部长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早知《熊迹》的事，听了李前宽介绍影片的筹备情况，心有所动。李前宽又抓住机会向各位部长说明《熊迹》是周总理亲自指示要拍的题材，意在揭露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教育全国人民提高警惕。他说，“我们党的政策是一致的，石维坚可以在话剧舞台上演一号人物，也应该可以在电影里演一号人物”。

李前宽和王文林都觉得启用石维坚“有戏”，他知道使用演员的意见要通过文化部，就马不停蹄地跑到“文化领导小组”，拜见时任文化部艺术局长的戏剧家马少波，并向他汇报了去公安部借石维坚的事。当时，文化部部长于会泳的大秘书是电影学院老师汪流，也是李前宽在校时熟悉的电影文学系教授，李前宽又恳求汪老师一旦看见相关批件，一定尽快通知他。第二天，汪流老师就打电话告诉李前宽，公安部的文件下来了，同意石维坚出演《熊迹》的主角，批示已转到文化部艺术局并“中国话剧院”。李前宽道了谢，火速赶到中国话剧院院长室，把借石维坚的事敲定。同时给石维坚去电话，让他到招待所等消息。当疲惫不堪的李前宽回到招待所，一眼就看到正焦急不安的石维坚。他故意绷住劲走向石维坚，快到面前，冲他肩膀就是一拳：“哥们儿成了！”石维坚惊喜万分，激动的眼泪像开闸的水。

李前宽刚松了一口气，赵心水导演的电话打了过来，让他到南京京剧团把王馥荔请到厂里。赵心水说：“林农导演拍《金光大道》让她演主角。他们剧组的人去请，无论怎么说，团里都是一个字：不！林农是我们前辈，你务必帮这个忙。” 李前宽以他的口才和热情，很快就借来正在演样板戏的王馥荔，参加了电影拍摄。影片上映后，王馥荔塑造的“大嫂”被观众称为“天下第一嫂”。上影厂谢晋导演看了电影《金光大道》和《熊迹》，决定让初登银幕的石维坚、王馥荔演《天云山传奇》中的男、女主角。影片上映后引起巨大轰动，这二位在长影走上银幕的演员，后来成为中国影坛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1982年，李前宽、萧桂云伉俪导演的处女作《佩剑将军》在中国电影史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李前宽说，导演要有大将军的气度，不能小家子气的照猫画虎。萧桂云说，有大将军的胸怀，才会拍出气势。8年后他们再次携手拍出史诗大片《开国大典》和《重庆谈判》，开创了中国电影的宏大叙事美学。新世纪以来，作为导演，李前宽拥有开放的视野，不懈探索艺术的执着追求，力图用新观念来改造和发展电影。在王霆钧看来，东坡先生的一首《定风波》，可以作为李前宽、萧桂云夫妻的人生写照：竹杖芒鞋，吟啸同行，一蓑烟雨任平生。五十年过后，经过了苦难，也经历了辉煌，回首往事，他们做到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人生意境。

文/本报记者 李喆

来源：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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